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
从“三史交汇”看学派的形成：以结构功能学派兴起为例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 | 陈心想
责任编辑 |刘怡然
以美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为个案，本研究从“三史交汇”的分析框架考察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及其内在机制。结构功能学派的形成是学者能动地回应时代并进行理论创造的结果。美国社会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新需求（学科史），美国及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史），以及帕森斯、索罗金、默顿等学者的生命历程所塑造的学术实践（关键人生命史）共同推动结构功能学派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体系。通过对结构功能学派兴起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本文可为立足中国社会实践、推进自主社会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学派提供借鉴与启发。
一、“理论作为历史”与学派的形成
社会理论的知识生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本土的理论；二是对外来理论进行引介、移植，并结合本土经验与需要进行再创造。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可以被视为前一种意义上的原生理论，它们植根于各自所处社会的历史条件，成为后续理论发展的重要传统。相较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引介和借鉴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建构本土的理论体系时，面临一个突出的自主性问题。换言之，能否在本土语境中对外来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形成对本土经验具有解释力的表达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是衡量自主性的重要标准。
对中国而言，社会学是一个舶来品。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理论的本土化，亦是一代代中国社会学人持续思考和反复讨论的问题。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学历经本土化、“三大体系”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等阶段，而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社会学学派、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然成为当下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之一。
结构功能学派（the structural-functional school）的兴起，是考察社会理论知识生产机制的典型个案。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美国社会学最初也深受欧洲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后来经过本土化重构，才逐步形成了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中，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是社会学美国化最为重要的体现之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和默顿（Robert Merton）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这一学派兴起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机制，也能够为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定的思想启迪。基于此，本文尝试将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置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进而探讨社会理论创新和学派形成的实现路径。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理论观念的形成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展开，并被多种社会因素所塑造。中国传统学术强调“六经皆史”（章学诚，2014:1），或可以说“理论即历史”。社会理论尤为如此，对它的理解自然也不能脱离历史脉络，即“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1999:81）。例如，法国社会学的兴起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并构成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社会群体”概念的提出和理论阐释便是源自对法国大革命后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Nisbet,1943）。美国芝加哥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也与当时美国进步主义的失败密切相关，受此影响，美国社会学界的大量注意力从宏观历史进程转移到乡村或城市社区，“因为在那里，可以从底部，或者从初级群体重建社会”（罗斯，2019/1991：620）。帕森斯、默顿等学者所建立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条件。1929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面临一系列超出地方社区层面的国家性与国际性问题，芝加哥学派以社区研究为核心的理论取向越来越难以回应这些挑战。由此，社会学界对宏观解释框架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理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空间。
除在学术层面反映宏观历史进程外，社会理论同样构成学科内部思想运动的历史；宏观历史进程可被称为“外史”，学科内部思想运动可被称为“内史”（李钧鹏、周港，2024）。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理论具有特殊历史形态，它虽然依赖于社会历史进程所提出的问题，但绝非对历史的被动摹写，而是理论家在特定社会条件和学术传统中，对时代经验进行提炼、组织和建构的结果，是对历史问题的能动回应。换言之，社会理论既属于“历史性的思想或者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念性的历史”（孙正聿，2011）。社会理论知识的生产与演进，实际上就是“知识—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何钧力、陈心想，2023）。
学派是指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由共享核心理论范式、方法论取向及学术传承谱系的学者群体构成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学派的兴起也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演进状况。近半个世纪之前，蒂里亚基安（Tiryakian,1979:226）便强调了学派的重要性，通过对涂尔干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森斯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三个学派的研究，他论述了学派的三方面特征：围绕核心人物的分工、共享的方法论取向和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通过对学派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思想体系的实质内容、重要理论代表人物及其与专业领域的关系，以及这些人物与更广泛学术共同体的关系等维度，系统审视某一学科内部思想体系的发展（Johnston,1986；Tiryakian,1979）。
约翰斯顿（Barry Johnston）拓展了蒂里亚基安提出的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学派和霸权传统框架，将其用于分析哈佛社会学发展中索罗金影响力的衰减与帕森斯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崛起，并发现“个人特质、学术环境、理论构建形式以及社会学迈向成熟的进程，乃是20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所在”（Johnston,1986:107）。他尤其强调关键学者的作用，认为创始领导人的核心职能在于构建并发展该学术群体的“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思想框架（Johnston,1986:108）。
这提醒我们，要回答为什么帕森斯主导的结构功能学派兴起的问题，“不仅需要审视哈佛校内的具体情境，更要洞察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态势，以及诸位学者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学学界中所处的位置”（Johnston,1986:107）。但是，时代的进程作为外在的结构性力量与制度性资源，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理论成果。事实上，特定时代中的理论成果往往是学者自身的生命历程、学术素养与具体地理空间中的机遇积极结合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理论是学者对特定时空中人类社会能动创造的一种反映，学者从历史经验中提炼概念、建立关联、形成理论范式；基于这些理论范式知识而形成的学派，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反映的成就。据此，本文提出学派形成的“三史交汇”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即“社会史”“学科史”和“关键人生命史”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推动学派共享的理论范式、方法论取向与影响力的产生。
二、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
虽然帕森斯是公认的结构功能学派的核心人物，但从实际过程看，这一学派是围绕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这三位学者逐步兴起的。其中，索罗金是哈佛社会学系创系时的系主任；帕森斯于创系时加盟并在哈佛工作至退休；默顿不仅是哈佛社会学系第一届研究生，而且毕业后曾在哈佛社会学系工作。就对学派思想与影响力的贡献而言，帕森斯是灵魂人物，索罗金和默顿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以或敌或友、亦敌亦友的方式，为帕森斯的核心思想框架提供了不同的支持条件。从个人成就看，索罗金是20世纪与汤因比（Arnold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比肩的大师；帕森斯被社会学界后辈视作美国唯一可以与韦伯比肩的社会学大师；默顿是美国第一个获得国家科学奖章的社会学家，其提出的“中层理论”对社会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结构功能学派在哈佛兴起，因此我们不妨先从哈佛社会学的建系开始回顾这段历史。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于1930年，比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立晚38年。1930年，41岁的索罗金离开任教六年的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被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聘为教授并委以重任，负责组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此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后来居上，成为美国高校社会学系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心之一，并对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劳威尔曾指出，哈佛大学持续二十五年为社会学系寻找合适的创建者，最终才确定索罗金为合适人选（Sorokin,1963；陈心想，2012）。1929年春季，索罗金应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及社会学与社会伦理学委员会之邀，在哈佛大学讲授系列课程，并与经济学系陶希格（Frank Taussig)等重要人物都进行了接触。彼时年仅27岁的帕森斯尚在经济学系任讲师，也与索罗金结识。对于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的师资问题，校方要求索罗金必须从哈佛校内聘任教师。幸运的是，帕森斯没有在经济学系留任的可能，索罗金注意到他对社会学的敏锐洞察力，遂积极推动帕森斯转入社会学系任教，使其成为建系元老之一。1931年秋季哈佛社会学系首次招生，同年，默顿进入哈佛跟随索罗金攻读研究生。该年，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分别为42岁、29岁和21岁，形成了年龄上的代际衔接，为后来结构功能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初，索罗金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要高于帕森斯。但到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理论体系逐渐取得“霸权地位”，其个人声望日隆，影响力很快超过索罗金，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学以及世界社会学数十年。就此而言，哈佛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学派主要是以帕森斯的理论体系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索罗金和默顿虽也是重要人物，但更多发挥着“助缘”作用。
1935年是美国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年份。在此之前，芝加哥大学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社会学会的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便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办，会长和主要人员几乎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或者博士出身。反对芝加哥学派的力量在1935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Kuklick,1973）。首先，该年的社会学会会长是查品（Stuart Chapin）。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的弟子，时任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与芝加哥学派没有密切联系。其次，查品的年会演说文稿后来刊发于1936年新创刊的《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一期卷首。该刊是与芝加哥学派主导的《美国社会学杂志》相抗衡的重要学术发表阵地。
1935年也是索罗金和帕森斯关系的转折点。时任讲师的帕森斯将其书稿即后来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交系主任索罗金审阅。索罗金的反馈并不积极，“您的作品总体值得嘉许与衷心祝贺。若容我直言，您的工作已展现出诸多积极迹象，但平心而论，坦率地说——这些仅是良好的开端，尚未结出丰硕果实；亦未构建起可供我们栖身钻研的坚实科学大厦，这意味着当前仍存在若干薄弱之处。恳请您以我撰写此文时的同等友善之心，接纳这些批评意见”（Johnston,1986:112-113）。索罗金感觉帕森斯的文稿比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作品更晦涩，并认为帕森斯“自己就没想清楚”，所以才无法清晰表述（Johnston,1986）。这一事件体现了两人在学术判断上的分歧与系内关系上的紧张，并成为后来冲突逐渐显化的开端。
从理论谱系看，索罗金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系统》与《社会体系》、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均可被视为哈佛社会学理论生产的早期代表性著作，也是理解结构功能学派兴起的重要文本依据，见证了该学派自建立以来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我们以这四部著作为线索，分析该学派主体思想框架的形成及核心人物的作用，将看到三位学者之间复杂的思想互动与影响链条：索罗金与帕森斯在分歧和论争中塑造各自的理论方向，默顿则在继承与修正中将二者的思想资源重新组织为自己的理论表达。
从明尼苏达大学转入哈佛大学的过渡期里，索罗金的学术议题发生了重要转向：《社会流动》《当代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学原理》等代表性著作均完成于明尼苏达大学时期；而他在哈佛大学时期的核心成果，则是1937—1941年陆续出版的四卷本力作《社会和文化动力学》。该著作尽管在当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但影响甚广，内容也十分丰富，涵盖了绘画艺术、音乐审美等诸多议题，并提出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价值伦理。这意味着，在结构功能主义问世之前，索罗金便已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引入学术话语体系。帕森斯虽在1935年之后与索罗金的私人关系较为紧张，但显然仍将后者的学术思想作为重要参照。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取得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它从经验上研究了现代工业社会性质的某些最为广泛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而且，此项研究的开展，适逢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逼近等事件和现象，提出了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帕森斯，2012：“平装本序言”，13）。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提供了不同的问题讨论方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这一作品明显受到了索罗金的影响。例如，帕森斯以此书作为申请职称晋升的重要成果提交评审，曾将书稿送请索罗金审读并征求意见；再如，书中多处直接提及索罗金，或借鉴其话语表达，或围绕某些具体观点与之展开对话。这本书创立了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理论，为后续社会系统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在《社会系统》出版后不久，帕森斯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久负盛名的“模式变量图式”概念，构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AGIL分析框架”。
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默顿作为哈佛社会学的重要成员同样作出了杰出贡献。据统计，默顿在1934—1939年，即在哈佛大学学习与工作期间，共发表15篇（部）重要作品（Nichols,2010）。例如，《目的性社会行动的非预期后果》《社会结构与社会失范》《官僚结构和人格》等名篇，均收录于他的代表著作《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他与索罗金合作的论文《社会时间：一项方法论和功能的分析》，于1937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至今依然被广为引用。作为哈佛大学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一员，默顿即使离开了哈佛大学，依然属于结构功能学派的核心成员。正因为如此，布迪厄便将帕森斯、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三人组合称为“神圣三角”（Bourdieu,2004:102）。
在富有魅力的学派建立者提出了核心思想框架之后，学派的发展还需要众多追随者开展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拓展和传播这些思想，扩大其影响力。结构功能学派的追随者主要由学派建立者培养的弟子构成，他们分散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多以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开展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也为该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长期占据美国社会学界主导地位提供了支撑。尽管随着对帕森斯理论的批评不断展开，冲突理论、常人方法学等新的理论取向相继兴起，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毋庸置疑，它对美国社会学乃至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新功能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理论传统。可以说，结构功能学派是美国社会学发展中持续时间最长且国际影响最为突出的理论流派之一。
三、对时代能动的反映：学科史、社会史和关键人生命史
哈佛结构功能学派，是美国从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理论学派。分析其兴起过程，既需要考察这一时期社会学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也需要关注同期美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变迁。与此同时，这些历史条件只有通过理论家的能动回应与概念建构，才可能转化为系统的社会理论。下文将从学科史、社会史和关键人生命史三方面入手，逐一分析影响结构功能学派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美国社会学发展新阶段的内在需求
当帕森斯建构其理论时，美国社会学界绝非缺乏竞争者的空白领域。在结构功能主义兴起之前，芝加哥学派长期是美国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无论是以帕克（Robert Park）和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人开展的广为人知的城市社区研究团队，还是社会学会会长及主要成员的任职情况，抑或顶尖学术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长期由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管的事实，这些都表明芝加哥学派在学科建制与知识生产上具有显著优势（Kuklick,1973;Coser,1976）。哥伦比亚学派则在量化方法和经验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以奥格本（William Ogburn）为代表的吉丁斯弟子更强调精密测量与统计分析，并且相对贬低宏大理论建构的价值（Turner,2007;陈心想，2019）。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并没有对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人物、作品和理论加以细致讨论，这种忽略并非偶然，而可能与帕森斯的学术抱负有关。在1968年为《社会行动的结构》平装本所写的序言中，帕森斯提出明确的批评，认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学为追求所谓“严格科学”而滑向一种极端经验主义，并将奥格本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时的就职演讲视为这种倾向的典型（帕森斯，2012：“平装本序言”，14-15）。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帕克逐渐退出学术舞台，以及奥格本从哥伦比亚大学转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早期以帕克等人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进入了调整与分化时期。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后，这一以城市、社区与地方性经验研究见长的学术传统，在回应全国性社会经济危机时暴露出局限性。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创立社会学系，芝加哥学派在学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逐渐受到挑战。到1935年前后，美国社会学界的组织格局也出现明显转折（Kuklick,1973;Coser,1976）。出自哥伦比亚学派的查品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会长。随后，《美国社会学评论》创刊冲击了芝加哥学派主导的《美国社会学杂志》这一学术发表“阵地”。由此观之，帕森斯于1937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芝加哥学派衰落时所发生的系列变化中的一环。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出版时，美国社会学正面临危机。正如库克里克（Henrika Kuklick）所言，“1938年，绝大多数社会学人大概都会同意帕森斯的这句话：‘学界普遍认为，在有所作为之前，必先解决最深层的争议’”（Kuklick,1973:5-6）。这意味着，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已经不足以应对时局的情况下，新的因素开始出现并发展。“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被归咎于其理论观念的相对劣势”（Kuklick,1973:6)。库恩式的范式转型呼之欲出。在此背景下，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例如，1959年戴维斯(Kingsley Davis)作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宣称，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科学性本质特征实乃一切科学探索所共同拥有的，这意味着社会学实现了社会学人追求的“科学性”（Kuklick,1973:9）。当然，这种转型不是绝对的：芝加哥学派的质性案例研究并未被结构功能主义完全取代，相反，“宏大理论”与“质性个案研究”（ideographic case study）同时存在（Steinmetz,2007:319）。
比较索罗金1928年出版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可以发现，前者强调理论上的多元或趋异，几乎涵盖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社会学家或社会思想家的理论体系；而后者更强调趋同，只选择了四位学者（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三位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理论。马克思的“缺席”可能是因为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对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忌讳”（Zafirovski,2001:233）。帕森斯从这四位学者的思想中抽取了行动理论，构建了自己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作为帕森斯的理论研究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本身就反映了思想演进的历史。当然，帕森斯认为，若将这项研究作为思想史来看待的话，这只是其构建社会行动理论的一个副产品（帕森斯，2012：“平装本序言”，22）。
与此前更偏重经验研究、局部分析和中层概括的美国社会学传统相比，帕森斯推动了美国社会学向高度抽象化和体系化理论建构的转向。譬如，以帕克和伯吉斯（Ernest Burgess）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一直在回避“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概念范畴，“始终坚持严格的实证研究”（Steinmetz,2007:328）。与欧洲主要社会学理论传统相比，结构功能学派实现了从零散吸纳到系统整合的转向。这虽不能说明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之际，美国社会学界已然明确意识到“宏大理论”的缺失对学科发展构成了根本局限，但可以推测的是，在存在理论困境与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帕森斯式“宏大理论”之所以能在美国社会学界日益扩大影响，乃至取代芝加哥学派的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时代的现实需要和学界的理论需求，缓解了学科发展的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宏大理论”的肇始，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自杀论》具有同等地位（Holmwood,1996:127）。这一地位的获得，与当时美国社会学解释整个社会运行的理论需求密不可分。事实上，对这种需求的感知和捕捉，也不仅仅发生在帕森斯身上。譬如，扎菲罗夫斯基（Milan Zafirovski）认为，帕森斯的工作可视为索罗金研究的对照升级版本。就根本关怀而言，索罗金和帕森斯都试图回应现代社会文明的秩序与发展问题，只是帕森斯的体系更具抽象性与整合性。他提出四组模式变量，将其视为刻画行动取向与社会现代化特征的重要分析维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经验为重要参照的现代化理论（Zafirovski,2001）。
（二）美国政治经济状况对结构功能学派兴起的推动作用
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固然受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但也与美国政治经济进程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结构条件相关，其理论关切与表达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时代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看，这一联系体现了物质基础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简单的时代对理论的单向决定，而是物质基础通过职业市场、研究资助与组织化训练等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哪些问题更“值得”研究以及哪些表述更具合法性，进而相对提升了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吸引力。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罗斯福新政，激发了美国国家治理与经济重建方面的巨大知识需求。然而，在这样一个社会问题高度集中、国家力量强力介入的时代，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律人士相比较，社会学家在公共政策与国家事务中的能见度与参与度并不高，更容易产生被边缘化的危机感和价值挫败感。美国社会学界由此出现一种重新定位学科的倾向：一方面，强化人们对社会学公共角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推动经验性社会学研究进一步兴起，将社会学理解为“文化的科学”，即强调经济生活和政治活动都是在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不理解文化，国家计划很可能失败（Camic,2007）。
在此背景下，曾拥有巨大声望的芝加哥学派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议题之间呈现更为明显的议题结构不匹配：该学派“不太关注国家事务、高层政治以及结构性经济问题，更关注在当地活跃的团体，包括新闻媒体、领导集团政治以及围绕工会产生的冲突”（Calhoun,2007:22）。相较之下，在具有悠久哲思传统的欧洲，“无论是秉持韦伯传统、马克思传统，还是其他学术传统的社会学家，都始终将经济、国家和法律视为核心关切领域，并积极参与这些议题的公共讨论”（Camic,2007:257）。从就业市场就可观察到，芝加哥学派在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期间面临衰落的困境，彼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生面临着极为糟糕的就业状况（Abbott & Sparrow,2007:293）。
紧随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则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组织形态与知识生产方式，并为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构成了重要的历史条件。总体而言，有三方面的因素最为关键。其一，战争动员的需要、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战时研究机构的设立和研究模式的广泛应用，使芝加哥主导的传统研究取向相对式微，并推动新的学术精英群体与研究共同体在组织资源与职业通道上获得优势。正如阿伯特（Andrew Abbott）和斯帕罗（James Sparrow）所指出的：“新的研究实践模式具有显著的智识影响。理论与概念的统一变得极为困难。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无论是米达尔还是斯托弗都未能得出一个连贯的理论成果，因为战时研究的爆发并非源于一系列清晰的理论问题，甚至不是源于假设，其首要任务是监测民众对科层制度的服从性与可管理性，或者了解美国民众的情绪”（Abbott & Sparrow,2007：295）。
其二，战争胜利强化了科学在公共话语中的权威，硬科学（如原子弹研发）的象征效应尤为突出，社会科学也因此更需要展示自身的科学合法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便是以对行动的“科学”分析开篇，顺应了这一形势。结构功能学派正是以“科学的”面貌完成了范式变革。库克里克将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学派的转换称为“科学的革命”（Kuklick,1973）。
其三，那个时代不仅提出了新的实践问题，也逐步产生了一种对知识形态的偏好，即偏好可比较、可移植、可体系化且能与国家治理结构乃至现代化议题相对接的理论与方法。在此意义上，当出现一种能以高度抽象的概念将社会描述为系统与功能整合的理论方案时，该方案的吸引力便显著提升。正如帕森斯（2012：13）所说：“社会学的发展，不仅仅与其躬行者的贡献的纯粹科学价值相关，而且也与所处时代更加浩大的思想潮流相关，而那一潮流部分地‘在存在上’（existentially）是被决定的。情况既是如此，作者显然就是在一桩‘好事’的相对较早的阶段‘赶上了趟’，因而有了成功的好运”。
总体而言，结构功能主义较好地捕捉到了美国彼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问题结构上，结构功能主义以“系统”“功能”“整合”等概念为核心，将社会理解为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构成、需要持续维持秩序与稳定的整体。这一视角与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社会的根本关切高度一致，即如何在高度分化、利益多元且面临一系列紧迫任务和挑战的社会中实现整合与有效治理。与芝加哥学派偏重社区、群体互动与生态演变的研究取向不同，结构功能主义提供的是一种能够覆盖整个社会层面的总体解释框架，使“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成为理论分析的中心议题。
第二，在政治语境与表述策略上，结构功能主义更倾向于以分析性、去政治化语言来处理社会张力，将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失范”“功能失调”等问题，而非诉诸“阶级话语”。这有助于应对彼时美国社会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对立所造成的紧张局面。正如阿伯特和斯帕罗所指出的：“事实上，其最畅销著作的副标题已然揭示，《美国士兵》关注的是士兵对军队生活与战斗的‘调适’。战后，社会学不再聚焦于调适本身，转而采取更为超脱的视角；在默顿那里，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不再被视为失调，而仅仅是‘失范’”（Abbott & Sparrow,2007:301）。
第三，在知识形态上，结构功能主义以高度抽象、普遍化和去情境化的概念体系，建构了一种具有“无时间性”倾向的社会模型。这种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具体历史事件或地方经验的依赖，并力图揭示对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结构—功能关系，从而“超越了罗斯福新政后期使社会陷入深度分裂的政治化僵局”(Abbott & Sparrow,2007:302）。正因如此，结构功能主义不仅便于在不同研究领域乃至国家情境中移植，还契合了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扩张、社会科学专业化与标准化训练的制度环境。
第四，在研究范式与组织关系上，结构功能主义与当时大规模开展的个体层面的经验研究之间形成了结构性互补。用阿伯特和斯帕罗（Abbott & Sparrow,2007:308）的话来说“个体—集体模型的主导地位，解释了战后塔尔科特·帕森斯华丽抽象理论与具体质朴调查分析方法的奇妙结合。《社会行动的结构》明确预设了社会生活的两个层面：个体与集体。原则上，集体可以是任何规模或形态的群体。但实际上，遵循涂尔干的逻辑，该书极为抽象的框架本质上是将个体与整个社会对立起来，在这种逻辑中，行业、宗教机构、家庭等并非具有真实特质和冲突性存在的实际社会群体，而仅仅是连接行动者与其‘集体’之间的传导渠道。”
第五，在国家组织形态与关键制度对象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国家动员，使科层制在社会运行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而结构功能主义为科层制提供了高度系统化的理论解释。帕森斯对韦伯科层制理论的系统引介，以及其后对相关文本的翻译与推广（Abbott & Sparrow,2007:311），使科层制成为“个体—集体”模式中的关键制度装置。相较于芝加哥学派的生态隐喻，科层制分析更适合解释现代国家中高度理性化、程序化的组织体系。
总体而言，正是由于需要解释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等涉及国家甚至超越国家层面的全局性宏大现象并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美国社会呼唤一种具备上述五个特点的理论范式。结构功能学派的理论范式恰好契合了这一时代需求，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在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学派。
（三）三位关键人的作用
结构功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围绕帕森斯、索罗金和默顿三位关键人展开。这一学派伴随着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内部成员学术地位的不断分化而发展，具体表现为索罗金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与帕森斯地位的持续上升。默顿在索罗金、帕森斯及他自己的博士生导师萨顿（George Sarton）等人的多重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1.索罗金
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兴起过程中，索罗金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他具有卓越的学术声望和地位，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高起点。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威尔独具眼光，聘请了他，这体现了劳威尔对索罗金学术地位与建系能力的高度认可（Sorokin,1963;Johnston,1986）。1930年到哈佛大学任职时，索罗金已是享有广泛声誉的社会学家，并在社会变迁、社会流动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第二，索罗金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早期的师资队伍组建与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他吸收帕森斯进入社会学系，使其成为创系仅有的几位全职元老之一。哈佛大学当时有一个约束条件，即社会学系招聘老师须从哈佛大学已有的教师中聘用。该条件虽使外部人才难以进入，但也促成了更多校内兼职教师的加盟，使早期师资配置与课程设置带有跨学科色彩，社会学系学生得以接受来自不同知识传统的训练，这也为后来的理论综合创造了条件。默顿便受益于此，他的指导老师不仅有索罗金和帕森斯，还有科学史专家萨顿，从而使他本人由此走向了科学社会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第三，索罗金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作用尤为直接。他将默顿招收到哈佛大学，默顿不仅成为他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还担任他的生活和科研助手，这让默顿得到了扎实的学术训练。此外，在索罗金领导下的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早期在招生和培养环节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使其能够较早地吸纳高质量学生，并通过博士培养形成稳定的学术网络。后来，这些学生散布于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为扩大结构功能学派的学术影响创造了条件。
第四，索罗金对于帕森斯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前辈”或“同事”关系，更在于他的思想构成了帕森斯早期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二者在问题意识上存在相通之处，都关注现代社会的文明变迁问题，但在理论路径上又逐渐分化，由此形成了持续的学术竞争。正是在这种既相互参照、又不断趋异的关系中，帕森斯确立了自己的理论重心，并推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以社会系统与结构功能分析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就此而言，索罗金不仅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奠基者之一，也为帕森斯及其理论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2.帕森斯
有学者将哈佛大学崛起的社会学学派命名为“帕森斯学派”（Tiryakian,1979;Johnston,1986），这直观地反映了帕森斯的影响力与重要性。默顿是这样评价帕森斯的：“他或许是美国社会学史上最后一位自学巨擘”（Merton et al.，1980:69）。如果要挑选出一位可以与韦伯、涂尔干、齐美尔这些古典社会学家比肩的美国社会学家，其人选大概非帕森斯莫属。在结构功能学派兴起的过程中，帕森斯的角色与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帕森斯综合前人思想，形成唯意志论的社会行动理论。在索罗金出版《当代社会学理论》并介绍各家理论的基础上，帕森斯进一步进行了归纳、综合与创新。帕森斯晚年曾回忆，自己在构建“社会行动理论”的过程中，对若干关键思想家的理解曾受到不同“老师”的启发：从亨德森（Lawrence Henderson）那里系统研习帕累托的理论，经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进一步理解马歇尔经济学中所蕴含的社会理论意涵，对韦伯的把握则部分来自其博士论文时期的研究，而有关涂尔干的部分主要是依靠自己独立钻研而得（Parsons,1970）。换言之，“社会行动理论”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帕森斯对欧洲社会思想传统持续吸收、整理和重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默顿等人（Merton et al.，1980:70）后来对帕森斯20世纪30年代初教学情形的回忆，则进一步呈现了这一理论建构过程的动态面貌：“20世纪30年代最初数年间，塔尔科特的教学全然重身教而非言传。我们置身课堂，见证他在协助构建社会学分析技艺的过程中，自身亦在孜孜探求这门学问的精髓。他显然乐此不疲地驯服纷乱的观念——将那些经过恰当规训的思想纳入自己初具雏形的理论体系。每当邂逅新理念，或发现旧学说经其体系融合而焕发新生时，他眼中跃动的欣喜光芒始终未减分毫”。这里默顿回忆的课程，就是最终形成《社会行动的结构》这本著作的理论课“社会学21：霍布豪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其中，“初具雏形的理论体系”便是指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体系。
第二，帕森斯培养了大量高水平学生。除默顿之外，他的学生还有戴维斯（Kingsley Davis）、摩尔（Wilbert E. Moore）、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赖利（John W. Riley，Jr. ），以及巴伯（Bernard Barber）等人。通过他们在不同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教学与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得以在美国社会学界广泛扩散，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影响的理论传统。与此同时，帕森斯还长期组织非正式学习小组，持续吸引青年学者参与讨论和训练。后来被视为新功能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卢曼（Niklas Luhmann）也曾参加这类学习活动。
第三，帕森斯组织和经营了跨学科的合作。帕森斯所受的社会学训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广泛而主动的自我研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培养。也正因如此，对于帕森斯而言，跨学科取向似乎不是一种外加的学术策略，而是其知识增长方式的自然延伸。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早期的组织条件也为这种跨学科合作提供了重要土壤。由于校方对社会学系的师资配置存在明确限制，早期专职教师人数较少，课程与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跨系教师共同支撑，如经济学系的熊彼特、心理学系的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哲学系的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人类学系的胡顿（Earnest A. Hooton）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化学系/生理学系的亨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等。其中，亨德森对帕累托非常感兴趣，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俱乐部，帕森斯也是其中的成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帕累托被列为《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四位古典思想家之一。
从帕森斯晚年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当时他与亨德森几乎每周见面两次，二人就帕累托和涂尔干书稿的部分“一起一段一段地过手稿”（Parsons,1970:832）。尼科尔斯（Lawrence Nichols）从“间隙性”角度分析帕森斯的崛起，将哈佛大学的跨学科合作与帕森斯的职业进取联系起来（Nichols，2019）。所谓跨学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帕森斯通过《社会行动的结构》对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和韦伯的理论进行了整合；二是在哈佛大学，帕森斯通过整合经济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与资源，构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1944年帕森斯接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同时进行跨学科重组，于1946年成立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并出任该系第一任系主任。
第四，帕森斯推动了广泛校际合作网络的形成。除了在哈佛大学内部积极整合跨学科资源之外，帕森斯也持续向校外拓展学术合作。比如，他于1951年出版的《迈向一般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便与“卡内基研讨班”（The Carnegie Seminar）项目密切相关。正如尼科尔斯（Nichols，2019:581-583）所总结的，这一项目可被视为帕森斯在1927—1951年一系列重要跨界合作中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该项目中，帕森斯邀请芝加哥大学的希尔斯等学者共同参与，围绕行动理论开展了持续一个学期的专题研讨。此类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不仅拓展了帕森斯在哈佛大学内外的学术联系，也进一步扩大了其理论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森斯学术地位攀升的最终成果，并不只是若干重要著作的问世，更是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广泛而持续的合作网络。
1949年，47岁的帕森斯以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身份于12月底发表年度会长演讲，题为《社会学理论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在演讲开始不久，他回忆起15年前的一段家庭趣事：1934年，他还只是一位尚未成名的讲师，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常玩一个游戏，大声喊着“社会学就要开始了，那个拿着麦克风的人说”。帕森斯借此自嘲地指出，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职业生涯的起步，或许还算恰当；但如果把它理解为对整个社会学领域状态的判断，则未免过于保守了（Parsons,1950:3）。在他看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早已开启，只是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说，其真正进入较为自觉的阶段并没有太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帕森斯将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理解为一个代际递进的过程。他将萨姆纳（William Sumner）、帕克、库利（Charles Cooley）、托马斯等人视为美国社会学的第一代人物，认为他们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为这门学科奠定基础。帕森斯作为第二代社会学家的代表，则开始承担起推进理论综合的任务（Parsons,1950）。
帕森斯推进社会学理论综合的过程，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他于1927年入职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但取得博士学位却是在1929年。到1930年，帕森斯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时，他已经当了四年讲师，后来又继续当了五年讲师，才晋升为助理教授。其后，他无论是晋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也都不是由校内主动推动，而是由外部聘任推动：1939年，正是威斯康星大学的聘任机会，促使他在哈佛大学正式晋升为副教授；1944年，西北大学的聘书促使他获得哈佛大学正教授职位，并进一步出任系主任（Johnston,1986）。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森斯在哈佛大学的职业晋升，在相当程度上也依赖于美国大学体系中常见的“以外促内”机制，即借助离职接受外部聘任的机会，迫使本校重新评估他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结合帕森斯与校方的协商过程来看，如果没有这种外部压力，哈佛大学内部未必会如此及时地承认帕森斯对于本校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帕森斯在哈佛大学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制度竞争、组织博弈与学术声望逐步累积的过程中艰难实现的。
3.默顿
默顿生于1910年，比索罗金小21岁，比帕森斯小8岁。他们三个人可以说分属三代人。尼科尔斯对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的默顿有专门研究，他从默顿在哈佛大学求学、科研、担任教职，以及他离开哈佛大学后个人研究议题的延续和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联结关系等方面，论证了默顿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一员的成就和影响（Nichols,2010）。1931年，默顿被索罗金招收为硕士研究生，并成为其助手，这是默顿一生中机缘巧合的幸事之一。默顿（Merton,1994:11）回忆说：“哈佛大学被证明是一个发生巧事的沃土，充满了令人回味的惊喜。第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惊喜是索罗金在我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年邀请我做他的研究助理，然后也让我做他的教学助理。这当然意味着我成了他的全能助手——而且，我很快就了解到，我偶尔也会替他代班”。由于公务过于繁忙，索罗金虽答应为法国纪念涂尔干的会议撰写论文，却无暇完成，于是将此事转交给默顿。由此，默顿于1934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Durkheim's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同年，默顿还在《社会力》（Social Forces）上发表论文《近期法国社会学》（“Recent French Sociology”）。就这样，年仅24岁的默顿便已开始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重要中坚力量，也是哈佛大学学生中的杰出代表，默顿的学术研究在多重机缘与卓越才能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走向成熟（Merton,1985/1965）。最终，默顿成长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
默顿在结构功能学派的主要作用和所担当的角色，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默顿发展了索罗金和帕森斯的理论及其贡献，尤其是针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提出了“潜功能”“显功能”“反功能”“功能替代”“中层理论”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
第二，与帕森斯类似，他也联结了哈佛大学内部跨学科的众多大师，对构建结构功能学派发挥了关键作用。默顿的博士生导师萨顿是当时科技史领域的大师，并不在社会学系，默顿在其指导下写出的博士学位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17th Centry England），开创了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传统，默顿本人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社会学之父”。
第三，默顿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与拉扎斯菲尔德开展合作研究，并发挥了桥梁作用，将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研究联结起来。从帕森斯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到默顿立足中观层次的“中层理论”，再到拉扎斯菲尔德严谨规范的经验研究范式，三者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形成了有机衔接与互补。这种跨层次的学术整合，使抽象理论的建构与实证研究的推进得以相互印证、彼此强化。默顿的代表作《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哈佛—哥伦比亚之书”（Nichols,2010:91）。
第四，默顿培养了众多弟子，如布劳（Peter Blau）、科塞、科尔曼（James Coleman）、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古德纳（Alvin Gouldner）等，推动了结构功能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四、对构建中国社会学学派的启示
中国社会学史上曾形成三大传统：一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中央大学综合学派，二是唯物史观社会学派，三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周晓虹，2012）。理论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理论亦要随之更新。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在经济、政治、科技与教育等领域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相应提升已成为时代的迫切呼唤。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社会学学派建设，既是回应时代之问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要求。前文回溯并分析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这对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派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需求和新条件
对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而言，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其社会影响暴露了芝加哥学派在理论解释方面的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国内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需要一种能够回应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问题的宏观理论。可以说，结构功能学派的兴起，正是美国社会学学科转型与美国社会历史进程相互呼应的结果。
因此，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推动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学派建设的动力，根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新需求和新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又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现代化探索转向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中国社会学面对的不是孕育西方社会学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核心的问题情境，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能力、市场机制、文化传统、数智技术和全球化趋势深度交织的复杂社会过程。
当前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同时也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路径独特的现代化。这为加快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建设中国社会学学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现实议题，要求社会学形成新的理论解释，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可供比较和参照的中国经验，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担当（李培林，2016）。形成新的社会学理论，同样也是社会学“学科史”对“社会史”的反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这正如毛泽东（1991：664）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二）知识聚集区是社会学学派构建的主要阵地
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力量和学科发展的内在张力需要作用于学者身上并发挥作用，学者也需要平台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对学科内外的历史进程作出反应。就社会学而言，这就需要大学、科研机构等知识聚集区成为学者的平台，为学派的构建提供支撑。而不同地理位置的平台产生创新思想的资源禀赋也不同。结构功能学派正是依托哈佛大学发展起来的。来自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的“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形成的三角纽带，也是波士顿与纽约的联合。
地理位置固然重要，具体机构的良好内部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在此意义上，建设中国社会学学派更需以有组织的科研来有效凝聚学术共识，推动对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在结构功能学派崛起的过程中，哈佛大学的领导层，包括熊彼特、克拉克洪、梅奥等大师级学者在内的多个专业的教授，都参与到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建设中来。那是一个哈佛大学跨学科合作成果丰硕的时代。哈佛大学的学生质量也是一流的。强强联合才带来了以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学人的成就，也才成就了结构功能学派。
依靠哈佛大学的平台，哈佛大学社会学学人通过邀请各地有影响力的学者前来讲座、讲课和访问交流，实现了广泛的学术合作。这一广泛的对外学术合作网络也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成功的要素之一。例如，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希尔斯，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品等都曾到哈佛大学讲学交流，这不仅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有利于教学相长。1936年，帕克在哈佛大学讲授暑期课程后曾给索罗金写信表示：“我对你们研究生的质量印象非常深刻……我想，从我接触的这些学生来看，你们研究生的质量比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更高”（Johnston,1986：111）。
在机构层面上，鼓励和支持跨学科合作是实现学术繁荣和学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合作日益得到支持与鼓励（Leahey,2016）。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崛起，也许是无意间受益于当时校长的规定。这使得索罗金作为系主任，只能在哈佛大学校内招聘人员。以今人的思维看，这是不太正常的事情。哈佛大学本来没有社会学系，刚刚建立的系理应从外面招聘人员，却最终被要求从学校内部招聘。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原本是具有限制性的条件，却客观上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多学科交叉下形成自己的学派创造了条件。
20世纪30年代哈佛社会学系刚刚成立，当时除了索罗金之外，还有两位社会学教师：一位是帕森斯，另一位是索罗金从明尼苏达大学带来的齐默尔曼（Carle Zimmerman）。他们当时各开三门课，与他们联合上课的老师中就有来自其他系的教授或者访问学者，如布莱克（John Black）和提马歇夫(Nicholas Timasheff)等。来自化学/生理学系的亨德森开了两门课，他对帕累托极为感兴趣，其中有一门课名为“社会学研讨班：帕累托和科学研究方法”（Nichols,2010）。与亨德森联合上课的教授达九位，包括大名鼎鼎的怀特海、梅奥，以及默顿的博士生导师萨顿。跨专业联合上课是当时的突出特征。这一看似“大杂烩”的学科格局，在当下学科日益细分的学术语境中，反而彰显出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合作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就建设中国社会学学派而言，也应加强新兴分支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建设，推动社会学与人工智能、生态环境等学科的深度融合，实现宏观理论建构与微观实践分析的有机结合，系统提升学科综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张翼，2026）。
（三）关键人的成长和成就
在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关键人，以及围绕他们而展开的包含了支持者、竞争者甚至论敌的学人网络，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中，索罗金的识人用人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由于索罗金的极力争取，帕森斯才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转到新成立的社会学系（Johnston,1986）。虽然二者后来的紧张关系给索罗金带来一些不愉快，但如果缺少帕森斯的加盟，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很可能无法取得之后那样大的成就。同样，索罗金将默顿招收到哈佛大学，也是改变学科历史的关键选择。据默顿（Merton,1994:11）后来回忆，当他说要报考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时，他的本科母校天普大学的行政人员都认为他高攀不上。
此外，索罗金也以其富有开创性的领导力主导了前期的奠基工作。他是俄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人，也曾担任俄国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总理的秘书。在索罗金提供的良好制度环境下，帕森斯凭借卓越的学术组织能力引领了后期的学派发展走向。后来默顿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另辟蹊径，开拓出新的学术疆域。由此可见，学派核心人物的组织领导能力，是推动学派形成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在结构功能学派崛起过程中，索罗金的主体思想是整合主义的，帕森斯的则是功能主义的。二人的思想都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崛起过程中的重要资源，而且重合度较高。这里不妨通过一个小插曲来说明二人思想的“亲缘性”。1951年12月13日，哈佛校报《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1951年，帕森斯出版了《社会系统》一书，其中的概念框架（人格、文化和社会三原则理论）与索罗金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中的理论很相似，但帕森斯在书中并未作引用说明。索罗金就此提出异议，帕森斯表示这是“遗憾的疏忽”。而这个报道以索罗金如下的讲述作为结束语：“我对这些著作出版后，看似不同的两种社会学体系比外人看起来更加相似这一情况表示深深的满意……两种假定不同的观点（帕森斯的和索罗金的）的趋同，对于哈佛社会学学派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预兆”。
这意味着，无论是帕森斯的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还是最终奠定他成为学界巨擘的《社会系统》，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参照索罗金著作的“升级版”，前者对应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后者对应索罗金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尽管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之间存在纠葛，但客观上他们相互成就，也成就了结构功能学派。
默顿在回顾自己一生时，多次用“巧事”来形容自己的幸运（Merton,1994；Schultz,1995）。如果我们将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三人的经历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传奇般的“巧事”，三人组也是经历了诸多“巧事”才得以合作。不过，除了归因于运气外，这样一个核心团体的形成依然有规律可循。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学内部对新理论突破的需求，以及哈佛大学独特的学术生态，都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结构功能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是新成立的，没有历史包袱；芝加哥学派具有很深的学术传统，便不具备类似的轻装上阵的条件；其他学校在师资、生源，以及学术氛围等资源上，也很少能比肩哈佛大学。由此可见，一个学派的诞生与崛起，一方面不能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丰富的资源支持。
对当前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学派形成而言，以上关键人的作用给予我们四点启发。第一，关键人要构建学派的核心思想框架或是研究纲领，进而形成理论体系。关键人即使研究别人的理论，也是为了取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便是典型。默顿在帕森斯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提到，他们作为学生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帕森斯完全处于美国社会学的边缘位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的“圣经”是帕克和伯吉斯所著的《社会学科学导论》。帕森斯的边缘性意味着“他必须为自己去发现韦伯，以及某种程度上，发现涂尔干，而非受制于其作品的主流解释”（Merton et al.，1980:69）。默顿等学生很快意识到，原本处于边缘的帕森斯正在变成实质的理论中心。这种情况表明，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帕森斯反而避免了当时美国社会学学院派的一些思维惯性，即“所知障”（cognitive obstruction），从而更容易开创独特的理论体系。
第二，关键人需拓展相对宏大的议题，并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索罗金探索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动力，提出了“利他之爱”的理念。帕森斯寻求现代性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出著名的模式变量。默顿则敏锐地捕捉到了既有范式的不足，提出“中层理论”。这种宏大视野有助于提升学派生命力，从而使社会学者在更广阔的议题与领域中取得成果。
第三，关键人需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不畏惧激烈的批评。索罗金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初稿的批评就很尖锐。如果没有众多评审者的批评和帕森斯的反复修改，《社会行动的结构》很可能不会成为名著。除此之外，帕森斯也一直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挑战。他的学生皮特斯（Jesse R. Pitts）回忆道：“这位最后的清教徒在周遭的不解、敌意与毁誉中埋头工作，周身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孤寂。然而他的沉默并非冷漠”（Merton et al.，1980:64）。一个学派的兴起，必然要面对挑战和批评，这些挑战和批评使其理论和思想变得更加强大。
第四，关键人内部应形成恰当的组合非常重要。这涉及年龄梯队、性情志向、聪慧层次以及学科背景等。虽然索罗金、帕森斯和默顿三人组合的形成不是当时有意为之，但知晓其内在机制后，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比较自觉地进行搭配组合，形成一个推动学派崛起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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