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于1961年春，行政关系隶属于全国政协办公厅，业务上接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指导。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被特赦的高级战犯们都曾是其中的一员。可以说，文史专员这项工作，就是为这些特赦战犯们量身定做的。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战犯
特赦战犯走上工作岗位
1959年底，首批33名战犯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公民。一年后，他们当中的七人，即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和周振强，被批准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
全国政协分批安排了21名文史专员。第一批有：溥仪、杜聿明、宋希镰、王耀武、杨伯涛、郑庭岌、周振强；第二批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有：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第四批有：黄维、文强、赵子立等。
这21人中，只有溥仪和溥杰是伪“满洲国”战犯，另外19人均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不乏黄埔出身、位及兵团司令并声名显赫者。后来，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有三人变更了原身份：沈醉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以劻按投降人民对待，杜建时不以战犯对待；原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赵子立则属于曾被错误关押的起义将领。
上世纪60年代，地处西城区的清顺承郡王府是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文史专员室就设在王府的东跨院。1961年3月1日下午，溥仪等七位文史专员来到这里，用当年流行的说法，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在一间会议室接待了他们。申伯纯和专员们一一握手，连连表示欢迎。他对溥仪说：“政协机关办公的这个大院，清朝是顺承王府，后来是张学良公馆。溥仪先生，您从前当皇帝的时候，来过这里吗？”溥仪答道：“我知道有这个王府，但没有来过，那时实际上有许多人在监管着我，没有到处游玩的自由。再说，这里是一个小王府，不大，也没啥好玩的。”
申伯纯听后哈哈一笑，随后说：“溥仪先生，从今儿个开始，您就可以天天到这儿上班，为国家出力了。你们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就是国家的一名工作干部……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条：一是写稿，一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及时向文史办公室提出，你们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写出来会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
文史专员的任务有四项：一是亲自撰写“三亲”史料（指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征集史料；三是审阅部分来稿；四是协助文史办公室编辑出版部分文史资料读物。那时，全国各地投向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稿件很多，都是由文史专员审阅。文史专员阅稿后先确定稿件的价值，然后附上意见，包括稿件的“质量级别”、能不能刊入《文史资料选辑》、稿件内容有哪些差错、建议支付的稿费等。
溥仪兄弟俩的两本著作
在文史专员中有溥仪和溥杰两兄弟，其身份和其他国民党将领出身的文史专员颇有不同。其他文史专员就亲切地叫他们兄弟为“大溥”、“二溥”。
溥仪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溥杰帮助整理。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看过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并宴请溥仪及其亲属，面商溥仪的工作和学习改造问题。周恩来肯定了《我的前半生》的价值，又指出了《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中史实有“出入”的问题。最后，他强调了这本书的历史意义：后代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
溥仪成为文史专员后，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出版。
1962年5月，溥杰成为文史专员后，和大哥一起在北洋组工作。虽然其经历也能写出有价值的史料，但《我的前半生》出版后已经在国内外博得好评，且需要撰写清末社会、生活资料，因此，撰写回忆录的想法一直未能得以实施。
晚年的溥杰虽然工作更加繁忙，但撰写回忆录的想法更加强烈，而国内外史学界也希望看到溥杰回忆录的早日问世。1990年溥杰访问日本时，日本著名历史作家陈舜臣问溥杰回忆录写得怎么样了。溥仪的回答是：“我作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有这个任务。但我没写完，一方面忙，一方面我也有点懒。”
为帮助溥杰完成回忆录，1991年，全国政协领导请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叶祖孚帮他整理书稿。整理的方法是溥杰口述，叶祖孚录音整理成文字，然后由叶祖孚去阅读资料，作调查，厘清事实，再写成文字，最后由溥杰来修改定稿。
溥杰认为，书不要写得太长，并坚持《我的前半生》里提到过的事情就不要写了，在字数上也不希望超过《我的前半生》。
就这样，两人合作了两年多。由于溥杰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情节记忆不清，叶祖孚就到抚顺、吉林、沈阳、铁岭、长春等地采访调查，写了一章后交给溥杰修改。1993年，在溥杰病重住院之际，叶祖孚带着稿件去医院和溥杰字斟句酌。在完成初稿后，躺在病床上的溥杰拉着叶祖孚的手，又指指自己的心窝对叶祖孚说：“我从心里感谢你。”
1994年，在《我的前半生》出版30年后，《溥杰自传》问世。
文史专员们的工作热情
文强曾著文回忆:“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组。后来又陆续奉命参加到军事组和社会宗教组。我欢天喜地的，一切听指挥，并与董益三专员形影不离，搭车到政协机关上班，经常是早到迟退，虽然年过古稀，却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时间不够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军统少将，担任文史专员后，用心钻研业务，审稿极其认真。
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有这样一句话：“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面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从中不难看出，文史专员一职对于晚年杜聿明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文史专员对于本职工作，大多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社会回报，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专家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不乏他们的读者。经他们的手审订或撰写的稿件，揭示、澄清和订正了大量重要史实，一些被长期尘封的历史真相因为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类似《我的前半生》(溥仪著)、《军统内幕》(沈醉著)这样的作品，一经面世，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溥杰、宋希濂、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都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文史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文章来源：新周报微信公众号，据《人民政协报》、人民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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