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7月28日报道，德国政府正在非正式梳理中国经济和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为欧盟与中国可能发生的贸易冲突预先做沙盘推演。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德方正分析贸易流、供应链和企业层面数据，寻找中国仍依赖德国和欧洲技术、专用零部件及工业经验的领域。通快集团、蔡司以及世创电子、爱思强、苏斯微等半导体产业链企业，被列为可能形成对华制约能力的环节。除限制新增设备出口外，既有设备的维护和技术服务也可能成为施压工具。

这份报道表明，德国对华政策讨论正在从“降低依赖”“防范风险”进一步转向测算相互伤害的能力。过去，德国更多担心在稀土、关键原材料和中国市场方面形成的对华依赖；如今，柏林也开始盘点自己掌握哪些能够反向影响中国的技术节点。尽管德国政府官员宣称此举只是“未雨绸缪”，德国仍致力于与中国经济合作，但其政策思维已经从被动防御延伸到经济威慑和反制准备。

从“去风险”到寻找对华制约点

过去，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带动德国汽车、机械和化工产品出口，德国企业也通过投资建厂和技术合作分享中国工业化与消费升级的收益。如今，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光伏、电池等领域加快发展，并进入第三方市场。德国政策界认为，过去中德之间以互补和共同获益为主的关系已逐步转向竞争与失衡并存的关系。

在德方这一叙事中，德国企业在华面临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不对等，而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欧洲开放市场扩大销售和投资；对稀土、永磁材料等关键供应链的控制使中国掌握更多政策工具，德国却缺少相应反制工具；德国还担心中国企业凭借价格、融资、工程配套和快速交付优势进入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第三方市场，持续挤压德国出口空间。

部分德国和欧洲学者开始把中欧经贸竞争描述为“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冲突”：一方是以市场规则、企业自主决策和竞争中立为原则的欧洲经济模式，另一方则被概括为由政府产业规划、金融支持、地方补贴和市场规模共同推动的中国经济模式。彭博社披露的德国政府所做的评估正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德国要识别自身尚存的技术优势，将相互依赖转化为必要时可以使用的筹码。

寻找中国“软肋”背后可能的误判

德国可能正是出于对自身和中国情况的误判，才试图去寻找中国的软肋。毕竟仅依据一份静态的供应链清单推演中德之间的动态博弈，可能高估自身的制约能力，低估欧盟内部的协调难度，并模糊风险防范与主动施压之间的边界。

首先，德国可能高估了中方少数技术脆弱点能够转化为己方持久战略的优势。高度专业化设备和服务的确难以在短期内替代，但一旦这些被明确作为政治工具使用，企业和国家都会寻找替代来源。技术优势只有在持续创新和广泛使用中才能保持，依靠断供形成的优势往往具有自我消耗性。

德国尤其需要看到，被列入清单的所谓优势技术并不完全等于可随时调用的国家权力。通快、蔡司等企业嵌入的是跨国生产和客户网络，其技术还与荷兰阿斯麦等欧洲企业的设备体系相互配合。政府采取的限制措施还会沿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最终波及就业和消费。因此，中德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越深，贸易冲突造成的损失就越难被控制在少数行业内。政府若将企业技术优势直接武器化，既会影响中国客户，也会损害德国企业收入、售后网络和商业信誉，并促使中国加快替代。短期“卡点”可能形成压力，长期却可能加速德国优势的流失。

其次，德国可能低估了将风险预案转化为实际政策的复杂性。在欧盟层面，德国掌握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节点一旦被用作对华反制工具，就不再只是德国一国的政策选择，产生的贸易反制和经济损失会波及不同欧盟成员国及其企业。哪些技术可以被限制、由德国还是欧盟决定，以及受损行业和成员国能否获得补偿，都需要经过复杂的协调，不可能仅凭一份供应链清单解决。

最后，德国也可能模糊风险防范和政策目标的边界。为贸易冲突作准备，本应是避免局势失控，但如果德国因为发现自己掌握一些能够制约中国的技术节点，进而认为贸易战可以打，把预案中的反制手段当作可以主动使用的政策工具，风险防范反而会推动风险升级。

夸大“中国冲击”无法解决德国困境

德国当然可以制定风险预案，但如果一味强调中国对德国困境的所谓“责任”、把寻找中国“软肋”当成恢复自身竞争力的主要办法，就可能再次遮蔽自身短板，进而导致错误的政策选择。

中国企业在汽车、机械设备、光伏、动力电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确实改变了德国制造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在战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问题上，中德之间同样存在难以回避的立场差异。问题在于，德国政策讨论中是否夸大了“中国因素”的影响。中国最初被视为德国部分产业面临的竞争者，随后又被解释为贸易失衡、制造业岗位流失、绿色产业发展受阻以及欧洲全球影响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在一些讨论中，中国甚至逐渐成为欧洲经济停滞、安全焦虑和国际秩序变化的综合性解释。

当一个外部因素可以解释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时，就有必要追问：德国面对的究竟主要是中国造成的危机，还是中国竞争使德国原有的结构性问题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抑或是别有用心者利用中国来推卸责任？

中国制造业升级确实给德国企业带来很大影响，但不应该为德国的结构性问题负责。行政审批复杂、数字化迟缓、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能源成本高、劳动力老龄化、技术成果产业化困难以及企业决策周期过长，都是德国长期积累的问题。

德国过去能够较长时间维持竞争优势，既因为汽车、机械和化工产业具有深厚技术积累，也因为全球市场对德国高端工业品需求旺盛。出口、利润和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行政低效、基础设施老化等问题。如今外部竞争加剧，这些问题集中显现。中国更像是德国结构性问题的一场压力测试，而不是问题的起点。

今年6月，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在第三方市场与中国竞争》显示，德国在第三方市场流失的份额中，仅约三分之一可简单归因于中国出口扩张。份额下滑的部分原因，是德国自身相对其他出口经济体的竞争力衰减，而非单纯被中国挤占市场。如果德国把保护和反制当作恢复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就可能在内部改革尚未完成时，试图通过限制外部竞争维持原有产业结构。这种做法或许能够延缓部分行业受到冲击，却难以恢复德国过去的技术领先和市场优势。更严重的是，在对华经济合作上搞全面安全化和政治化还可能损害德国企业仍然需要的中国市场、供应链和技术合作空间，使德国在降低一种风险的同时制造新的成本。

德国政策界还经常把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归因于政府补贴、低成本融资、地方支持和公共采购。这些问题确实需要通过中欧磋商解决，但如果把中国企业的发展仅仅解释为国家扶持，就会低估其在供应链组织、成本控制、产品迭代和市场响应方面的进步。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中国企业的优势同时来自完整的电池产业链、密集的供应商网络、软件更新速度和更加灵活的产品开发机制。德国企业仍在精度、耐用性和高端技术上拥有优势，但许多客户更看重经济适用、快速交付和整体服务。将竞争结果完全归因于制度差异，无法代替对自身组织效率和市场适应能力的反思。

把中德或中欧竞争描述成“市场经济对政府主导经济”也过于简单。欧盟和德国同样运用产业补贴、公共采购、国家援助、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和贸易救济支持本土产业。中德之间可以对国家干预的范围、透明度、规则和政策目标进行沟通，但若一味把欧洲的产业政策解释为维护公平竞争，把中国的产业政策一概视为“破坏规则”，经济分析就容易变成立场先行的政治叙事。

互利共赢仍是中德合作的底色

彭博社披露的情况表明，德国正在重新理解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在从前被视为合作基础的要素中寻找向中方施压的抓手。但德方大可不必预设中欧经济竞争会升级为贸易战。竞争不是对抗，对抗思维很可能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

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旗下财经节目Plusminus考察了约50家由中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的德国企业的经营情况，结果显示，这些企业被收购五年后的营业收入平均比收购当年高约6%，就业人数也比收购时略有所超。另有约20家企业回答了有关战略调整和技术转移的问题，其中约70%表示对华技术转移有所增加，超过一半同时表示自身也从中国的知识和经验中受益。

这表明，中资收购并未普遍造成德国企业被“掏空”，技术和经验的流动在不少案例中也呈现双向特征。这也表明，中德在资本、技术、市场和经验方面仍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29日回应相关提问时也表示，互利共赢是中德合作的底色，双方应当加强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德国可以同中国就补贴透明度、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和出口管制建立更稳定的磋商机制，而不是处心积虑寻找可以对中国实施“精准打击”的按钮。

（毛竞，国观智库欧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