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人民日报》6月30号出了一篇文章，提了一下今年6月份美国人出的那个解密报告，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的一批解密文件。
这个解密文件里面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美国政府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了超过120处的生物实验室，仅仅在乌克兰就有40多个。那里面存储着炭疽、鼠疫、埃博拉、马尔堡病毒等高危病原体。主要的承包商是博莱克·威奇公司，每个项目的拨款额度大概在170万美元到350万美元之间。
这也算是加巴德离开国家情报总监之前的某种赠礼。他说这些实验室的存在、历史、地点和来源长期没有充分公开。而且之前，美国的官员不仅对这些实验室的存在表示否定，而且对于那些试图揭露真相的人，都称其为“外国代理人”，或者叫做“美国叛徒”。
《人民日报》的文章就问了几个问题：这些实验室里面到底开展了什么活动？是不是从其他国家搜集生物信息和样本？是不是违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美国是不是在持续暗中发展它原先声称已经要停止发展的进攻性生物战能力？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聊这个美国的生物战，就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为由头，根据已经有的解密档案、国会记录、政府报告，系统性地聊一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家级的生物战武器的研究能力、它的历史、面临的争议，以及它面临一种怎样的信任危机。
当然，这方面有很多材料，有些在欧美被称为阴谋论，或者说一些很难检验的材料。我们拿那些已经公开的，甚至大家觉得可能很多时候都已经听过的，甚至是反复讲过的东西，重新组织一下，然后让我们再一次地以一种回顾性的方式，系统性地、全面性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认识和理解。
人民日报文章原文人民网网站
事实上，你现在去搜美国生物战的这部分材料的话，它的素材确实比较有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美国生物战的起点实际上要和另外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日本的731部队。也就是，不是从华盛顿，而是从哈尔滨的平房区去追溯美国生物战的起点。
在二战时期，日本731部队用活人做实验，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细菌战实验。以千为单位来计算的中国、苏联、朝鲜这些国家的战俘或者是平民，死在了它的实验室。这些人被当做实验材料进行实验之后，731部队手上就拿到了一批数据。我们知道它的头子石井四郎，1945年8月，当苏联逼近的时候，这个731部队下令炸毁设施，杀害全部剩余囚犯。在他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销毁了绝大部分的外围证据，除了少数核心数据以外，基本上这些证据都被他们销毁了，能够灭尸的基本上都灭尸了。石井四郎的命令是：所有人把秘密带进坟墓。但是最终石井四郎自己和731部队整体，其实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当中是逃掉了。原因很简单——交易。
731部队第三栋中心建筑遗址，日军败退时为了摧毁证据将731部队据地所有建筑物炸毁，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
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的生物战基地德特里克营（1956年才改名“德特里克堡”）的专家到日本，和石井四郎以及731的骨干成员进行了接触。双方事实上达成了一笔交易，就是美方以豁免战争罪起诉为条件，换取731部队全部人体实验数据、病理切片和研究报告。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无价之宝。它等同于在没有做大规模的、非常残忍的、根本不可能做的、正常情况下无法去做的人体实验的基础上，直接拿到了数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曾经明确指出，不仅这种交换是豁免战争罪行，甚至美国人还付了钱。这笔交易当时是由驻日美军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主导的，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公开的讨论。
直到后来，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苏联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审判了12名731部队人员，判处2年到25年不等的徒刑，然后在此过程当中披露出了一些材料，大家甚至可能都很难发现731部队真实的存在痕迹。这是令人非常气愤的。但是西方更加气愤的是，这次审判在西方——你只要看现在西方国家对于日本的态度就知道——他们并不接受这些不利于日本形象的相关材料，甚至用苏联宣传或者阵营对立这种东西来加以掩饰。要讲清楚，这个美国人是去做交易的，不是被动接受，也不是什么捡到的。
拿到了731的“遗产”之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在冷战的背景下全面提速。德特里克营成为研制、实验、存储炭疽、肉毒杆菌等病原体的核心。在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厂，它设立了生产设施。然而在此过程当中，美军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本土对本国人民进行人体试验。
央视新闻
1950年9月20号到27号，美国海军在旧金山外海实施了“海上喷雾行动”，军舰连续多日向这座80万人口的城市喷洒粘质沙雷氏菌和球状芽孢杆菌气溶胶。军方认为这些东西是“无害”的，它们被用来模拟生物战袭击。在整个城市设了43个采样点。结论是，几乎每个旧金山居民每分钟吸入了5000个以上的带菌颗粒。这个剂量，如果把这种东西换成炭疽杆菌的气溶胶的话，可以达成有效感染。
这样的实验没有市民同意，也没有医疗监测预案。喷洒过后，斯坦福医院出现了11例罕见的粘质沙雷氏菌感染，75岁的爱德华·内文因为心脏侵入细菌而死亡。这件事情被严格保密26年，到1976年才被媒体曝光。1977年，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内文的家人起诉了联邦政府，但是最终败诉。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喷洒细菌属于“国防决策”和“国家安全”，免责。
冷战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美国政府在美国本土进行了239次露天生物战的模拟实验。1951年，海军把被粘质沙雷氏菌、球状芽孢杆菌和烟曲霉污染的集装箱送到了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补给中心，让不知情的黑人工人开箱暴露。军方报告明确写到，“因为黑人比白人更加容易感染”，所以要用这种真菌“模拟”对黑人的袭击。而1980年根据《信息自由法》披露的相关报告还显示，军方关心的重点是在细菌战背景下如何保证补给系统的运转效率，而不是黑人工人的健康问题。
1966年，研究人员把模拟炭疽的芽孢杆菌投入到纽约地铁，观察一座千万级城市的地铁系统如何在生物袭击下沦陷。在海上，1962年到1973年间，国防部实施了“112计划”及其子项目“SHAD计划”（舰载危害与防御计划），在太平洋的多艘军舰附近释放化学和生物战制剂及模拟剂，在数千名美军士兵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们暴露在有毒的细菌环境当中。很多人很多年后才得知真相，原来自己这些不明疾病是被蓄意感染的结果。
在人体实验方面，1954年到1973年的“白大褂行动”招募了几千名（就是钢锯岭级别的所谓安息日会的信徒），让他们在德特里克堡直接接触感染特定类型的病原体，测试疫苗和发病剂量。同时中央情报局还有“终极人类计划”等秘密项目，研制了包含眼镜蛇毒等毒素的暗杀武器。1972年，相关记录被全部销毁，相关毒素样品本身在参议院调查后按照总统指令销毁。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迄今为止悬而未决的指控：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中朝两国指控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空投携带病菌的昆虫和杂物，实施细菌战。美国政府始终坚决否认，不承认自己干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冷战结束以后，这个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结论。但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细菌战或生物战这种伦理信任至关重要的议题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采信它的政府说明？这个事情是值得大家仔细去思考的，而且现在也到了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1969年，事情出现了一些转折。陷入泥潭当中的尼克松政府为了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准备丢卒保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下令审查生化武器政策。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参与撰写了关键报告。他问德特里克堡的军方人员生物武器的价值在哪里，对方的回答是“它比核武器便宜”。梅塞尔森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美国又不是个穷国，如果美国人去研究一种让穷人也能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合算的——至少公开层面可以这样去叙述。
所以在1969年11月25号，尼克松在德特里克堡宣布，美国单方面放弃一切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存储和使用。他说生物战具有“大规模、不可预测、可能无法控制的后果，可能引发全球流行病，损害子孙后代的健康”。随后，美国销毁了库存的生物战制剂，同时把位于派恩布拉夫的生产设施转化为研究用途，但是德特里克堡本身保留了下来。1972年开始，美国与100多个国家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批准生效。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了，相对美国以前那种不当人的行为而言，这肯定是往前走了一步。但这步有多大，可以讨论。
第一个，就是尼克松声明留下的那个“毒素漏洞”——没有涵盖毒素武器。德特里克堡的科学家立刻把研究计划改成“毒素研究”，继续推进。1970年2月，尼克松专门补了一条，才把这个口子全堵上。但是很明显，其他问题还在。
第二，是更加根本性的。他强调得很清楚，他禁止“进攻性”研究，允许“防御性”研究。基本常识就是，防御和进攻共用同一条技术路线，在武器研发尤其是生物武器研发这方面，这点特别明显。你说要做疫苗，那疫苗从哪里来？那就得培养病原体。你要评估威胁，就得先学会制作气溶胶。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你有没有有效的核查机制？没有。所以研究军控的学者就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先天缺乏正式的遵约核查机制，这为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相关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隐蔽也更加矛盾的阶段。
2001年，这年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9·11之后一周，包含着高纯度炭疽孢子（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生物战武器）的信件被寄往多家媒体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这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袭击。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显示，最终的调查指向应该是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自己的高级研究员布鲁斯·艾文斯。调查认定，袭击所用的病菌毒株，母本来自于艾文斯本人制作和保管的编号RMR-1029号烧瓶。
这封寄给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汤姆·达施勒的信含有炭疽杆菌粉末，导致两名邮政人员死亡 资料图
给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和汤姆·达施勒的第二封信的内容为： 09-11-01（01年9月11日） YOU CAN NOT STOP US.（你们不能阻止我们） WE HAVE THIS ANTHRAX.（我们有炭疽病） YOU DIE NOW.（你们现在就得死） ARE YOU AFRAID?（你们害怕吗？） DEATH TO AMERICA.（美国该死） DEATH TO ISRAEL.（以色列该死） ALLAH IS GREAT.（真主至上）资料图
2008年，在即将被起诉前，艾文斯自杀身亡。9·11之后席卷全美的生物恐怖，源头就在美国自己的生物防御实验室的内部。此后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还指出，FBI的微生物取证方法存在某些“关键科学缺陷”。所以它究竟是在调查，还是在掩饰什么？这个案子本身到现在还是有疑团的。或者说，美国是不是又以某种方式在那里重新启动本土面向国民的生物安全实验？
第二件事情，同样是2001年7月，布什政府单边否决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议定书。这份议定书从1995年谈到2001年，谈了6年，经过24轮谈判，形成了210页文本，目的是给公约装上“牙齿”，就是建立一套设施申报、现场视察、质疑调查机制。美国否决的理由是，核查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会泄露美国生物防御研究的秘密和制药企业的商业机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得很直白：美国以多边调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为由，单方面退出谈判，使得国际社会的努力遭遇了重大挫败。同时，又长期阻挠重启议定书谈判。2001年11月的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最后无法通过最后宣言，被迫休会一年。
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看：美国在自己国家的生物防疫实验室出了内鬼、酿成全国恐慌之后，在对本土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它的选择不是接受国际监督，而是亲手拆掉生物武器、生物战能力国际监督的框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再结合“斩杀线”的存在来看的话。
再看海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防部以“减少威胁合作”为名义，设立了所谓“减少生物威胁项目”，由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出钱，在前苏联和全球各地建立了庞大的生物实验室网络。30多个国家、120多个实验室，由美国国防部直接管控。在乌克兰有46个受过五角大楼资助的实验室，分布在基辅、奥德萨、赫尔松这些地区。研究对象包含了炭疽、埃博拉、鼠疫、刚果出血热等危险的病原体。同时，它里面还提到了所谓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获得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通过人为的方式去增强病原体的某种功能，可能是传播性，也可能是致病性。这里面有一些是科学讨论，有一些是缺乏信息和透明度条件下外界的合理怀疑。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正常的、必要的关切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
2015年，韩国曾经出过这样的事情：美国犹他州达格韦试验场将活性炭疽杆菌样本“错误地送到了”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22名人员可能暴露。这批炭疽是为驻韩美军“朱庇特”（JUPITR）生物监测计划的新设备测试服务的。韩国国会议员获得的文件显示，2017年到2019年，驻韩美军持续向各地（比如平泽汉弗莱营、群山基地、釜山港8号码头等地）运送肉毒杆菌、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肠毒素样本。根据《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第9条，美军军需物资免于韩国海关检查。根据韩国法学教授的观点，这让韩国成了美国“想运什么就运什么”的细菌试验友好环境。而这种活体炭疽的运输涉嫌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以南35公里处的乌山美军空军基地驻扎有美国空军第51联队美联社
至于德特里克堡本身，2019年7月，就在大规模流行之前，美国疾控中心曾经下令这个实验室全面停摆，因为它发现存在系统性的违反生物安全流程。比如开着门去处理一些生物危险物，不戴呼吸防护，反复进出灵长类动物解剖室，不戴手套处理废物和毒素，库存记录不准，废水消毒系统失效等等。这么一个具有显著草台班子特征的东西，恰恰是美国全球实验室网络的一个总的枢纽。那这点毫无疑问是更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所以当前美国的生物活动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也是比较明确的。
争议第一，就是关于细菌战的问题，朝鲜战争期间的细菌战问题。中方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方应该正视历史，回应关切。
第二，是德特里克堡、乌克兰实验室和全球实验室网络。202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应俄罗斯要求专门召开了协商会议，审议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澄清。美国自己的文件现在已经证明了实验室网络的存在、它的规模，还有危险病原体的清单。这反过来说明，当年那些用“虚假信息”为理由去掩盖相关信息传播的，实际上恰恰是在掩盖事实本身。
第三个争议点，就是所谓“防御”和“进攻”的边界。这种所谓的功能获得性实验、气溶胶传播研究，通过全球网络采集他国人群生物样本和病原体资源，你再怎么说这是公共卫生合作，它所具有的军事潜力仍然具有双刃剑或者说双向作用。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信息，美国可能通过这些实验室搜集和转运大量的生物信息。所以问题现在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相关的流程和程序设计：谁在监管？向谁报告？出了问题谁负责？
新华社卫星新闻实验室定位的12处美国生物实验室，分布于乌克兰的广袤国土，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共计投资超过2400万美元。 新华社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也不是基于阴谋论想象之上的，而是非常具体的。我们聚焦于国际规则和程序需要。
我们讨论的是：
第一，美国拆掉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牙齿，通过2001年单边否认核查议定书、阻挠重启谈判等方式，美国成为全世界190个缔约国当中起最大破坏作用的成员国，但同时它又宣称自己是遵约做得最好的。所以我们怎么去解决公约生效半个多世纪之后核查机制对于美国全球生物活动有效核查真空的问题？
第二，对于美国国内公众隐瞒的问题，我们同样有理由表示关切。美国对于本国人民的生物环境安全问题，这些实验室的存在、历史、地点、资金来源，长期没有向美国公众充分公开。如果说它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要防范、都不信任，动不动就采取各种掩盖信息的行动，我们怎么样去信任它在国际社会上的表态？
第三，缺乏合理的回应。无论是乌克兰的实验室，还是德特里克堡，还是韩国，美国的标准动作就是否认、淡化，并且反指对方“发布虚假信息”。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以及最终，很经典的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生物军控领域，美国自己总说自己严格遵约，对其他国家进行无端抹黑，动辄推动对其他国进行所谓的溯源调查。但同时，把它那个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德堡——其实这种危险对美国本身也是非常大的——列为所谓“国家安全”禁区。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好莱坞画面的即视感：做了坏事之后，中情局在那边捂嘴、压制。
所以回到《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问题由来已久，且缺乏透明度，其活动与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下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匹配。我们说的“不透明”，不是说别的，因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基石是透明。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军事生物实验室网络、唯一阻挠核查机制、屡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甚至爆出自己人发动生物袭击的国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国际监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我们不是从技术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层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严肃认真地讨论全人类的安全问题。
所以总结来看，从1945年豁免石井四郎和731部队做交易，到1950年在旧金山湾对自己老百姓做细菌实验，再从1969年的放弃声明到2001年撕毁核查议定书，再到今天30多个国家、120多个海外实验室被披露，这将近80年左右的时间串成了一条非常明确的路径，就是美国的生物战能力研究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只是在不断地变换名称、转移地点、调整说辞，并且始终拒绝接受它应有的监管，拒绝保持它应有的透明。从全人类的角度上来说，生物技术本来应该是守护人类健康、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军事和博弈的筹码——至少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一贯的：切实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尽快重启核查议定书谈判，对海外生物实验室活动做出全面彻底的澄清，停止污蔑抹黑其他国家，用实际行动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
你可以认为，世界正在等待美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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