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被毒死那年,纳兰还没出生;亡国之痛撞上丧妻之悲,谁的泪更烫?

公元978年七夕晚上,李煜在汴京的小院里写完《虞美人》,他那时四十二岁,已被宋朝软禁三年,封了个“违命侯”的虚名,他的妻子小周后多次被宋太宗召进宫,他不敢阻拦,只能忍耐,词里那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不是随便感慨——他亲眼看过金陵城门倒塌,宫墙长满杂草,旧日宫女被分赏给新贵,第二天,他就喝下毒酒,这词,等于临终前最后一条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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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年过去,到了康熙十九年,纳兰性德二十七岁,他是满洲贵族出身,担任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写的诗文一出手就有人争相传抄,但他的妻子卢氏三年前因难产去世,他一直没能走出这份伤痛,某天他写下《采桑子·当时错》,开头一句就是“而今才道当时错”,后面接连低诉心绪烦乱、偷偷抹去眼泪、连春风也让人觉得难受,整首词没有议论国家大事,也没有批评朝廷,读起来却像胸口压着一块石头。

李煜的愁绪,来自整个王朝崩塌带来的连锁反应,他以前写的词很花哨,比如“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都是宫廷享乐的内容,直到国家没了,人被关起来,他才突然会写词了,他的词不是抒情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证词——一个亡国君主,用剩下的日子,把故国最后一点影子刻进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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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的情况不同,他没有经历朝代更替,但家庭却垮了,他出身高贵,职位也高,按理说人生应该顺利,可感情这事不讲道理,妻子卢氏去世后,他写的词越来越沉重,语气越来越轻缓,早年的应酬作品客气而空洞,后来的词句里,一句“红泪偷垂”,比放声大哭还要痛苦,这不是故作伤感,是真的撑不住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写得越真实,就越容易惹来麻烦,李煜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直接让宋太宗翻脸,觉得他还在怀念南唐,那就干脆别想了,结果一杯毒酒送走了他,纳兰容若倒没有被杀,但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太过感性,一个八旗子弟,为了一个女人消沉到这种地步,实在有点丢面子,其实他不是真的脆弱,只是没有地方可以释放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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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他们怎么写愁,李煜把愁比作江水,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愁像长江一样拦不住,它漫开冲刷没完没了,这是从大处看带着地理和历史的厚重感,纳兰却写红泪偷偷流下,眼泪变红因为夜里擦得太多手绢都染上色,他又写满眼春风可事事都不对劲,春天明明很好可他眼里全是空的,这是从小处着眼缩在卧室里连呼吸都带着旧事的灰尘。

李煜去世以后,他的词被当成反面教材收进官方编的书里,可是读书人私下还是会偷偷抄写、默默诵读,到了清朝时候,纳兰的词反而流行开来,特别是在普通文人之间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他写的正是自己心里那些说不出来的苦处,有趣的是,没人敢讲纳兰比李煜更强,也没人敢说李煜不如纳兰,他们就像站在同一条线上,一个是被时代压垮的,一个是被命运憋死的,最后只剩下几行字,证明他们真的活过一场、爱过一场、疼过一场。

如今重读他们的词,李煜那首依然让人心里发紧,纳兰那首就像老朋友半夜发来语音,声音很轻,可听一遍就睡不着觉,他们都没走错路,只是生在了不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