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河北景县一处普通民宅中发生命案，宫某某和儿子张某遇害，现场提取到一枚指纹，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案件多年未破，直到二零一四年，公安机关通过指纹库比对锁定嫌疑人陈某，他出生于一九七七年，作案时年仅二十岁，平时没有固定工作。
二零一五年，检察院起诉陈某犯下抢劫罪，还把帮过陈某藏东西的孟某良一起告了窝赃，二零一六年一审判决下来，陈某被判死缓，孟某良获刑三年，但到了二零一八年，中院改判两人为故意杀人罪，河北高院二审却直接宣告他们无罪，原因是证据不足，这个结果当时让很多人感到意外，毕竟之前已经判了，后来又翻了过来。
2019年，河北省检察院不认同判决，向最高检提出抗诉申请，2021年1月7日，最高检正式向最高法提起抗诉，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少见，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物证，而是对原有证据重新审视后认为判决存在错误。
高院当初判无罪，主要是因为案件中存在几个关键问题：孟某良和陈某后来都翻供了，他们的供词对不上，比如作案用的是斧头还是锤子，抢了多少东西，孟某良到底有没有亲眼看见，现场只找到一枚指纹，其他像脚印、血迹、作案工具和赃物全都没找到，孟某良自己也反复改变说法，没法完全印证陈某的说法。
最高检认为这枚指纹很关键，它在窗框内侧，是右手食指留下的，指尖朝上，这个位置和方向符合一个人从窗外伸手抠窗的动作，陈某声称自己当年安装过水暖，可能碰过窗户，但有好几个人作证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而且安装水暖不需要翻窗进去。
还有一个线索是从监狱里来的,同监室的人举报说陈某托人传话给孟某良让他躲一躲,警方顺着这条线找到孟某良,他第一次交代就说得很详细,怎么掐的脖子,用了什么工具,抢走的是录像机,这些细节和尸检结果基本对得上,而且整个问话过程都有录音录像,办案人员也出庭作证说没有刑讯逼供。
有人觉得现场留下的证据不多，办案人员解释说，这是居民住的地方，平时留下的痕迹很多，犯罪痕迹容易被盖住，有些指纹没对上也很常见，关键是后来查清楚了，陈某确实用过那台录像机，这一点就对上了。
从技术上看，1997年提取指纹和比对的水平不高，直到2014年数据库升级以后才成功匹配上这枚指纹，不过最高法院没有太重视这个证据，可能还是习惯更相信口供内容，在法律适用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最高检认为按照1979年的刑法，盗窃过程中为了逃跑而动手就属于抢劫行为，但最高法院提出被害人当时并没有追赶，不能算作转化型抢劫，这让人觉得有点抠字眼的意思。
孟某良总共做了六次供述，只有一次推翻之前说法，这次的内容却格外详细，不像凭空编造，陈某自己的供词反复变动，但始终没有牵扯到孟某良，反倒像是试图独自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情况让人想到，有时人说谎并非随意捏造，而是通过有逻辑的掩饰来保护他人，结果越是这样做，越容易暴露自己的意图。
有些冤案平反是因为证据没了，像聂树斌案那样，但这起案子不一样，证据不全却靠着推理和关键点拼出完整链条，它没用DNA技术也没靠监控录像，就凭一枚指纹加上供述互相印证，硬是把整个案件推翻重来。
最高检提出抗诉，不是因为有新的证据出现，而是他们认为原来的证据已经足够使用，只是之前没有把这些证据很好地串联起来，特别是在当前强调“少杀慎杀”的司法环境下，他们仍然坚持推动案件再审，这表明对于某些恶性案件，司法系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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