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是被一阵焦糊味勾出去的。五星酒店的自助早餐还没开，我披了件外套，从侧门溜达出来。左拐，走了不到八十步，一堵灰墙挡在面前，墙上爬满枯藤，藤缝里漏过来人声和柴火噼啪的响。我探头一望，愣住了——墙那边是水晶灯和大理石，这边是泥地、塑料布、和几块石头垒的灶。

太阳刚爬过酒店楼顶，墙根下已经热闹得像赶集。一个中年女人蹲在自家“门口”——其实就是两根竹竿挑一块广告布，地上铺着编织袋——她正用一把破铲子翻铁皮上的面饼。那饼薄得透光，边缘翘起来，焦黑的地方冒着烟。旁边另一个男人在煮什么，铝锅咕嘟咕嘟响，飘出一股子豆子的腥气。我凑近两步，发现他锅里是黄澄澄的豆糊，撒了点绿辣椒圈，连盐都没见放。

更靠里的一位老人，面前摆着几个小碗，碗里是白花花的酸奶状东西，上面搁几粒黑乎乎的芥末籽。他盘腿坐着，用手捏了一撮，送进嘴里，然后闭眼，喉结动了一下，像在完成礼拜。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吃的不一样。那豆糊叫“达尔”，是大多数人的早饭；薄饼叫“罗提”，配着吃。老人那碗是“查斯”——一种稀释的酸奶，只有婆罗门才习惯早上先吃这个，说是“净身”。旁边几个年轻人端着一次性树叶碗，碗里是米饭拌土豆咖喱，他们蹲在墙根，吃得呼噜响，嘴角沾满黄色汤汁。一个瘦高个儿笑着跟我比划，意思是“来，尝尝”。

我摆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又指了指他的碗，摇头。可那年轻人不依，站起来，从碗里捏了一团米饭，递到我面前。他指甲缝里有泥，手指粗糙得像树皮，但眼神干净得让我没法拒绝。他嘴里说着“吃，吃”，旁边几个女人也停了手，笑眯眯望着我。

我心里打鼓。来印度前，导游千叮万嘱别碰路边食物，说“一口下去，三天出不了厕所”。可那一双双眼睛盯着，我要是扭头走，他们准觉得我嫌他们脏。其实不是嫌，是怕——但那一刻，怕丢人比怕拉肚子更厉害。

我硬着头皮，接过那团饭。米饭是凉的，咖喱早就温了，土豆块切得大小不一，里头还有半根没煮烂的辣椒。我闭上眼，塞进嘴里。咸，辣，还有一股子烧焦的锅底味。我嚼了两下，咽下去，嗓子眼像被砂纸刮过。他们却乐了，拍着巴掌，那瘦高个儿还竖起拇指，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

我把剩下的饭团吃完，他们也把自己的碗分给旁边更小的孩子。有个穿红纱丽的老太太，把自己碗里仅有的两块土豆夹给孙子，孙子又把其中一块塞回她嘴里，两人推来推去，最后笑着掰成两半。那画面让我想起七十年代，我奶奶把窝头掰给我，我又掰回去的模样。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整个“街区”没有一户人家有像样的桌子。吃的全搁地上，或者搁倒扣的塑料桶上。孩子们围着转，用手抓，抓完了舔手指。可他们脸上没有愁——女人往饼上抹点红红的辣酱，男人哼着不知名的调子，连那个靠墙坐着、腿脚不便的老头，都在用一根树枝逗蚂蚁。

墙那边，安巴尼家的楼顶停机坪上，直升机大概正准备降落。六百个仆人伺候五个人，一顿早餐怕要摆满三张长桌。而这里，五十多人挤在巴掌大的塑料布下，共享一锅豆糊、几张薄饼，却吃得像过节。

我蹲在那儿，肚子开始隐隐咕噜，不知是真要闹腾，还是心理作用。可我没后悔吃了那口饭。那团米在我胃里慢慢化开，带着炭火和泥土的味道，还有一种我没法形容的东西——大概是他们把仅有的、最好的，分给我的那点慷慨。

走回酒店时，侍应生替我推开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堵墙，阳光已经把藤蔓照透了，绿油油的，爬得比早上更高了些。我想，哪天墙倒了，两边大概也不会真的合在一起。但只要我还记得那团饭的温度，记得他们笑起来的皱纹，我就知道——天堂和地狱之间，隔的从来不是墙，是愿不愿意蹲下来，接过那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