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大国博弈持续升级，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战争形态和国际竞争规则。未来十年，国际格局将走向何方？美国为何选择战略收缩？中国又该如何在百年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
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共同主办的“区域国别学与全球领导力系列讲座”第十场上，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帆教授围绕“美国建国250周年及其全球领导力思考”展开系统分析。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王帆教授人大重阳公众号
王帆：当前国际形势仍维持紧张动荡的态势。据统计，目前局部战争与小型军事冲突的发生频率处于二战以来的高位。俄乌冲突尚未完全结束，近期虽然出现某种调整，但无法确认今年内能否彻底缓解；中东虽已达成意向协议，但实际执行难度极大，可能进入长期谈判、冲突甚至一定军事行动交织的状态。诸多危机持续发酵外溢，冲突不断深化，国际社会的裂痕持续加大。
人类饱受2022年疫情后遗症、地缘政治冲突、大国关系转型、气候环境突变、保护主义盛行、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因素的叠加影响。许多国家仍在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部分国家陷入发展迷茫；除了宏观危机背景外，全球多数国家正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使得原有危机之上又叠加了新的风险因素。
从全球层面看，南北鸿沟不断扩大，超1亿人流离失所，8亿人面临饥饿问题。目前我也指导博士生开展难民问题研究，难民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可能引发驻在国的社会问题甚至新的冲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任重道远。简言之，人类安全期待保障，全球治理期待重置，经济全球化期待回转，国际秩序期待变革，国家关系期待重塑，大国责任期待承担。
世界正处于政治变革与动荡日益加剧的阶段，这是总体判断。在此背景下，不确定性突发事件频发，可谓“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走”。按照惯性思维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接连出现，比如北约内部出现危机、美国作为北约盟主与盟国之间矛盾凸显，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传统美欧一体化进程出现结构性转变，这些都是此前难以想象的情况。
在全球共同面临重大挑战的背景下，我国也面临诸多困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可能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尤其需要深刻理解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内涵，在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保持战略理性与战略定力。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十分不易。各类舆论不断引发思潮变化，甚至造成民众层面的思维混乱，因此我们更需要坚守战略理性。
一、国际战略转变的时代背景
接下来先介绍时代背景。大家日常接触的瞬时、即时信息较多，对纵向的大时代背景关注相对不足。我对此感受很深，如果具备历史纵深感，就能更好地把握时代变化的脉络。
我从三个维度展开时代背景的介绍：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国际转型过渡期，三是多极化。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
当前变乱交织、矛盾叠加的局面，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变局有何异同？哪些是全新的变量，哪些是历史规律的延续？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很多事件有其历史相似性，也有新的时代特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强调“纵观国际格局，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逻辑与时代特征，涵盖国际权力结构、全球秩序、科技革命等多维度变革。
这里特别提一点：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未来十年是关键期”，对应2018年至2028年；拜登、普京也在2022年提出“未来十年是关键期”，对应2022年至2032年。三者的判断都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背景下。
为什么主要大国领导人都提出“未来十年关键期”？这背后有何深意？是否意味着未来数年将进入变革临界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转型过渡期将抵达关键节点？
其中一个核心变量是科技变革。科技发展正进入新的爆发期，可能带来颠覆性变化。大家熟知的人工智能，包括具身机器人等技术，将深刻改变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极具颠覆性的变革。
我有一个判断：1945年美国掌握核武器后，人类进入核时代。1945-1949年是美国独家拥核阶段；1949年苏联拥核后，两大国形成“核恐怖平衡”。核时代带来的核心变化是，大国之间从未发生直接战争——战争观被彻底改变。核时代之前，世界大战即便代价惨重，最终也有赢家；核时代出现后，大国战争没有赢家，只会两败俱伤。一战、二战之所以惨烈，正是因为存在“赢者通吃”的预期。核时代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大国不会轻易诉诸战争，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方，十分钟后也可能走向灭亡，没有真正的赢家。
而下一个时代是AI时代。AI已经带来诸多可感知的变化，包括学科与教学调整：很多语言类学科面临极大挑战，过去需要培养十年的同传能力，现在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实现，甚至准确率更高。
从大国战略角度看，AI时代更值得警惕的变化是：战争可能重新出现赢家，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观察俄乌冲突，乌克兰提拔三十余岁的人工智能专家担任国防部长，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战场态势因此发生显著变化——原本俄罗斯具备碾压式优势，如今战场格局已被改写。
传统战争的人员伤亡代价极高，无人机、具身战士、机器人战士的广泛应用，将大幅降低战场人员伤亡。大国博弈转向人工智能与高技术对抗，战争可能重新产生明确赢家。未来的战争或许只需数人在电脑前操作即可完成，士兵无需亲临战场，极端情况下如同通过电子游戏决出胜负。这种战争形态的变化，将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乌克兰无人机飞行员使用的FPV无人机。 路透社、韩联社
回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也不限于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他还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同时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全球性问题加剧，人类处于危机交织叠加、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关于“百年”的内涵，学界有不同讨论。有学者曾提出“三百年未有之变局”“五百年未有之变局”，基辛格也曾提出三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判断。我个人理解，“百年”并非特指某一段具体的一百年，而是强调变局的广度、深度与量级，是对变革程度的概括，可以比照晚清时期“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表述。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等仁人志士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冲击，提出“千年未有之变局”。当时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很高，位居世界前列，但闭关锁国、故步自封，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毫无准备。这也说明，GDP总量是国力的构成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核心在于高科技水平与经济结构，在于先进工业能力与生产能力在经济中的占比。
当前全球四大前沿科技领域——人工智能、芯片、量子通信、生物科技中，只有中美两国具备全面布局能力，俄罗斯等国仅在生物科技等少数领域有一定积累。前沿科技实力与经济结构，是决定国力的核心要素。
晚清的悲剧在于，仁人志士看到了世界变革，却无力改变国家闭关落后的整体局面。如今我们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意味着全球力量格局、发展道路与模式都将出现新的变化，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五个维度理解：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过去五百年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从欧洲中心转向美国主导，国际化、全球化在很长时期内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国际标准、国际话语也长期由西方主导。这一局面至今尚未根本改变，西方话语仍占据主导地位，英语媒体的全球影响力远高于其他语种。
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全球南方”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刚实现民族独立；六七十年代逐步组建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合作机制；如今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不断扩员，发展中国家从独立自主阶段进入团结自强阶段。
从数据看，1980年到2023年，发展中国家GDP全球占比从25%提升至4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西方七国集团GDP全球占比从61%下降至45%，已不足一半。与之对应，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美欧主导向亚太地区转移。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国已达10个，人口占全球46%，GDP占全球36.6%，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合作平台。全球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深刻变化。
第二，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和平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但当今世界最稀缺的就是和平。当前全球武装冲突达五十余场，数量创二战以来新高，乌克兰危机、中东冲突等对全球能源、粮食、贸易、金融、交通、供应链稳定造成严重冲击。部分热点问题呈现长期化趋势，俄乌冲突、中东问题都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分歧与冲突将长期交织，部分矛盾可能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
第三，世界发展进程受挫。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至今，时间已过半，17项目标中仅15%处于预期推进轨道，其余均严重滞后，全球极端贫困率20年来首次上升，人类发展指数三十年来首次下降。西方国家推行“去风险”、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政策，干扰全球合作，破坏多边贸易体系。世贸组织2025年9月的报告指出，保护主义加剧可能让全球贫富差距缩小的进程倒退30年。
第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艰难曲折。全球性挑战持续增多，现有全球治理架构在权威性、执行力等方面的缺陷不断凸显，改革诉求日益迫切，全球南方国家的诉求尤为强烈。全球南方在经济占比、人口规模、经济增长贡献等方面已举足轻重，但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严重滞后，权利与地位严重不对等。西方国家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奉行本国优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五，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美是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超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国约17万亿美元，美国约22万亿美元，第三位经济体规模仅5-6万亿美元，差距显著。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遏制与焦虑，根源在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按照美国战略学界的判断，当后起国家GDP达到守成国家的三分之二左右时，就抵达战略临界点——此时再不打压，守成国将无法遏制后起国的崛起。拜登提出“未来十年关键期”，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判断。
这里补充一段历史脉络：美国建国250年，19世纪末GDP已居世界第一，但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局限于西半球。1945年罗斯福推动美国从地区性大国转向全球性大国。冷战时期是两极格局，美苏对峙；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才进入单一首霸阶段，当时美国学界提出“单极时刻”的概念，强调要维持21世纪的美国霸权，就必须在“单极时刻”有所作为，随后在21世纪初，美国便借911事件发动伊拉克战争。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判断中国远不足以构成挑战：1999年中国GDP仅居全球第13位。美国利用单极优势发动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推行“大中东计划”，通过重塑中东格局保障美国霸权的长期稳固，原本的规划是打完伊拉克后解决伊朗问题，避免伊朗在伊拉克被削弱后坐大。
二十年间，中国发展远超美国预期：201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美国因此开始战略调整，战略收缩并非始于特朗普，而是从奥巴马时期就已启动——从伊拉克撤军，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核心是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认为，自己在中东打了十年战争，中国却在东南亚深化合作，这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失误。
1999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初衷是通过接触改变中国，让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后走向美国预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出现类似苏联解体的局面。但中国不仅没有按照美国的剧本发展，反而借助全球化实现了快速发展，坚定走自身发展道路，道路自信不断增强。
事实上，中国加入WTO的决策面临巨大风险，当时国内也有民族工业能否承受冲击的担忧。但战略层最终做出加入WTO的决策，事后证明这一战略手笔对中国发展与民族复兴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中国的发展壮大，不是为了取代美国霸权，而是推动全球力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探索人类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
当前美国GDP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25%-26%，但面临新兴国家群体的集体冲击。对比历史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闭关锁国，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被动落后；如今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脱钩断链，而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历史规律证明，封闭斗不过开放，阻隔斗不过联通。中国的高水平开放不是政策性开放，而是制度型开放，通过制度保障实现与世界的接轨融通，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总而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新的开端与变革，意味着全球力量与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完全由西方主导、支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合理的多极共治局面，这是百年变局的核心指向。
（二）国际格局转型过渡期
转型过渡期始于上世纪90年代苏东阵营解体、冷战格局终结之后——旧的两极格局瓦解，新的稳定格局尚未形成，由此进入转型过渡阶段。
21世纪初是转型过渡期的积累酝酿阶段，到2026年的今天，转型期已进入矛盾尖锐、冲突多发、大国关系持续紧张的阶段。纵观历史，任何格局转型期，大国关系都呈现持续紧张的特征。当前转型期恰逢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矛盾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特征。本质上，力量对比尚未定型、格局结构尚未固化，本身就会导致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守成国对任何潜在挑战国都会高度敏感。
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战》中考察了历史上16次权力转型，其中12次以战争方式收尾，即通过战争决出胜负、重塑秩序，“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由此而来。另一位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曾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他访问中国交流后，也表示“希望大国政治的悲剧是错的”。西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受历史经验局限，认为权力转移只能通过战争实现；但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纵深，有更丰富的治理智慧与和平转型的可能性。
《注定一战封面》，艾利森著
梳理历史上的几次转型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当前转型的不同特征：
第一次转型是19世纪末到一战前，大国获取利益的核心方式是殖民扩张，通过军事占领殖民地获取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当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直接激化。
第二次转型是一战后到二战期间，大国利益争夺转向战争手段，赢者通吃，从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最终升级为世界大战。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集团化对抗，各国结成同盟阵营，壁垒分明，最终引发全球性战争。
当前的第三次转型，即冷战后至今的转型，大国博弈的核心是制度之争。美国的霸权是典型的制度霸权：通过主导建立国际组织、设计国际规则、控制国际制度获取最大收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都是制度霸权的体现。美国自诩不搞殖民地，实则通过制度规则收割全球利益。
如今美国的制度霸权面临压力，开始推行泛安全化、“退群”甚至试图另起炉灶。联合国本是美国倡导大国合作建立的机制，如今美国却不断背离多边框架。
需要明确的是，转型期矛盾叠加、危机频发不是意外，而是所有转型期的共同特征。只有格局相对定型后，局势才会趋于平稳。
回到“未来十年关键期”的判断，我认为其核心指向是科技发展的颠覆性突破——谁能率先取得科技领域的颠覆性成果，谁就能占据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如果说AI时代的战争形态变化还属于远期判断，那么科技竞争抵达临界点已是近在眼前的趋势。如果前沿科技实现颠覆性突破，生产力将得到极大释放，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三）多极化与国际力量对比
十年前提多极化，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中国反对单极霸权的表述；但如今美国官方也开始提及多极化，万斯、鲁比奥等人都公开讨论多极化趋势。美国的结构性战略调整，正是基于“世界进入多极化、美国无法独霸全球”的判断。
多极化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种是中国倡导的“平等有序的多极化”。2024年外事工作会议为多极化加上“平等有序”的定语，是有深刻考量的——多极化并不天然等于稳定，单极、两极格局也有其稳定机制。只有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才能带来真正的全球稳定。与之配套的是“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张。
另一种走向是开历史倒车：美国通过脱钩断链打造平行市场，形成两套相互割裂的市场体系，导致世界两极分化。美国国内讨论的“G2”概念，本质仍是中美两分天下，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框架。
我认为，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百年变局的最终方向。
二、国际战略形势转变的特点
1.从“中心—边缘”到“南方崛起”
国际力量对比的衡量标准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过去是存量博弈，以GDP总量论强弱；如今增量竞争的权重不断提升，核心增量就是算法、算力，而算力直接与电力能力挂钩。美国外交委员会提出“电力国家时代”的概念，电力能力直接决定算力支撑能力，进而决定国家在AI时代的核心实力。
国际影响力的体现方式也在变化，核心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塑造。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断提出新倡议、新概念，探索新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新型发展道路的代表。中国绝不输出发展模式，但愿意与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开展交流互鉴。
规则设计与议题设置能力，是国际影响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远不止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对外援助那么简单。2014年北京APEC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的国际会议，议题基本由美欧设计，新概念由西方提出，中国学界的工作多是解读西方概念。2014年APEC会议上，中国首次提出二十余项议题，此后在议题设置与规则设计上持续推进。如今在金砖会议、上合组织会议、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中国提出的诸多新议题、新倡议，都具有前瞻性与代表性，契合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关乎人类发展方向与共同未来，因此能得到广泛响应。
此外，“链条实力”成为国力的新维度。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掌控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与关键矿产、能源安全深度绑定。美国推动脱钩断链，本质是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关键产业链中剔除；但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具备不可替代性，稀土就是典型的战略性资源。美国测算，要建立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稀土开发与制造产业链，需要五到六年时间，难度极大。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从低端制造到高科技产业链覆盖完整，印度、东南亚都无法完整替代中国的产业链地位。
2.大国博弈的核心逻辑
当前大国博弈呈现两个突出特征：竞争长期化，阵营模糊化。一方面，大国竞争是长期趋势，不会在短期内消解。另一方面，清晰的阵营划分越来越难。欧盟试图绑定美国、依托北约深化合作，但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成员国的施压，加剧了美欧矛盾；印度、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普遍推行全方位外交，不会完全绑定某一方。阵营边界的模糊化，是当前格局转型期的重要特点。
当前的大国博弈是单一主导下的多元博弈，制度性竞争贯穿始终，竞争领域延伸至关键矿产、海上通道等维度。美国试图控制格陵兰，核心是争夺关键矿产；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能对全球油价与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凸显了海上通道的战略价值。如今的地缘竞争不再是传统的占领领土、增设军事基地，而是聚焦关键节点、关键领域的精准竞争，竞争范围更广、焦点更集中。
资料图：霍尔木兹海峡 视觉中国
3.美国战略收缩的动因
关于美国是否在战略收缩，学界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美国没有收缩，只是霸权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美国的收缩还是在进行过程中，因为这个收缩不是由一个总统的愿望而决定的，而是实力约束下，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当维持霸权的成本远超收益时，收缩与调整就是必然。
美国整体影响力在下降，而科技竞争需要巨额投入，中国的科技投入规模已对美国形成压力，因此美国必须调整资源配置，向核心领域集中。2025年11月24日，特朗普提出高科技“曼哈顿计划”（The Genesis Mission，又译“创世使命”）。因其调动资源的规模和紧迫性，被白宫直接对标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同时面临财政压力，又限制中国在量子通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只能通过战略收缩优化资源配置。
这种收缩不是全面退守，而是战略聚焦——在局部领域反而会表现得更咄咄逼人。美国的西半球战略就是典型：在中东方向寻求阶段性缓和后，会将重心转向拉美，先后针对委内瑞拉、古巴，巩固“后院”。而亚太地区始终是美国的战略重心，因为中国是其核心战略竞争者，这一方向不会改变。美军将印太司令部调整为太平洋司令部，也是战略收缩与聚焦的体现。
战略收缩期，美国也有动力缓解大国紧张关系。特朗普寻求与中国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本质上也是服务于其战略聚焦的整体逻辑。
需要明确的是，判断美国战略收缩，不代表中国就要顺势冒进。中国的战略始终按照自身节奏推进，不会跟随美国的步调进退——这是吸取冷战的重要教训。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不断超越提升自己，而不是削弱打压他国，中国的发展依靠自身竞争力，而非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基础上；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博弈，中国依然重视美国市场，也愿意与美国开展各领域合作。
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的长远方向，是走向更加均衡的状态。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各国树立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承担共同责任。我曾和美国学者交流，问他们中美关系何时能真正改善，对方回答“只有小行星撞地球的时候”——只有共同的外部威胁出现，美国才会放下竞争。但我认为，当下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公共卫生等共同挑战，就是那颗“小行星”，这些全球性问题远比国别竞争更迫切，需要各国携手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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