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张万军 朱微兮
通讯员 金珂如 方盈颖 宋亚琼
7月31日上午10点20分，通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玉素甫摘下口罩，额头还有一层细汗。他没有停留，和身旁的年轻医生低声交代了几句术后注意事项，一起走向更衣室。
这一天，他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前一天，7月30日，他已经结束了延期一年、共两年的援通任务，离开通山，返回武汉。按原本的安排，他不需要再回来。
几天前，一位患者找到医院，坚持提出一个请求——最后这台手术，希望由玉素甫亲自完成。于是7月31日清晨，他从武汉驱车赶回通山。手术9点开始，一个多小时后顺利结束。
就在那台手术台上，他还惦记着另外两个孩子。术后，他向同事提起，一对父母离异、长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里比较困难的孩子——那是前段时间县里工作人员向他说起的。他说，等这台手术做完，他要去和这两个孩子见一面。有同事调侃他，哪来那么多钱管这些事。他淡淡地说，少聚一次餐，少吃一顿饭就够了。
脱下手术服，他没有走，而是回到过去两年一直用的那间办公室。桌上的病历还没收拾，墙边一张折叠诊疗床，一台便携式彩超靠在角落。它们还在原来的位置，像是主人只是刚下了一台手术，还会回来。
采访就在这里开始。采访中，电话不断响起，护士进来确认医嘱，年轻医生拿着病历请他看一眼，门外还有患者等着。采访一次次暂停，又一次次继续。
上午11点左右，一位母亲带着十二岁的儿子走进办公室。男孩有些胖，一直低着头，很少说话。检查结束，玉素甫没有急着写病历，而是把椅子往前挪了挪，跟母亲解释孩子的情况。
“先不要太担心。”他没有用复杂的医学名词，一边比划，一边讲为什么要减重、为什么有些问题越早处理越好、为什么规范治疗要趁早。母亲一边听，一边把他的话记进手机备忘录。“控制饮食，多运动，米饭、面条少一点。以后别觉得不好意思，有问题早点来看。”
前后十几分钟。门外已经有人在等，护士进来提醒了一次时间，他点点头，没有中断。母子离开后，他重新坐回椅子。“基层很多问题，不是治不了，”他说，“是来得太晚。”这是采访中他第一次提到“时间”。后来两个多小时里，这个词反复出现。
来通山之前，玉素甫在武汉工作。他出生在新疆哈密，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又到德国交流学习。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一直沿着大医院、科研平台、专业发展的方向走。2024年7月，他报名医疗帮扶，来到通山。
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愿意来。他只说了一句："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总要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这句话，在通山的两年里，变成了一条具体的路线——12个乡镇，187个行政村，一台便携式彩超，一张折叠诊疗床，还有无数次从县城出发、沿山路驶向村庄的清晨。
刚到通山时，他坐门诊。病人很少，一天两三个。这里的甲状腺细针穿刺，此前一年也就做十几例——这个数字他专门去系统里查过。彩超医生很少接触这类病人，病理科也很少看到这样的片子。不少患者宁愿去咸宁、去武汉，也很少走进县医院。他很快明白，病人不是没有，只是没有来到医院。于是他决定，带着医院走出去。
第一次下乡，只带一台便携彩超、一张折叠床——那床是他让同事在网上花七八十块钱买的，能折叠，背包一背就走。到了村里，只要有间屋子、一个插座，就能开始。他顺带给村民测血压、测血糖，几分钟就能查出不少患高血压、糖尿病的人。起初来的人不多，有人站在门口观望，有人问"这是武汉来的专家"，也有人摆摆手，说自己没哪里不舒服，不用查。玉素甫没有劝。有人愿意查，他就认真查；没人查，他就去下一个地点。
第一个人查完，第二个人坐了下来。后来，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有人第一次知道自己有甲状腺疾病，有人查出乳腺肿块，也有人第一次发现，长期声音嘶哑并不是普通咽炎。村民开始互相转告——"那个武汉来的玉医生，又背着机器来了。"筛查铺开后，县医院的甲状腺穿刺，多的时候一天将近20例；两年下来，他做了780多例。一个从十几到七百的过程。
数字背后，是一条被他一点点扭过来的曲线。他刚来时，这里甲状腺疾病的术前诊断符合率只有5%左右；两年后，这个数字提到了95%左右。他说，靠的不只是技术。一是费用低，二是准确率和武汉差不多，病人慢慢愿意来了。记者问他，如果不是技术，最难改变的到底是什么，他想了想："最难改变的是人心。人性总有侥幸心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他很少去数自己跑了多少趟。留在他记忆里的，是一张张面孔。黄沙铺镇那位四十多岁的女患者是其中之一。第一次见她是冬天，她穿着厚棉袄，声音沙哑，说话有些费力，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慢性咽炎，喝点水、吃点药，也就没放心上。彩超探头刚放到颈部，玉素甫停顿了一下——甲状腺肿瘤已经侵犯周围组织，颈部淋巴结也出现异常。
他建议她尽快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后来病理证实是甲状腺癌。所幸手术和治疗及时，肿瘤连着被侵犯的神经一起被切除、重建，她恢复得不错，再复查时话已经说得清楚多了。谈起这个病例，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再早一点，会轻松很多。"
这样的病例，两年里他见了不少。也正因为见得多，他越来越感到，下乡筛查真正的意义，是让人在病还没恶化的时候就愿意走进医院。他推动的十几项头颈、甲乳新技术在这里落了地，其中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项，是甲状腺穿刺诊断的规范化。"诊断不明确就做手术，把甲状腺盲目切掉，良性的也切了，这很不划算。"他说，那是过度治疗，既伤病人，也是医保的负担。找准手术指征，该做才做——这是他最想留下的东西。
但不是每个人都赶上了。还有一位患者，他至今觉得遗憾。筛查时穿刺结果已经明确提示甲状腺恶性肿瘤，医院通知她尽快住院。她说，孙子没人带。过一段时间再联系，她又说，儿子在外地，还没回来。"再等等"，这是玉素甫在基层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他发现，在农村，很多病真正要面对的不是治疗，而是等待——等孩子放假，等庄稼收完，等家里有人陪，等身体自己好。等着等着，最佳治疗时机就过去了。几个月后，那位患者再次来到医院，病情已经变化。他遗憾地说："去年做和今年做，是两回事。"
为了见到平时见不到的人，他把大量筛查放在"五一""十一"。别人休息的时候，往往是他最忙的时候。"‘五一'期间，很多在广东、浙江打工的人都回来了，"他说，"平时找不到他们，只有那个时候能见到。"
今年"五一"，他连续几天在乡镇筛查。就在去九宫山镇的路上，表弟打来电话——母亲摔倒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手臂骨折。接到电话，他先联系熟悉的骨科医生，请家人把片子发过来，又请几位同行一起看。几位医生认为，可以先保守治疗，再看恢复情况。当天的筛查没有取消，第二天，他依然按计划去了另一个乡镇。
几个月后再说起这件事，他没有解释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刻回去。他说，母亲一直都是这样。"她生病，很少第一时间告诉我，总觉得我忙。"
随后，话题回到更早以前。他出生在新疆哈密，退役老党员家庭长大的他始终把帮助别人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天，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到家门口乞讨，那时父亲一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母亲拿出二十元钱，又把自己一件没穿过的新衣服送给了对方。这件事，他记到今天。
"我很多性格，都是我母亲给我的。"他说。母亲没有刻意教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是告诉他，做人要诚实，遇到别人有困难，有能力就帮一点。他说，自己教育孩子时，说的话也像母亲。术中那句"少吃一顿饭就够了"，此刻听来，也像是从很久以前那二十元钱里延续下来的。
采访重新开始时已近中午，办公室外的人渐渐多了。有人拿着检查单，有人抱着病历，还有几位村民专程赶来，只是想在他离开通山前，再见一面。门被推开，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口往屋里望了望。"玉教授。"她轻轻喊了一声。玉素甫抬起头，笑着说："来了？"
她叫孙苹果。一年前，她也是在一次下乡筛查中第一次见到玉素甫。那天她本是陪家人来看病，轮到自己时觉得没什么不舒服，只是脖子偶尔发紧。彩超做完，玉素甫建议她进一步做穿刺。她有些犹豫："有必要吗？"玉素甫没多解释，只说："查清楚，心里踏实。"后来病理证实为甲状腺癌，手术安排得很快。
再站在办公室门口时，她已经完成治疗一年多。话一出口就收不住。"玉教授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说，"要不是他把机器背到村里，不要钱地给我查，我这个病根本发现不了。"她说自己家里困难，两个孩子都要人照顾，是玉素甫免费给她治，还自己掏钱帮她；她说武汉的医生看了她的手术，都说切得干净。"这么好的医生，说话又轻声细语，从来不嫌我们麻烦。他要走了，我们都舍不得。"
玉素甫只是点点头，没有接这些话。他起身走到一角，提起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是几件羽绒服，还有几件孩子的衣服。"这个你带回去。"他说。孙苹果愣了一下："带给谁？""村里哪个孩子需要，就给哪个孩子。"这些衣服是他从武汉带来的，原本准备托人送过去，碰巧孙苹果来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孙苹果没有再说下去，提起那袋衣服准备离开，走到门口又回过头："以后还能找你吗？""能。"玉素甫回答得很干脆，"有事打电话，医院这边的医生也都认识了。"门轻轻关上。
谈到援通结束后的延期，玉素甫没有把原因归结为舍不得。"不是舍不得，"他说，"是还没有完全放心。"两年里，他不只做门诊、做手术，也把大量精力放在带年轻医生上。每天查房是教学，每一台手术也是教学，遇到典型病例，他把彩超医生、病理医生、外科医生叫到一起讨论，一场常常一个多小时。他还牵头办起彩超医师培训班，请省城专家来县里讲课，对象不只是县医院，还有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他说，基层医疗真正要留下的，不是一个专家，而是一支能独立工作的队伍。
采访中，我问他两年里最困难的事是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改变习惯。"他说。技术可以学，设备可以买，流程可以建——他把临床路径按省内标准重新规范了一遍——真正需要时间的是观念。一种工作方式的形成往往要很多年，改变它同样要很多年。他说，自己没要求别人必须照他做，更多时候是自己先做，一遍，两遍，十遍，直到年轻医生开始主动讨论、主动思考、主动提出不同意见。
说到这里，他笑了笑。"他们刚刚学会走路，"这是采访中他少有的一个比喻，"现在能自己走了，但我还是想再陪他们走一段。"那天上午与他一起完成手术的，正是他来通山后一直带着成长的一位年轻医生。进手术室前，两人站在阅片灯前讨论方案；术中每完成一个关键步骤，玉素甫都会停下来，让他再确认一遍解剖层次和下一步操作。这样的交流，两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他到来之前，这里甲状腺癌的年手术量很低，如今已经翻了几倍。
采访结束时，已经过了中午。他收起桌上的病历，和年轻医生交代了下午患者的复查安排。办公室里的东西大多已经整理过，只有墙边那台便携彩超还放在那里——两年来，它跟着玉素甫走遍通山的乡镇和村庄，也见证了越来越多村民第一次接受规范的甲状腺、乳腺筛查。离开办公室前，他最后看了那台彩超一眼，没有停留，也没有告别。
走廊里，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玉教授。""回武汉了还回来吗？"他停下脚步，笑着回答："有需要，我就回来。"说完，继续往前走。这一天他还有一处要去——手术前惦记的那两个孩子，还在等他。
从新疆哈密到武汉，再到幕阜山深处，这条路跨越数千公里。两年帮扶结束,他返回武汉。留在通山的,是一套诊疗规范、一支基层队伍,和越来越多村民早查早治的意识。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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