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情节轻微”的司法认定|刑法|司法认定|法定刑|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猎捕|野生动物罪

文 | 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曹静珊律师

前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野生动物资源刑事保护体系不断完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司法适用整体保持从严态势。但近年来司法实践逐渐凸显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司法解释以涉案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清晰的入罪与升格量刑标准，涉人工繁育异宠、文玩制品等新类型案件往往轻易达到“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门槛；另一方面，此类案件的实质社会危害性与法定刑幅度明显失衡，催生了大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而“犯罪情节轻微”几乎是该类案件裁判说理中最常援引的核心依据。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情节轻微”已成为调节量刑、实现个案公正的关键抓手，但无论是规范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其内涵边界、判断标准与适用规则均未形成清晰统一的共识。何为“情节轻微”，其与《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出罪规则、司法解释的从宽条款是何种关系，应当从哪些维度进行实质审查，大多停留在个案化的笼统表述中，缺乏体系化的梳理与论证。这种模糊性既容易导致“唯价值论”“唯数量论”的机械司法，造成罪责刑严重失衡；也可能因裁量标准不透明引发同案不同判，损害司法公信力。

基于此，本文结合该罪名的立法演进脉络与司法实践样态，从规范层级、实质判断维度、适用误区与实践路径四个层面展开分析，厘清“情节轻微”的完整适用体系，以期为统一裁判尺度、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平衡生态保护目标与司法公平正义提供参考。

一、罪名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发案态势

（一）立法沿革：从附属规制到体系化保护

我国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事保护经历了逐步细化、持续强化的过程。

1979年《刑法》未设置专门罪名，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仅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或非法狩猎罪定罪处罚，法定最高刑仅为2年有期徒刑，保护力度与规制范围均十分有限。1980年我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后，野生动物保护的外部规则与现实需求倒逼国内立法升级。

1988年是立法进程的关键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从传统罪名中剥离，增设“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将法定最高刑提升至7年有期徒刑，同时明确非法出售倒卖、走私相关动物的按投机倒把罪、走私罪论处，初步构建了专门化的刑事保护框架。

1997年《刑法》修订完成了罪名的体系化整合：取消投机倒把罪的参照适用模式，分设“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将其归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增设单位犯罪条款，进一步凸显生态法益的独立保护价值。此后2000年司法解释明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范围，2014年立法解释细化“收购”行为的边界，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规制条款，罪名体系持续补全。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原有两个罪名整合为统一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2022年《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2号，下称《2022年解释》）正式实施，调整定罪量刑的价值标准，新增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特殊从宽规则，标志着该罪名的司法适用从“全面从严打击”向“精准分类治理”转型。

（二）发案态势：总量波动下的结构性新特征

从司法数据来看，该罪名的案件数量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0年，全国生效判决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相关案件从429宗增长至1914宗，六年间翻了三倍多；2021年之后，随着专项打击整治持续推进与公众保护意识提升，新收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2025年以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平安原野—2026”等专项行动，截至2026年5月，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

从审理层级看，90%以上的案件在基层法院终审，仅5%左右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地域分布上，云南、广东、江苏、福建、四川五省案件量居全国前列，与野生动物资源分布、地域消费习惯、产业活跃度直接相关。

与此同时，案件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新特征：

一是交易形态全面网络化，短视频直播、微信朋友圈、二手电商平台等渠道成为非法交易的重要场域，行为隐蔽性、跨区域性增强，查处难度持续提升；

二是案件类型日趋多元化，除传统猎捕、食用类案件外，涉人工繁育异宠、文玩制品、存量制品的交易类案件占比持续上升。

此类案件往往存在人工繁育属性争议、物种分类分歧、价值认定偏差等问题，罪责刑匹配难度大，也是司法实践中“情节轻微”认定争议最为集中的领域。

二、“情节轻微”认定的规范层级与体系构成

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情节轻微”并非单一的自由裁量概念，而是由司法解释细则、刑法总则原则、特殊情形规则共同构成的分层规范体系，覆盖了从轻量刑、定罪免罚、出罪三个层级的法律评价。

司法解释的具象化适用标准

《2022年解释》第六条对“犯罪情节轻微”作出了明确的具象化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不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情节，且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

该条款构建了“价值区间+排除从重+实害限制+悔罪要件”的四要件判断框架，为基础量刑区间内的轻罪案件提供了清晰的形式判断标准，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对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最直接的规范依据。但该条款仅针对典型轻罪情形，并未涵盖人工繁育、价值认定偏差等特殊场景，并非情节轻微认定的全部依据。

刑法总则的出罪性原则依据

《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是所有罪名出罪判断的总则性依据，也是“情节轻微”体系中最彻底的从宽评价层级。与“犯罪情节轻微”的定罪免罚不同，“情节显著轻微”直接排除犯罪成立，行为仅需承担行政违法责任。

司法实践中，案件情节具有多样性与动态性，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情节会随着物种保护现状、产业发展情势发生变化，因此不能片面以定量方式认定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应当坚持实质判断，围绕行为对国家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制度的侵害程度、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实际破坏程度，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综合评估，对未达到刑事可罚程度的行为依法出罪，由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人工繁育案件的特殊从宽规则

针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特殊性，《2022年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设置了专门的差异化规制规则：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或是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对所涉案件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

这一规则是立法目的导向在司法解释中的直接体现，其本质是对未侵害野外种群存续这一核心法益的行为，降低刑事处罚力度乃至排除刑事可罚性。该条款既包含了出罪性规定，也包含了量刑从宽规定，是涉人工繁育案件认定“情节轻微”乃至出罪的核心规范依据。

上述三层规则共同构成了“情节轻微”的规范体系，覆盖了从出罪到免罚再到量刑从宽的完整梯度。而司法实践中大量法定刑以下量刑案件所援引的“情节轻微”，本质是综合全案酌定情节后的实质评价，其判断必须依托上述规范基础，围绕法益侵害、行为危害、主观恶性等核心要素展开，而非笼统的自由裁量。

三、“情节轻微”认定的核心实质判断维度

“情节轻微”的认定不能停留在形式化的数值比对，必须回归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本源，围绕法益侵害程度、行为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大小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实质判断，这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类案裁判的共同逻辑。

（一）种群属性与濒危程度的精准评估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野外原生种群的存续安全与生物多样性，而非所有同名物种的交易秩序。因此，涉案动物属于野外种群还是人工繁育种群、物种实际濒危程度与保护等级是否匹配，是判断情节轻重的首要标准。

一方面，人工繁育成熟种群的法益侵害性显著降低。当前我国已有上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起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诸如观赏鹦鹉、球蟒、苏卡达陆龟等常见异宠，繁育技术成熟、种群规模庞大，交易流转全程不依赖野外种源，不会对野外物种存续、原生生态平衡造成实质损害。

《刑事审判参考》第1606号魏某某案明确指出，列入人工繁育名录的合法人工种群，自始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犯罪对象。对于此类案件，即便形式上满足入罪价值标准，也因未侵害核心法益而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确需追责的，也应认定为情节轻微予以从宽。

另一方面，物种分类定位直接决定价值核算基准，进而影响情节轻重认定。以盔犀鸟为例，实践中存在“佛法僧目”与“犀鸟目”两种分类认定，对应《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的基准价值分别为500元与50000元，差距达百倍之巨，直接导致量刑档次的天壤之别。

检索多份生效判决可见，吉林省延吉市（2021）吉2401刑初482号案、湖南省宁乡市（2020）湘0124刑初237号案等生效裁判均明确认定盔犀鸟属于“佛法僧目犀鸟科”，应按500元基准价值核算。按此标准，单件盔犀鸟制品价值较低，即便涉案数量达上百件，总价值仍可能处于基础量刑区间，为情节轻微的认定留下空间。

（二）实害结果与价值偏差的双重考量

行为造成的实际危害，是社会危害性最直观的体现，也是情节轻微认定的核心事实基础，具体包含实害结果的可逆性与交易价值的合理性两个层面。

其一，实害结果未造成不可逆破坏是重要前提。《2022年解释》第六条将“未造成动物死亡或者动物、动物制品无法追回”作为情节轻微的要件，本质是要求行为未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永久性损害。

《刑事审判参考》第1178号郑锴案中，涉案制品全部被查获未流入社会，成为法院核准法定刑以下量刑的关键情节；福建莆田、厦门等地的多起盔犀鸟制品案件中，涉案物品被全部查扣，结合其他情节均适用了缓刑。反之，若造成野生动物死亡、制品流失、生态入侵等不可逆损害，则难以认定为情节轻微。

其二，实际交易价格与鉴定价值存在显著偏差时，应按实质危害调整量刑评价。司法实践中，野生动物制品的司法鉴定价值往往与实际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距，若机械采信鉴定价值，极易导致量刑畸重。

《刑事审判参考》第1178号郑锴案正式确立裁判规则：当涉案野生动物制品的欲售价格明显低于鉴定价值时，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此后多地裁判均遵循该规则：北京郭远案中，检察机关对两份悬殊的鉴定意见采信有利于被告人的低价结论，最终涉案价值大幅下调，被告人获刑一年；河北安国张某案、吉林延吉黄某案中，被告人购买盔犀鸟制品的价格仅为鉴定价值的1/5至1/13，均最终适用缓刑。此类案件中，实际交易价格更能反映行为的牟利程度与社会危害性，是认定情节轻重不可忽视的实质因素。

（三）行为性质与悔罪表现的综合评价

主观恶性的大小是人身危险性的核心体现，也是情节轻微认定的重要裁量因素，需从行为本身的违法性质与行为人的悔罪表现两方面判断。

从行为性质看，需严格区分“程序瑕疵型违法”与“实质恶意型犯罪”。对于依法取得人工繁育许可、动物亲本来源合法、繁育谱系清晰，仅在流通、转让环节未办理相应行政手续的行为人，其违法性仅体现为对行政许可秩序的违反，而非刻意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主观恶性远低于猎捕野外种群、明知来源非法仍交易的行为。

《刑事审判参考》第1383号解景芳案中，被告人持有合法人工繁育许可证，仅因未办理转让许可出售人工繁育鹦鹉，形式上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法定刑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正是基于对主观恶性较低的评价。

从悔罪表现看，自首、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缴纳生态修复赔偿金等情节，均是反映行为人悔罪态度、降低人身危险性的重要依据。福建厦门孟某案中，被告人主动预缴罚金并缴纳等额生态修复赔偿金，获得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的从宽处理；天津河东区直播间交易盔犀鸟制品案中，被告人以公益劳动方式替代性修复生态，均适用缓刑。此类情节与低危害性的行为事实相结合，是认定犯罪情节轻微、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支撑。

四、司法认定的常见误区与纠偏思路

当前司法实践中，“情节轻微”的认定仍存在一些机械化、片面化的认知误区，直接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落实，需要予以澄清与纠偏。

（一）摒弃“唯价值论”“唯数量论”的机械裁判

部分案件中仍存在“以价值定量、以等级定性”的机械裁判思路，将鉴定价值、涉案数量、保护等级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忽视物种属性、生态危害、实际交易价格等实质因素。这种“一刀切”模式在盔犀鸟等文玩制品案件、人工繁育异宠案件中最易造成量刑失衡：若错误按高基准价值核算，上百件制品的总价值可能突破“情节特别严重”标准，而实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未达到对应程度。

纠偏的核心在于坚持实质判断优先：价值与数量仅是入罪的形式门槛，而非情节轻重的终极标准。必须将数值标准与生态危害性、法益侵害程度结合评价，不能仅因数值达标就否定情节轻微的适用空间，也不能仅因数值较低就一律认定为情节轻微。

（二）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刑事可罚性以违反前置行政法为前提，但并非所有行政违法行为都值得刑事处罚。实践中，部分仅违反行政审批、备案程序的行为，比如有合法繁育资质但未办理运输许可、未履行交易备案手续等，其侵害的仅是行政监管秩序，并未对野生动物资源造成实质损害，本质属于行政违法范畴。

对此应当严格把握刑法的谦抑性，对于仅存在程序瑕疵、无实质生态危害的行为，优先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交由林业、市场监管等部门予以行政处罚，避免刑事打击扩大化。

（三）警惕静态化的名录依赖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基准价值目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物种分类标准、人工繁育技术、种群数量都处于动态变化中。若机械依赖静态的名录与价值标准，就会出现“物种人工繁育已十分成熟，但名录未及时调整”的司法困境，第1606号魏某某案所反映的梅花鹿保护名录调整滞后问题即是典型。

对此，司法机关应当进行动态化、实质性审查，结合物种最新的繁育现状、种群规模、保护形势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因立法滞后而让行为人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

五、“情节轻微”规则的司法适用路径

为准确适用“情节轻微”规则，实现精准司法，应当构建阶梯化判断逻辑、完善实质化证据体系、强化类案参照适用，形成规范有序的裁量路径。

（一）构建阶梯化的分层判断逻辑

第一层为出罪审查，优先核查是否符合《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与《2022年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人工繁育技术成熟、无实质生态危害、仅违反行政程序的，依法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二层为定罪免罚审查，对于不满足出罪条件，但符合《2022年解释》第六条全部要件的，依法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作出相对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第三层为从轻量刑审查，对于不符合前两个层级，但具有人工繁育属性、交易价格显著偏低、全部追缴、认罪悔罪等情节的，依法从轻处罚，符合条件的适用缓刑，特殊情况可层报法定刑以下量刑。

（二）完善实质化的证据审查体系

改变以往仅注重物种等级、价值鉴定的单一证据模式，全面收集反映实质危害性的证据。

一是物种属性证据

查明物种分类地位、野外种群现状、人工繁育成熟度，必要时引入专业意见；

二是来源与合规证据

核实涉案动物的来源渠道、繁育资质、谱系记录；

三是价值证据

全面调取实际交易价格、支付凭证，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性质证；四是危害与量刑证据，查明涉案物品追缴情况、生态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人自首、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生态修复等情节。

（三）强化类案检索的规范参照

对于物种分类争议、价值偏差、人工繁育等共性争议案件，应当充分参照《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与各地生效类案，统一裁判尺度。比如盔犀鸟的目属认定、交易价格明显低于鉴定价值的从宽规则、人工繁育案件的出罪标准等，均已有成熟的裁判规则与大量类案支撑，通过类案检索与参照，可以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提升“情节轻微”认定的统一性与公正性。

六、结语

规范“情节轻微”的适用标准，既能有效破解“唯数值论”的机械司法困境，减少不必要的法定刑以下量刑核准程序、提升司法效率，也能规范自由裁量权、统一裁判尺度。司法实践中，应当始终立足立法本源，以生态法益侵害为核心，结合行为模式、实害结果、主观恶性综合评判，分层适用从宽规则，既坚守野生动物生态保护的法治底线，也秉持刑法谦抑审慎原则，避免刑事打击泛化，最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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