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结尾，“共鸣”都是必需品|亚冬会短道|刘长春|奥运会|许海峰|贾丝明

本文节选自《从零开始写故事》

叶伟民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结尾：最后一页的回响

无论什么类型的故事高潮，也无论情节多么剧烈，结尾始终在前方等待。情节越过最高点，就开始下降走向终点。

这个“终点”不只是字面意思，还有更丰富的含义。情节可能真的谢幕了，彻底翻篇；也可能潜藏隐匿，继续伴随人物的余生；还可能预示另外一段故事的开始。

因此，结尾的任务，不是让一切归于沉寂，断得干干净净，而是要留有回响。像顶级演奏家，奏罢谢幕，观众却仍久久不愿离场，沉浸其中，不可自拔。

有个形象的比喻：好的结尾，就像杂技演员让10个同时飞转的碗平稳落地。接不好，就会碎一地。观众又偏偏善忘，纵使你前面表现得再精彩绝伦，他们也会无情皱眉，甚至一票否决。

不少作者对结尾都有误解，以为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之事，最后再想不迟，结果常常妥协于截稿时间，匆匆收笔，终落得个虎头蛇尾。这实在太小看结尾了，结尾虽在最后，面对的却是情绪已充分绽放（被故事高潮调动）的读者，再轻微的扫兴也是大大的难受。

因而，坏的结尾能毁掉一个好故事，好的结尾则可能拯救一个坏故事。成熟的作者，不会放任结局野生，它必须是精心设计的，甚至先于开头考虑也不过分。

本文配图：电影《切尔诺贝利》

结尾的类型

虚构写作的结尾难，因为要填前面的坑和收四散的梗，还要有共鸣，这很考验脑洞；非虚构写作的结尾也难，因为要真实，只能从现有材料中提炼延伸，赋予深刻乃至诗意之美，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和感知。

故事的结尾无非有三：正向，负向，开放式。

正向结尾

正向结尾很常见，得偿所愿，典型如大团圆。人物（物件或事件）历尽风波，最终实现了某种愿望、回归或救赎。

我的特稿《伊力亚的归途》用的就是正向结尾：

一个晴朗的黄昏，怀着巨大的忐忑和不安，伊力亚向阿尼帕交代了过去。他低着头，像等待审判的罪犯。一段令人窒息的沉默过后，阿尼帕叫伊力亚望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胡达会原谅你的，我也会原谅你的。”

看病归来的阿尔孜古丽，则在同一个傍晚看见两个轮滑少年在广场上划着华丽的弧线，她认出了伊力亚。“这是我见过他最快乐的时刻。”

负向结尾

有聚必有散，有喜必有悲，有正向结尾也必有负向结尾。后者即人物（物件或事件）虽竭尽全力但仍事与愿违，典型如悲剧。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记录了2011年“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两列高铁相撞，带走40条生命，大学生朱平就是其中之一。在该文结尾，作者赵涵漠写下朱平在人间的最后一丝努力：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

开放式结尾

正向和负向结尾给人明确的结果和情绪，但有些故事更为绵长，历数十年仍在产生影响，或者故事虽结束，人生的“余震”却才刚开始，又或者作者想留有回响和余韵，那还有第三种选择——开放式结尾。

开放式结尾不算真正的结局，而是将结局交由读者去理解，催生更大的想象和讨论空间，从而更具未知的乐趣和遐思的美感。就像生活，答案未必在当下，而潜藏在时间的漫流里，而未来，就像“开盲盒”那样吊诡无常。因此，开放式结尾既是写作技巧，也是叙事态度，更是生活哲学。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真实还原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件。这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320万人受到超量辐射，17万人在事故后十年内死亡。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方圆30公里仍是“鬼城”，动物变异，阴森诡异。而幸存者，则终身活在痛苦、恐惧和愤怒中。

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他们，以独白的形式呈现其故事。书的末尾留给了一位叫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的女性。她是辐射清理人的妻子，儿子患了精神疾病。在事关“等待”的喃喃自语中，她的故事结束了，但读者的细思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两类变种

在虚构文学里，除了以上三类结局，还有两类变种：一种是人物表面“胜利”，实则“失败”（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种反过来，人物表面“失败”，实则“胜利”（赢得或唤醒更宝贵的东西）。

非虚构写作同样可以借鉴这些变化，拉大某些真实故事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从更高的视角俯瞰考量，会发现祸福相倚：有人惨胜如败，有人虽败犹荣。用好两者间的对照、转化和暗示，能让结尾更显吊诡，更具思辨。

前面章节提过的《恩里克的旅程》，其结尾就是第一种变种：

“我也要去！我要去送妈妈。”她告诉罗莎·阿马利娅。罗莎·阿马利娅也于心不忍了。贾丝明跑到汽车面前，爬上车。玛丽亚·伊萨贝尔拿起背包。背包里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张女儿的照片。贝尔姬和男朋友也爬上车。

到了汽车总站后，罗莎·阿马利娅不让贾丝明下车，说只有旅客可以进候车室。玛丽亚·伊萨贝尔如释重负，告诉自己说，这样也好，贾丝明不会真的明白是怎么回事。

玛丽亚·伊萨贝尔没有和女儿说再见，也没有拥抱女儿。她径直下车，快步走向汽车站。她没有回头看，没有告诉女儿自己要去美国。罗莎·阿马利娅把贾丝明抱到汽车引擎盖上。汽车开出总站的时候，她让小女孩说再见。贾丝明挥舞双手，大声喊道：“妈咪，再见！妈咪，再见！”

八次偷渡、穿越生死，恩里克终于和母亲团聚。身为儿子，他无疑胜利了，但也正在失去更珍贵的东西——他要当父亲了，女伴玛丽亚也将离开村庄，偷渡求存。这意味着，他们的女儿贾丝明又将重蹈父辈的不幸，甚至更糟糕。她一出生便像“孤儿”，待成长到某天，可能又像当年的父亲那样，只身走进死亡丛林……悲剧没有终结，只是陷入更深的循环。

如果说恩里克的结局是“胜利为表，失败为里”，那第二类变种则恰恰相反——“失败为表，胜利为里”。著名如“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赴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次历史亮相并不理想，所有项目均无缘决赛。但他此行的意义，首不在领奖台，而在唤醒国人，点燃火种。他输了比赛，却赢得了比奖牌宝贵万分的东西。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刘长春的纪录片《悲壮的荣光1932》。其结尾，就是以辩证的眼光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重读那段历史，重读那个意义非凡的“失败”。

刘长春去世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派出了由二百二十五名运动员组成的奥运代表队，再次来到洛杉矶。当五星红旗在当年刘长春黯然离开的体育场上空飘扬的时候，世界仿佛听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奋力追赶的咚咚的脚步声。

198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三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得了男子自选手枪六十发慢射冠军。这是中国在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巧合，52年前，同样是洛杉矶，同样是7月29日，一个孤独的奥运选手代表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奥林匹克的五环旗下。这个一辈子都想在奥运会上看到升自己国家的国旗，奏自己国家的国歌的运动员，最终还是仅差一年零四个月，没能看到那个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动容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