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医生韩杰案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韩杰最终被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禁止从事医疗行业三年。
一个2岁半患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导致肠梗阻、感染性休克死亡，被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被判承担85%责任，赔偿146万余元。韩杰受到行政处罚后，又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公开表示：“我认可诊疗疏漏，但绝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
民事赔了，行政罚了，最后还要面临刑事责任。这起案件穿透三层追责体系，在医疗行业掀起巨大争议，而争议的核心，是一个困扰医学与法学界多年的根本问题：医疗事故与医疗事故罪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一、一次漏诊，三重追责
先回到案件本身。
2024年2月17日凌晨3点，一名2岁半患儿因呕吐、腹胀被送至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韩杰接诊，腹部平片提示肠梗阻，韩杰予补液等保守治疗。关键过失发生在首诊环节——韩杰没有对患儿进行腹股沟区体格检查，病历中没有任何腹股沟区的描述。上午8点，韩杰交班下班。下午患儿病情恶化，家属自驾转院途中患儿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推断（未做尸检），死亡诊断为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导致机械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
2024年5月，抚州市医学会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2025年3月，法院判决医院赔偿146万余元。卫健委对韩杰及上级医师作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按常规流程，事情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但家属拿着鉴定意见报警。2025年6月10日，警方以涉嫌医疗事故罪立案侦查，次日韩杰被刑拘。2026年7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
法院认定其构成犯罪，依据有三：未落实首诊负责制；严重违反诊疗规范——“该查体未查体、该会诊未会诊”；漏诊行为与患儿死亡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然而，韩杰提出了多项质疑：已完成规范交班正常下班；上级医师一同查房未修改治疗方案；未做尸检，死因认定存在争议。最核心的分歧在于：一次腹股沟区查体的遗漏，究竟是普通医疗过失，还是“严重不负责任”的刑事犯罪？
二、“严重不负责任”：一个模糊的刑法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构成医疗事故罪。
“严重不负责任”是医疗事故罪区别于普通医疗过失的关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此有专门解释，包括擅离职守、严重违反查对制度、严重违反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或常规等情形。本案被归入“严重违反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一类。
但问题在于：“严重”二字，如何量化？
“严重不负责任”要求过失程度达到“严重”标准。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严重不负责任”历来是饱受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的一项内容。
韩杰本人也承认没有对患儿腹股沟区进行检查。争议的核心，是这一遗漏是否已经严重到跨越一般医疗过错、行政违法、医疗事故的边界，进入刑事犯罪。
本案中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细节是：三级查房制度下，上级医师同样查房却未被追刑责。韩杰在交班前完成了查房，接班医师和上级医师也查看了患儿，延续了原有治疗方案。为何只有首诊医生入刑？这引发了医疗界对责任分配公平性的深刻质疑。
三、诊疗规范VS临床现实：不可调和的张力？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核心逻辑是：婴幼儿不明原因呕吐腹胀，腹股沟查体与外科急会诊是儿科急腹症的基础动作，没做就是违反诊疗规范。
这个逻辑从法律形式上看没有问题。但它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临床真实诊疗充满不确定性。
韩杰接诊时间是凌晨3点。医院B超检查科室无值班人员。患儿就诊时没有腹痛、严重腹胀等典型疝气表现。家属起初不认可拍片检查。这些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急诊场景：时间紧迫、信息有限、资源受限、判断必须迅速。
医学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尤其儿科急诊，病情隐匿、变化迅疾。将一次漏诊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需要极其审慎的论证。
诊疗规范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答案”，而临床实践是在资源约束、信息不完整、时间压力下作出的“最优选择”。两者之间的差距，正是医疗风险的根本来源。如果把每一次偏离规范都等同于“严重不负责任”，那么几乎每一位一线医生都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四、达摩克利斯之剑：行业的集体焦虑
韩杰案判决后，医疗界的反应不是同情一个同行，而是集体性的恐惧。
有医生直言：“一个普通的基层医生并非玩忽职守，也不是出于主观恶意，只因诊疗过程中的疏漏导致了不良后果，是否需要面对民事、行政、刑事三重重罚？”
有医生指出，若责任界定模糊不清，将刑事责任归于一线医生，负面影响会非常大。一方面，急诊科医生可能因惧怕法律风险而本能地选择转诊或推诿，不敢做任何处置；另一方面，年轻医生将不愿从事急诊儿科等高危科室，加速人才断崖。
更隐蔽且深远的伤害，莫过于催生“防御性医疗” ——医生被迫用覆盖全身的CT、密不透风的血检来对抗可能存在的风险。过度检查不仅加重患者负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因检查耗时过长挤占抢救窗口。这恰恰与保护患者生命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
现实已经在应验这种担忧。有报道称，韩杰案后，某医院仅剩的3名儿科医生中又有2人要辞职。多地出现儿科停诊、整合现象。儿科困境由来已久，而韩杰案无疑雪上加霜。
五、罪与非罪：亟需厘清的边界
刑事责任的追究遵循“谦抑性原则” ——不到非常严重的情况不启动刑事追责。医疗具有专业性、高风险性和目的向善性，刑法的介入应恪守最后手段的定位。
这不是为医生开脱，而是对医学规律的尊重，对医患双方长远利益的守护。
当前，医疗事故罪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模糊地带。韩杰案恰恰表明：必须尽快细化医疗事故罪的入罪标准，明确区分 “技术过失”与“刑事过错” 。让医生知道什么行为会触碰刑法红线，也让司法裁判有据可依、避免“唯结果论”。
对于确属严重不负责任、主观恶意明显的行为，刑事追责具有不可替代的惩戒和警示作用，但追责的前提是标准清晰、边界明确。
韩杰案之后，每一位医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下一次，会是我吗？
一个2岁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家属的悲伤值得同情，涉事医生的失职应当追责。但以个案推动制度完善，远比以个案制造恐慌更有价值。唯有在保护患者权益与尊重医学规律之间找到平衡，在惩戒失职与避免“防御性医疗”之间划清边界，才能让医疗安全防线更加坚实，也让医生敢于在风险中担当、在不确定中施治。
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告慰。
作者简介
涂国虎
高级合伙人
Tel:13970883319
涂国虎律师系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一级律师，江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委员会专家，江西省政法委案件评查专家，江西省首批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家，江西省药品领域涉嫌犯罪案件认定专家，江西省律协刑事诉讼委员会副主任，江西财经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东华理工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律师学院兼职教授，民盟江西省委盟员，南昌市法学会法律咨询专家。
部分经典案例：原南昌民用建筑设计所所长杨某贪污案（该案最终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原抚州市商务局局长章某涉嫌受贿案（二审依法改判）、原新余市副市长廖某涉嫌受贿案、原江西铜业上海国际公司董事长苏某涉嫌受贿案、全国优秀公安刑警胡某某涉嫌徇私枉法、受贿罪一案，江西扫黑除恶第一案宜春刘某等涉黑案（二审依法改判）、南昌县曹某涉黑案（检察机关依法作不起诉处理）等。
业务专长：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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