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爸是2025年冬天走的。
肺癌。确诊时已然晚期,从查出病情到离世,前后不到四个月。他走的那天下午,原本一直昏睡的他,忽然睁开眼睛,虚弱地抬手指向窗外,轻声说:“那栋楼的墙还没砌完。”
我顺着他指尖的方向望去,窗外是一栋正在施工的商品房,灰色的水泥墙面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
“爸,那不是您的活。”
“我知道。”他浅浅笑了一下,笑意清淡,像冬日哈在玻璃上转瞬即逝的雾气,“我就是习惯了。一辈子看着任何一堵墙,都总觉得自己欠它一块砖。”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当晚十一点二十分,我爸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坐在床边,紧紧握着他冰凉的手,默然无言,没有落泪。我站在门口,怔怔看着,也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护士撤走仪器的那一刻,我心里只剩一个沉甸甸的疑问:我爸这平凡劳苦的一辈子,到底活成了什么样?
02
我爸名叫周德厚,1958年生人,1977年拜师学瓦工,这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八年。
这辈子他亲手砌过多少面墙,连他自己都数不清,只粗略说道,几千面总是有的。这数千面墙体散落在家乡城市的各个角落,老城区的居民楼、新开发区的商品房、连片的安置房、热闹的商业街,处处都有他亲手打磨的痕迹。他记不住复杂的路名,可只要路过自己砌过的楼,一眼就能认出。
“这面墙的红砖是我亲自挑的,那家砖窑的料子最扎实,后来环保整改,砖窑就关停了。”
“这栋楼的承重柱,我灌浆那天赶上暴雨,老板为了省钱不肯换受潮的水泥,我当场跟他吵了一架,最后自掏腰包买了两袋新水泥补上。”
“那边的安置房,每一面墙角我都多砌了两块砖。那批水泥标号不够,质地不结实,我多添两块砖,就多一层保障,住着踏实。”
小时候我总不懂父亲的“傻”。老板不加工钱,他偏要自己掏钱补材料;甲方和住户都看不出端倪,他偏要费时费力多砌两块砖。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这从来不是愚笨,是他身处浮躁尘世里,仅剩的、能自己做主的底线与初心。
可四十八年的岁月里,他从未跟我们细说过工地的辛苦、经手的工程。家里的饭桌,永远是琐碎的家常:菜价涨跌、母亲的血压、我工作的琐事。
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容得下一堵墙,和下一面待砌的墙。
03
父亲走后的第二天,我在家收拾他的遗物。
他的遗物寥寥无几,朴素得让人心酸。一个老旧的工具箱,里面整齐摆放着瓦刀、水平尺、墨斗、灰板,每一件工具都被擦拭得锃亮,刀口与尺身布满深浅不一的纹路,是数十年日积月累、深深嵌入钢铁的指纹。几条工装旧裤,膝盖位置被常年跪地劳作磨得近乎透明。一副老花镜,镜腿断裂,缠着一圈又一圈橡皮膏勉强固定。一台老旧的老年机,通讯录里仅有十六个联系人,全是至亲家人,唯独多了一个陌生的修热水器师傅。
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不起眼的小笔记本。
是街边小摊两块钱一本的普通本子,封面印着老旧的福娃图案,纸页泛黄发脆,圆珠笔字迹历经岁月冲刷,淡得几乎看不清。我逐页翻看,整本笔记没有琐事、没有账目、没有缘由,只有一个个日期和人名。
2013年3月,王晓东。
2014年7月,刘志强。
2015年11月,张海燕。
通篇翻下来,足足四百八十多个名字。
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拿着本子询问母亲,她仔细翻看许久,也轻轻摇头:“你爸从没跟我提过这些人。”
四百八十个陌生名字,密密麻麻铺满纸页,横跨二十年,从2005年一直记到2025年。
我满心疑惑,一辈子老实本分、常年泡在工地的瓦匠父亲,不爱交际、不善应酬,从未结交过什么人脉,为何会默默记下这么多人的名字?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朝夕相伴的父亲,我从未真正读懂过。
04
父亲的葬礼定在腊月十二。
我家家境普通,没有大办排场,没有请乐队、搭灵棚,只在殡仪馆租了一间小小的告别厅。母亲说:“你爸一辈子低调简朴,最不喜张扬热闹。”
我原本预估,前来吊唁的人顶多三十个。亲戚本就稀少,母亲娘家往来不多,再加上几位老邻居,已是全部。
早上九点不到,第一位吊唁者登门。
是个身着工装的中年男人,我全然陌生。他站在灵堂门口迟疑片刻,对着父亲的遗像深深鞠了三躬,随后看向我,轻声问道:“你是德厚师傅的儿子吧?”
“您是?”
“我叫刘志强。”他顿了顿,眼底泛红,“你爸是我的师傅。”
我瞬间怔住。他正是笔记本上2014年7月记下的那个名字。
不等我细问,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吊唁者陆续走进灵堂,络绎不绝。
05
上午十点,小小的告别厅早已挤满了人,连门口的过道都站得满满当当。
从九点到十点,短短一小时,上百人奔赴而来。人群里,有穿笔挺西装的职场人,有沾满灰尘的工装工人,有奔波忙碌的外卖骑手,有值守岗位的保安,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有沉稳中年,还有步履蹒跚、拄着拐杖的老者。
我反复清点了三遍人数,整整二百一十七人。
两百一十七张陌生的面孔,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父亲一生孤僻寡言,不爱串门、不赴饭局、不交闲友,就连隔壁邻居相处多年,也鲜有深交。他这一生,究竟积攒了什么样的善意,能让两百一十七个陌生人,心甘情愿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我站在殡仪馆门口,静静看着众人有序排队,逐一走到遗像前,静默伫立、弯腰鞠躬。有人躬身极深,额头几乎抵到膝盖;有人强忍哽咽,眼眶通红;有人鞠躬过后,久久不愿起身。
我拉住队伍里一位中年男人,轻声询问:“请问,您和我父亲是什么交情?”
他看了看遗像,又看向我,语气郑重又动容:“你爸,当年给我交过高中的学费。”
我心头一震:“您说什么?”
“1996年,我父亲和你爸在同一个工地干活,那年我爹不慎从脚手架坠落,腰椎重伤,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瞬间断了收入,我眼看就要辍学打工补贴家用。”他语速缓慢,声音低沉沙哑,“是你爸,当晚特意赶到我家,把一沓厚厚的现金放在桌上,只说了一句,让孩子好好把书念完。”
“那是多少钱?”
“四千二百块。那年你爸辛辛苦苦干一个月,工资才六百块。”
我僵在原地,喉咙瞬间哽咽发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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