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萍见 ，作者：shushuhn
2026年8月6日晚，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亚洲硅业、东方希望、青海丽豪与新疆戈恩斯八家企业签署了《反内卷倡议书》。据第一财经报道，这八家企业合计占据国内多晶硅有效产能超过90%。
倡议的核心内容并不复杂：企业将依据《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逐产品、逐订单核查实际售价与完全成本价的匹配情况，光伏产品销售价格原则上不得低于核算的对应成本。同时建立“互相监督、向监管举报”的机制。
但这到底是“行业自救”，还是反垄断边缘的一次试探？答案远比一纸倡议复杂。
一、供需基本面：过剩到何种程度？
倡议书的签署，建立在多晶硅行业深度亏损的背景之上。
价格曲线足以说明问题。2021—2022年硅料紧缺周期内，现货成交价峰值一度逼近300万元/吨。而2026年7月，N型致密料均价已跌至3.1万元/吨，跌幅超过99%。
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及硅业分会数据，国内多晶硅名义总产能约340-360万吨/年，实际有效产能约230-250万吨/年，2026年国内硅片环节对多晶硅的消耗量预计约116-127万吨（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全行业库存高达50-52万吨，行业平均开工率仅33%-38%。2026年上半年，多晶硅产量同比下降9.8%，硅片下降7.3%，电池片下降21.9%，组件下降35.1%。行业大面积亏损，多家龙头企业半年报预告仍深陷亏损泥潭。
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口径为行业总产能与总需求，存量产能包含大量高耗能、不具备持续竞争力的低效产线，名义产能不等于有效可外销产能。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价格太低，而在于产能太多。只要产能还在，价格天花板就清晰可见。真正的回暖，需要的是产能退出，而非价格宣言。
二、一份没有公章的倡议书
值得注意的是，倡议书没有企业公章、没有董事会决议、没有上市公司公告披露。在八家签署企业中，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均为上市公司。若这是一份具备实质约束力的商业协议，按交易所规则必须公告。截至8月7日，尚未检索到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就此发布专项公告或临时报告。这意味着，从法律形式上看，这更像一份“行业自律口号”，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商业协议。
然而，“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等于“没有反垄断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协议，包括“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其他协同行为”并不要求书面合同或公章。只要竞争者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即通过开会、沟通形成共同的市场行动预期——即便只是一份签字倡议书，也可能构成协同行为的证据。
但需要说明的是：倡议书本身是证据之一，不等于反垄断执法的充分条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协同行为”需要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企业间存在意思联络且导致了一致行动（如价格同步调整）。仅凭一份倡议书，尚不足以支撑处罚决定。“没有公章”意味着无法通过民事诉讼追究违约责任，但不影响反垄断执法机构将其作为协同行为的证据。
三、“完全成本”的财务陷阱
倡议书的措辞是完全成本，而非现金成本或生产成本。这一差异决定了方案的可操作性。
完全成本包含折旧、管理费用等固定分摊。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越低，单位完全成本越高。有观点认为“不低于完全成本销售”会形成“减产→成本上升→价格更高→进一步减产”的循环。
然而，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这一逻辑在经济学上并不完整。减产导致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时价格会上升，而价格上升会激励增产而非进一步减产。真正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高成本企业在低产能利用率下完全成本飙升，若严格执行不低于完全成本，其产品将失去市场竞争力，最终被迫退出市场——这是产能出清的过程，而非无限减产循环。因此，倡议书的实际效果可能是加速高成本产能退出，而非保护所有产能。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属于行业团体标准，本意是为企业成本自查、监管线索核查、招投标评审提供统一核算参考框架，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更不能直接作为经营者之间共同执行的最低售价法定标尺。同时，司法认定“低于成本销售”时，法院依据的是单家企业自身真实的个别成本，而非行业统一模型成本，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替代关系。
四、被遗漏的惩戒条款与“联合抵制交易”风险
据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此次会议还涉及了比“不低于成本价”更激进的讨论——“低于红线销售的企业，全行业不得向其供货”、“建议金融机构对恶性竞争企业停止融资支持”。需要强调：媒体报道的上述讨论内容并未形成任何书面共识、未纳入对外公开文件，仅为会议交流信息，不能等同于企业正式承诺。二者的风险层级有本质区别：会议讨论是意思联络的潜在证据，而写入正式倡议书则会构成更明确的协同行为证据。
如果“全行业不得供货”的共识被实际执行，将直接落入《反垄断法》第13条所禁止的“联合抵制交易”的典型情形。与“不低于成本价”的灰色地带不同，“联合抵制交易”是《反垄断法》明文列举的垄断协议类型，执法边界相对清晰。
即便只是口头讨论联合抵制交易，沟通行为本身已构成意思联络，在反垄断调查中可能被作为协同行为的证据线索。
五、行业协会的双重角色与监管红线
7月27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发布了《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8月6日，倡议书直接引用了该通则作为定价基准。
这引出了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行业协会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根据《行业协会反垄断指南》，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既包括明文的限价协议，也包括提供工具、平台或方法助其协调价格。
在此次事件中，协会提供了一套统一成本核算模型，随后龙头企业直接将其作为协同定价的标尺。这种“协会提供工具→企业协同使用”的链条，其反垄断风险值得关注。
客观来看，监管部门推动统一成本核算工具的初衷是规范无序低价竞争；行业协会推出团体标准用于成本核验。但工具推出后，被头部企业直接用作协同定价参考标尺，形成政策工具使用预期之外的灰色地带，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值得持续观察的制度张力。
六、下游传导与产业博弈
倡议书的保价逻辑若向上游传导成功，将沿“硅料→硅片→电池→组件→电站”逐级向下传导。2026年上半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同比下降约66%，下游组件企业同样大面积亏损。若组件价格上涨，电站IRR将进一步下降，可能触发投资暂停，反过来加剧上游产能过剩。
值得留意的文字错位：倡议书行文覆盖全品类光伏产品，但签约主体仅限硅料企业，硅片、组件厂商并未共同参与约定，天然难以形成全产业链价格约束闭环。
海外维度同样不可忽视。中国组件占全球出口80%以上。若倡议书推高国内硅料价格，海外高成本产能是否会因价差扩大而重新获得竞争力，值得持续关注。同时，在欧盟反补贴调查和美国IRA本土制造补贴的背景下，国内硅料涨价可能进一步加速海外产能布局。
七、囚徒困境为何难以破解？
经典的囚徒困境走出通常需要三个条件：长期重复博弈、可靠监督、违约可信惩罚。倡议书只搭建了监督这一环。
更关键的是利益分化。八家龙头企业之外，仍有大量中小硅料企业不在倡议范围内。若龙头守价、中小企业持续低价出货，市场份额将快速向中小企业转移。
更深的分裂在于一体化企业与纯外销企业的利益分化。通威、协鑫是一体化企业，硅料自用比例高，外销压力小；大全、新特、丽豪以纯外销为主，高度依赖硅料现货价格。二者守住价格底线的动机、承受亏损的能力完全不同，天然难以形成一致行动。
此外，硅料行业是连续化重化工装置，频繁启停损耗极大、检修成本极高，大量产能背负固定资产贷款，停产意味着确认永久性资产减值。这是“宁低负荷也不退出”的底层约束——大量产能“僵而不死”持续承压，单纯依靠行业口头限价的短期干预，反而有可能延缓低效产能自然出清。
八、四个可能的演化方向
综合以上分析，这份倡议书的命运，大概率会走向以下情景之一：
情景一：口头自律，快速失效。倡议书无法律约束力，部分企业面临库存压力和现金流困境时选择破价出货，其他企业跟进，倡议名存实亡。
情景二：短期守价，中期松动。在政策信号和舆论压力下，多数企业在1-2个月内维持底价。但随着中小企业低价抢单、渠道库存持续高企，守价成本上升，龙头企业逐步松动。
情景三：监管窗口指导介入，转向软性自律。监管部门既不立案调查，也不默许长期协同，而是通过持续约谈、动态窗口指导，要求企业淡化统一行动，倡议转为松散的自愿参照。考虑到当前监管双向约束的立场——既不允许长期掠夺性低价，也不鼓励价格同盟——柔性纠偏比放任或立案更符合监管成本最小化原则，这是当前较可能采用的路径。
情景四：反垄断立案调查。若倡议书被认定为协同行为的证据，或联合抵制交易的传闻被证实，市场监管总局启动调查，倡议被迫终止。概率相对较低。
价格同盟可以止血，但不能造血。当倡议书为企业争取到的喘息时间，被用于技术迭代而非产能扩张时，这份文件才真正产生了价值。能耗国标解决的是谁该退出的问题，而技术迭代解决的是退出之后行业靠什么增长的问题——二者共同构成行业走出泥潭的完整路径。
数据来源说明：本文引用的倡议书内容及八巨头名单，综合自第一财经、上海证券报、中国能源网等媒体2026年8月6-7日公开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引自全国人大发布的2022年修正版；供需数据综合自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硅业分会及行业机构公开报道。部分供需数据为行业机构测算区间值，仅供趋势判断，不作为精确交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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