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荔、贺洋：中美科技竞争进入“生态较量”，湾区如何通过产学合作提升创新效能？|中美科技|产学|余荔|华南理工大学|国家战略|校企|科学|贺洋|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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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近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对运行80余年的美国科研体制进行重构。其中一条主线，是重新界定政府、大学、企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重建“发现—制造”的本土闭环。这场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改革，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中美科技竞争正日益演变为两国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放眼全球，能同时打通科创全链条，汇聚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制造体系、风险资本、专业服务与国际市场的区域屈指可数，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其中的典型形态。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突出成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深圳—香港—广州”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大湾区内地9市R&D投入强度预计达到4.3%，高新技术企业超过6.9万家。

这一连串数字，标注出大湾区雄厚的产业与研发基础，但也抛出了一个深层问题：既然坐拥如此密集的科创资源，大湾区知识生产、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究竟如何？资源的高密度，是否真正转化为了创新的高效率？

近日，IPP资深研究员余荔与澳门大学协同创新学院研究生贺洋发表于《高教探索》的论文《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为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了实证视角。通过追踪2003—2022年广东省33所高校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产学合作显著促进了高校论文产出，提升了成果被引次数、学术影响力与高水平论文数量；然而，其对论文被专利引用等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大湾区从知识生产走向技术应用的链条仍有待进一步打通。

研究还指出，同样开展产学合作，大湾区高校比省内非大湾区高校的科研生产力提升更为明显；“双一流”与“双非”高校则各有胜场。这说明，创新资源的密集并不必然等于创新效率的提升，合作规模的扩大也不必然带来转化能力的同步增强。如何将地理上的邻近转化为制度上的协同，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才是大湾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作者

余荔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

贺洋

澳门大学协同创新学院研究生

*文章原载《高教探索》，原标题为《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编辑对文章作了适当删节，并对部分标题及版式进行了调整。如需了解完整研究过程、数据分析及参考文献，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论文全文。

【文章摘要】

研究通过构建2003-2022年广东省33所高校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

第一，产学合作对广东省高校科研生产力具有显著正向促进影响，产学合作规模与比率增加有助于发挥提升高校科研绩效的“加速器”效应。

第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大湾区的广东省高校，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产学合作量对科研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说明地理区位与合作强度在提升科研成果产出方面存在协同增效作用。

第三，高校层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双一流”高校凭借其资源和影响力优势，在以产学合作推动高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和专利转化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双非”高校的产学合作同样对整体科研生产力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应结合区域特征和自身发展定位，制定差异化的产学合作策略，提升产学合作规模与强度，充分释放产学合作创新潜力。

一、大湾区产学合作，进展如何？

产学合作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的耦合界面，其在重构国家创新体系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通过产学合作获取异质性资源已上升为企业创新的核心策略，同时高等教育机构也籍此重塑人才培养范式和知识生产模式。

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双向赋能机制已呈现特殊区域实践形态，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产学研深度融合是驱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核心策略之一，凸显了在构建“世界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愿景下，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主阵地与产学合作核心载体的不可或缺性。这一战略定位也对高校通过深化产学合作模式增强双元知识创造能力，实现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并重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制度环境、多元法制体系和开放经济格局，该区域为产学合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与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关乎合作模式与效能优化的复杂挑战。

河套深圳园区航拍图。

现有的研究表明，尽管大湾区产学合作的趋势呈上升态势，但与世界其他一流湾区相比，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提高，知识转移与溢出效应未充分释放，合作模式亟待优化升级。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在1999—2018年间的产学合作占比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是明显小于其他三大世界湾区且提升幅度微小，产学合作模式带来的知识转移与溢出不足现象值得关注。但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和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指高校同时产生两类知识成果：学术研究产出和创新研发产出）随着时间推移也在呈现整体显著的增长趋势，并且产学合作对高校整体的双元活动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此外，传统产学合作存在合作双方“先热后冷”的特点，导致产学合作逐渐流于形式，学校很少参与企业的问题管理、技术研发与转化等环节。产学合作受限于信息交流不充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双方在合作研发内容选择上的决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产学合作如何影响高校科研生产力？

我们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科研-产业”生态的密集性，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密集的高校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更易形成优质科研和产业资源要素集聚，并能通过产学研合作、跨境合作、国际合作的外溢效应，构建“基础研究-应用转化-市场反馈”的增强回路。

那么，密集的“科研-产业”生态，能否通过产学合作转化为科研生产力的提升？

首先要明确的是，科研生产力是衡量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科学研究活动产出能力的关键指标，它不仅包括探索和发明形成的新理论、新知识以及推动科学进步的能力，还包括通过实践实现知识应用、价值转化和技术革新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科研团队的协同行为对科研生产力有显著影响，跨主体、跨学科、跨部门、跨国和跨机构的科研合作能够增加科研生产力。产学合作可被理解为一种跨主体、跨部门的协作创新行为，有助于有效拓展科研活动的范围，增加科研行为异质性。

目前，对于产学合作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但主流观点倾向于支持产学合作利大于弊。

产学合作曾经受到质疑的原因在于不同合作主体的目标冲突和文化差异：由于企业追求短期利润，高校注重学术价值，可能导致高校的科研取向过度偏向应用研究，减少研究自主性和对基础研究的关注。同时，学术界注重开放型和产业界强调保密性的矛盾难以调和时，会引发知识产权争议和利益冲突。

支持利大于弊的有代表性文献表明，在资源输入端，企业提供资金、设备和市场需求，达到资本与资源的多重注入，当公共科研机构（如高校）的知识资源与企业市场化能力结合，可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知识-资本协同效应”。在成果输出端，合作显著提高专利数量、技术商业化及跨学科论文产出。产学合作通过引入市场合作机制和多主体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促进了跨学科合作与知识交叉融合，在市场导向与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促进高校科研生产力具有正面影响。

基于理论分析与既有研究，本文进一步考察产学合作对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并重点关注这种影响是否因高校所处区域及办学层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据此，提出并检验以下三个推论：

1.产学合作能够提升高校科研生产力。如前论述，产学合作是实现教育界与产业界之间知识、技术、资源与人才双向流通的重要机制。企业可以为高校提供资金、设备和市场需求，高校则能够通过知识转移、应用与扩散，推动科技创新、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因此，增加产学合作量、提高产学合作率，可能对高校科研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

2.产学合作的效果会因高校所处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群在产业体系完备性、开放程度和创新资源集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高校更容易接触到优质产业资源，并通过产学研合作、跨境合作和国际合作形成创新要素集聚。因此，相较于非大湾区高校，大湾区高校可能更容易从产学合作中获益。

3.不同层次高校从产学合作中获益的方式可能不同。“双一流”高校通常拥有更加丰富的高层次人才、科研平台和创新资源，在产学合作中更容易形成资源优势互补；而非“双一流”高校在资源条件、合作模式和发展定位上存在差异。因此，产学合作对不同层次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也可能有所不同。

三、追踪广东33所高校20年，数据给出答案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爱思唯尔科研管理平台SciVal数据库在2023年10月发布的高校科研表现数据。在初始阶段，研究经过筛选最终确定33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覆盖其自2003年至2022年的时间跨度。样本高校既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涵盖了地方性院校，可全面反映广东省高校产学合作发展的整体状况。

（二）衡量高校科研生产力
1. 科研生产力指标

研究构建了多维度的高校科研生产力评价体系，从科研生产力的数量、质量、高水平科研成果以及科研成果转化多维度指标来全面度量高校科研生产力。

首先，本研究采用论文发表量作为科研成果产出数量指标。其次，引入被引次数、篇均被引次数、归一化影响因子衡量科研产出质量。再次，选取前5%高被引论文量作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代表性测量指标。最后，通过论文被专利引用量、论文被专利引用次数及篇均论文被专利引用次数指标，考察科研成果的转化效能。

2. 衡量产学合作

研究重点考察产学合作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机制，为此设计两个核心解释变量：产学合作论文量与产学合作比率。

产学合作论文量统计高校与产业界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该指标能够直接反映产学合作在学术成果生产中的活跃度与产出规模，是直观体现产学合作的广泛性和密集度的直接指标。

产学合作比率则通过计算产学合作论文量占全部发表论文总量的比例，披露高校在整体科研活动中对产学合作的偏好趋向及这一模式在科研产出中的比重，属于相对指标。同时考察产学合作的量级规模（产学合作论文量）与相对重要性（产学合作比率），可以从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两个层面，更加系统地分析产学合作对高校科研活动的促进作用。

3. 排除其他合作因素的影响

研究将样本高校的机构内合作率、国内合作率、国际合作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产学合作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从而达到排除其他合作类型对被解释变量的潜在干扰，得到更为可靠的估计结果的目的。

四、20年数据揭示了哪些产学合作规律？
（一）高校产学合作呈现“加速度”增长

研究结果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状况随时间变化的趋势（见图1）。

图1：平均产学合作量和平均产学合作率折线图。图中横轴代表年份，纵轴代表平均产学合作的量或比率，靠下的线条代表平均产学合作量，而上方的虚线则代表平均产学合作率。

可以观察到以下趋势：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平均产学合作量在2003-2022年间呈持续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涨幅急剧增加，说明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产学合作量不断扩大，产学合作项目逐年增多的态势有所增强。

二是2003-2007年间平均产学合作率略有波动，从2007年开始产学合作率显著增长，说明产学合作在科研产出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产学研合作逐渐成为高校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研绩效提升的作用愈加明显。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产学合作关系呈现“加速度”增长态势，说明产学合作在推动大湾区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二）产学合作成为提升科研生产力的“加速器”

研究发现，产学合作量对高校科研产出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维度的科研生产力指标均产生了正面影响。产学合作量的增加不仅显著促进了论文的产出，而且有助于提升论文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其中，产学合作量显著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且产学合作量在促进高水平论文发表方面的重要性。

另外，产学合作量和产学合作率对被专利引用的论文量以及专利相关指标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大湾区研究型大学目前的产学合作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专利引用的直接效果上可能存在局限性。有可能仍然受制于合作双方目标的不一致性，体现为企业追求的快速市场应用与高校注重的长期学术积累之间的冲突，这是削弱合作成果在专利领域的可见度和引用率的潜在解释。

（三）同样开展合作，哪些高校受益更多？
1. 大湾区高校受益更明显

粤港澳大湾区涵盖香港、澳门和广东省九个城市，是我国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不仅GDP总量和人均GDP普遍高于广东省其他地区，并且拥有数量可观的高科技企业和激励性产业政策，这些因素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研究资源。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多元化，从高科技产业到金融服务业，再到完备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效应显著，为高校提供了广泛的产学合作机会。

研究基于高校地理位置分组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大湾区高校在产学合作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优势，位于大湾区高校的产学合作对论文量、被引次数、归一化影响因子、前5%被引论文量、被专利引用的论文量、论文被专利引用次数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其系数显著高于非大湾区高校。

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集中度，为高校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和资金支持，并且大湾区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和国际合作频繁，这些特点为高校提供了广泛的产学合作机会和创新产生与扩散的条件，也提示出“因地施策”的必要性。

2. “双一流”与“双非”高校，各有怎样的优势？

与“双非”院校相比，“双一流”高校通常拥有更丰富的学术资源，包括资金、人才和科研设施，其产学合作也能够依托高水平平台，对接区域重大战略，推动教育与产业体系协同发展。并且，“双一流”高校的社会声誉和认可度较高，其科研成果可能更容易获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和引用。

研究显示，“双一流”与“双非”高校的产学合作量与产学合作率均对科研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两类高校在影响效应量上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双一流”高校的产学合作率对论文发表量、被引频次、归一化影响因子、高被引论文比例、专利引用的论文量及论文的专利引用次数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源于“双一流”高校拥有资源的丰富性，其在办学过程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创新成果等在产学合作中进一步重组，增强其科研实力。

而“双非”高校产学合作量对于被专利引用的论文量和论文被专利引用次数的影响更大，说明这类高校更多受益于产学融合，在促进科研成果向高质量专利和技术转移转化上大有可为。

相比之下，“双非”高校虽在资源条件上处于劣势，但其产学合作量对科研产出的提升效应同样显著，且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表现出比“双一流”高校更高的边际贡献。

可能的解释是，“双非”高校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会更积极地探索和利用外部资源以提升科研能力，采取更为灵活的产学合作策略，更加注重产学研合作的实效性与投入-产出效能。这些结果不仅印证了产学合作对提升高校科研生产力的普遍性，也提示在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时，需要考虑高校的层次、类型，实施“分类施策”的差异化管理。

五、如何进一步释放产学合作的创新潜力？

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了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经实证检验发现，产学合作不仅对提升区域高校科研生产力，包括论文量、被引次数、归一化影响因子及前5%被引论文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还揭示出产学合作对高校科研生产力的提升作用的异质性。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产学合作水平较低，但合作关系趋于不断增强。产学合作对提升高校科研生产效能具有正面影响，产学合作能够有效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科研生产力。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合作关系，高校能够显著增加论文发表量、提升被引次数、增强归一化影响因子，并促进高水平论文产出，从而印证了产学合作在强化区域知识生产、转化、提升学术影响力方面的有效性。

其次，由于产学合作模式具有多样性，研究发现产学合作对于被专利引用相关的科研生产力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产学合作成果向技术端转化的路径尚不通畅，这可能是因为学术发表与专利申请存在目标错位。合作率则反映合作的深度，其对提升科研产出质量有积极作用，应注重产学合作数量与比率之间的平衡关系。

再者，产学合作对于高校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基于区域和高校层次的异质性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校在产学合作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对科研产出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这与大湾区的强大经济实力、产业多样性及创新环境密切相关，彰显出区域特色对于产学合作成效的积极促进作用。

院校层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出于“双一流”高校在学术声誉、研究能力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双一流”高校在产学合作率上的表现优于“双非”高校，而“双非”高校在合作量上的积极表现则提示其在扩大合作规模方面更为积极。

研究发现拓展了对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机理及其影响效应的认识，揭示了合作机制对高校科研活动多维度科研产出影响的内在逻辑。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就如何进一步优化产学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效能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可以制定产学合作引导性政策，推动广东省高校稳步提升产学合作数量和比率，强化产学合作对高校科研生产力提升的正面效应。高校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有利于提高产学合作质量，进一步推进产学融合、科教融汇，强调产学合作、校企合作在高校发展和学术研究绩效提升中的关键抓手作用。为此，高校首先需要制定明确的产学合作战略规划，明确合作目标、领域和模式，确保产学合作活动与高校科研发展的重点方向和学科优势相契合。

同时，注重高校与企业的合作目标对齐，确保合作项目具备学术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有鉴于产学合作在促进学术成果向专利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如目标不一致、短期利益追求与长期研究价值之间的矛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平衡等，应综合考量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产出与转化路径，选择最适切的合作方式、利益分配和应用模式。

其二，提供产学合作保障政策，重点关注产学合作质量的提升，以高质量产学合作推进大湾区高校内涵式发展。

在立项阶段建立严格的产学合作项目筛选和评估机制，选择合适的产业和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使产学合作愈加高质量、规范化、深度化。在实施阶段借助技术转移中心、产业科技园、孵化器等载体，或新建校企创新联合体，提供产业聚集和合作交流平台，定制化设计合作模式以达到资源共享、利益风险共担和合作效益最大化的目的。

在资源配置阶段，高校在着力提高产学合作参与的同时，应注重资源的集中使用，避免过度分散，确保每个合作项目都能获得必要的支持和关注。

在创新产学合作组织模式方面，积极推广首席科学家制、赛马制、揭榜挂帅制等机制，促进双方在目标一致、创新协同方面对焦。

在评估产学合作绩效阶段，要谨慎平衡学术贡献与商业化应用的双重目标，并充分考虑合作双方在目标设定上的潜在差异，比如通过建立起长周期的综合评价体系，既捕捉到产学合作对即时学术影响的正面效应，又能衡量其对专利引用等长期技术影响力的作用，兼顾评价指标的全面性和前瞻性，从而为未来政策制定和合作模式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其三，优化产学合作激励政策，强化区域创新合作网络的构建以及大湾区高校在合作网络中的枢纽作用。

大湾区的高校应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和技术优势，深化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而非大湾区高校应积极构建与地方产业适配的合作关系，利用区域特色优势激励产学研合作。

我国当前正处于“双一流”大学建设攻关期，以顶尖高校为首的科研水平标志着我国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双一流”高校应进一步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发挥其学术声誉和研究能力方面的优势，引领产学合作的方向和标准，提升产学合作的质量和影响力。

同时，鼓励“双非”高校朝集约化、特色化、实效性方向发展，根据自身特点和区域需求，开展特色鲜明的、具有适配性的产学合作，在发挥产学合作广度优势的同时，继续拓展合作深度。

*参考文献略

*文章为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第三使命’：粤港澳大湾区学术创业的特征、驱动因素与影响效应研究”（编号：2023GXJK2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

余荔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贺洋澳门大学协同创新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