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天崩地解，原本的天潢贵胄，失去了朝廷庇佑，沦为寻常百姓。在这乱世之中，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明代宗室概况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设立了一套复杂的宗室制度。朱元璋对自家人是出了名的好。按照明朝的制度，除去嫡长子继承皇位外，其他皇子均封为亲王，亲王可享万石禄米；亲王嫡长子袭爵亲王，其余诸子均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袭爵郡王，可享两千石禄米，其余诸子均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诸子封为辅国将军；辅国将军诸子封为奉国将军；奉国将军诸子封为镇国中尉；镇国中尉诸子为辅国中尉；辅国中尉诸子为奉国中尉。这样就形成了从亲王到奉国中尉八级爵位体系，奉国中尉之子不再降等袭爵，仍为奉国中尉。这样身为朱元璋的后代，即使世系再远，也总能捞到一个奉国中尉的爵位。而奉国中尉可享每年二百石的禄米。二百石的禄米相当于什么概念呢？明代的米价因时因地不同，但基本来说，一两白银可买约两石米。二百石差不多相当于一百两白银，也足够一家人活得十分滋润了。
而禄米只构成宗室收入的一部分，对于高级贵族来说这些甚至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皇子受封亲王时还可承袭大量的庄田。拿宗室中等级最低的奉国中尉来说，成婚还可拿“冠服银二十三两六钱……房料银二百两”。这也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
明代宗室制度确立初期，尽管宗室们待遇优厚，但还不至于给国家带来太大负担。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宗室数量越来越多，这套宗室制度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首先就是对国家来说，财政压力大大增大，到了明代嘉靖年间，郡王级别的高级宗室就有二百四十余位，将军中尉一级的就有一万二千余位。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明代宗室人口就有了十五万七千余人。此时距明亡还有四十年，以保守的算法估计，至明亡前宗室人口应该能有二十万。就宗室内部来说，当财政吃紧时，低级宗室，如中尉一级，收入往往难以得到保证，应该拿到的禄米往往迟发或不发。加上明代宗室不能经商，不能科举，低级宗室只能靠国家补贴为生，一旦这笔收入得不到保障，生活就会陷入困顿之中。
当然，同明朝灭亡、天下大乱比起来，禄米不能按时发放，已经算是小问题了。
各地武装动乱开始后，宗室的处境
明代崇祯年间，全国各地爆发的起义持续不断。随着朝廷对地方掌控力的衰退，各地藩王逐渐成为地方武装冲击的首要目标，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对这些高阶宗室充满了仇恨。往往打下一地，就要杀掉当地的藩王，仅亲王这一级别，有史可据的，李自成就先后杀掉了秦王、晋王、代王、肃王、韩王、崇王、赵王、庆王、沈王、福王。明确死于张献忠之手的有楚王、蜀王、岷王、瑞王、荆王、襄王。这些被农民军屠戮的藩王往往爱财如命，未能远谋，如蜀藩为诸藩中最富者，当地方官府因防务经费不足，请求其捐资相助时，蜀王予以推辞，直至成都被围困，才匆忙出金募兵，可为时已晚。楚王朱华奎也同蜀王类似，最后落得被张献忠沉没长江的命运。
当时明朝尚未灭亡，故一些亲王被杀之后，明廷又册封了一些新的继任者。如福王朱常洵死后，由其子朱由崧袭爵。也有一些藩王见势不好溜之大吉，从封地逃往安全之处，如封在开封的周王，在李自成包围开封之时就拿出家财募集士兵，抵御农民军，在李自成攻破开封之后，逃亡江淮，算是藩王之中比较有头脑的。吉王、惠王、桂王更是一路逃往广西，也因此得以活命。瑞王朱常浩封地在汉中，在农民军席卷汉中之时也选择逃亡，可惜运气不佳，逃到重庆，躲开了李自成，没有躲开张献忠，还是死于乱军之中。
除亲王外，更多郡王亦在此轮动荡中相继殒命，因为数甚多无法一一列举。相较之下，亲王与郡王因爵位显赫、资产丰厚，成为地方武装重点针对的对象，承受的敌意也更为集中。因此在这场宗室大逃杀的游戏中，这些高阶宗室率先出局了。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部攻入北京，朱由检自缢身亡，其数位皇子亦在战乱中下落不明。以此为标志，明朝宗室大规模损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据不完全统计，至此亲王一级的宗室成员死亡比例已达半数。
清军入关前后，宗室的处境
李自成攻破北京不到两个月，就被清军击败，被迫撤离北京，兵败如山倒。多尔衮带着顺治皇帝入主中原。为了取得更多支持，清廷打出了为明朝报仇雪恨的旗号，不仅厚葬崇祯皇帝，还下令“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并对一些归顺清廷的明朝宗室加以赏赐，保持原有的待遇。
还在南京的文武大臣拥立福王朱由崧，是为南明弘光帝，这使得一些躲避战乱的宗室有了新的落脚点。同时，因为崇祯自杀，太子下落不明，明朝并没有一个无争议的继承人，不少宗室也跃跃欲试，想要乘机自立。
随着清廷在军事上逐步占据优势，其对明宗室的政策也日趋严厉。对于主动归降者，清廷予以严格管控，并大幅削减其待遇标准：亲王的年俸由明代旧制的禄米一万石，降至白银五百两；郡王则由年禄米两千石，减为白银四百两。而对于拒不归顺者，更是“无少长尽诛之”。
据记载，仅在顺治四年至顺治八年（1647—1651）的五年间，被处决的明宗室成员就超过一万人。部分地方官员甚至因处决宗室不力而受到问责。这一时期的大规模清洗，实际上使明宗室群体几近覆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因实际反抗行为获罪，而是因其家产丰厚，被抄没充公——籍没宗室财产，已成为清廷筹措军费的重要途径之一。部分宗室成员唯有主动放弃身份，才能寻求生路。
然而，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下，许多地方武装势力常常借明宗室的名号来抬高自己、获取政治合法性，这使得宗室成员即便有心摆脱身份，也难以全身而退。
即便是已经归顺清廷的宗室，同样难以幸免，往往会被罗织各种罪名而遭处决。例如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在降清后不到一年，便被以私藏印信、图谋不轨的罪名处死。福王是万历皇帝的孙子，潞王是隆庆皇帝的孙子，都属于近支宗室。而在明末的混乱局势中，宗室血统越近中枢，处境反而越加危险。
同李自成、张献忠的重点打击相比，清朝的系统打击更为致命。无论归顺与否，只要还是同清朝打交道，总还是命决于人。若想活命，要么隐姓埋名，要么继续抵抗。随着战争的失利，隐姓埋名背井离乡者要占据大多数。其中名气最大者要属八大山人朱耷，朱耷为明宁献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出家避祸，以艺术排解苦难抒发亡国之恨，最终得以寿终正寝。而德阳王朱至濬甚至逃到了越南，永历皇帝朱由榔也逃往缅甸，最后在缅甸被抓回。
清朝统治巩固后，明宗室的处境
随着南明势力的不断衰弱，清朝在中原的统治逐步稳固，对明宗室的戒备心理也相应减弱。为了彰显宽仁姿态，清廷开始对明宗室采取怀柔政策。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前往祭拜明十三陵，以示诚意，做足了表面功夫。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接受招降、归顺清朝的明宗室逐渐增多。清廷根据各人的才能酌情任用，对其中一部分宗室适当授予官职。其余较低级别的宗室则被编入普通民户，分给田产，极少数人甚至被编入八旗。庞大的明宗室群体，由此逐渐被整合吸纳到清朝的统治体系之中。
康熙初年，永历帝被俘杀，南明政权宣告终结。康熙帝随后下诏，规定“如朱氏宗族改易姓名隐匿逃避者，俱令回籍，各安生理，勿仍前疑惧”。当然，这是建立在绝大多数近支宗室已被屠戮殆尽的基础之上的——宗室之中已几乎没有具备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尽管此后仍有朱三太子案等打着明朝宗室旗号的事件发生，但已不足以引发清廷对明宗室的惧怕。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攻取台湾，依靠郑氏家族四十余年的宁靖王朱术桂自杀，至此，明代宗室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已基本全部退出历史舞台。而为了彻底断绝以明宗室为号召的各类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皇帝决定要“察访明代后裔”来祭祀明孝陵——明末宗室人数保守估计约二十万，仅过了五十余年，便已需要专门察访才能寻得后裔。至雍正年间，经察访，镶白旗汉军旗人朱之琏被封为延恩侯，负责主持明陵祭祀。然而朱之琏是否确为明代后裔，尚存疑问。不过，无论朱之琏的身份真实与否，延恩侯一职本质上只是一个政治符号，用以体现清廷对前朝的态度，其真实性对实际操作并无实质影响。延恩侯的封号一直延续至清朝灭亡，溥仪在逊清小朝廷期间，末代延恩侯仍曾前往朝见。
洪武初年，明朝宗室尚不足六十人；至明末，已发展成为一个超过二十万人的庞大群体。在明末清初的动荡中，部分藩王在明朝覆灭前已死于地方武装冲击；清军入关后，有的因抵抗而亡，有的因其身份而遭清洗，有的则改名换姓、流落四方。近支宗室因与中枢关系密切，往往难以自保；而占绝大多数的远支宗室，则逐渐融入普通编户，隐没于社会之中，与寻常百姓无异，成为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
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3.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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