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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似乎比以往更广泛、更频繁地谈论道德。我们为远方的际遇心怀共情,为细微的举动思辨探讨,也为陌生人的遭遇牵动情绪⋯⋯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陷入微妙的疑虑与思索:为何社会整体文明与发展持续向好,我们却总会生出诸多道德层面的迷茫与感慨?

这些萦绕在人心的矛盾与困惑,或许早已潜藏在人类的进化底色之中。潍坊学院心理学教授殷融的新书《道德进步的心理学:进化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便以进化心理学为核心视角,回应了这个古老又恒久的时代命题:进化,真的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

进化的事实:我们真的在变好

上观新闻:您的书名隐含了一个命题——“进化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殷融:今天,当人类依照次序,有条不紊地排队进入地铁,在餐厅中享用自己付过钱的晚餐,撞到陌生人之后本能地说句抱歉时,我们也许不会想到,这些人类习以为常的互动日常,对于其他生物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群之间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精细,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由此升高。那些具有冲动、易怒型特征的人难以获得社会网络的支持。于是,友善、温和与宽容等特质成为人类的进化选择。

另一方面,这种进化选择不仅体现在心灵的特质上,也体现在人的生理表征上。事实上,祖先的体格不仅比我们高大,其四肢骨骼也更加厚实。相关研究显示,约1.2万年前,伴随农业文明到来,多地古人类种群身高逐步降低;回溯至200万年前,人属祖先的体型长期趋于纤细化。有学者据此提出猜想:体型更为纤细的人类群体,或伴随着更低的应激攻击性。

除此之外,人的面部表征也随着进化变得越来越“友善”。随着睾酮水平的下降,我们的眉脊变短了,脸也变短变窄了。血清素的增加则让我们的头看起来更圆。这两种变化叠加起来,人类变得越来越像生物幼崽,变得更萌、更可爱了,这种形象无疑也将激发同类的怜爱之心,有利于增进彼此的关系。这些都是人类逐渐友善化的生理学证据。

大眼睛和圆脑袋是幼态的重要特征,事实上,所有“可爱”的形象都有此类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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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睛和圆脑袋是幼态的重要特征,事实上,所有“可爱”的形象都有此类似的特征。

可以说,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那些能够提高友善度的发育特征被“选”了出来,构成了人类的进化方向。而暴力的减少、宽容程度的提升,提高了社会互动的回报效率,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增长,这反过来又创造了更大的社会网络、更丰富的知识交流与更密集的技术创新。

上观新闻:如果人类真的在道德上变好了,为什么我们的道德焦虑反而更重了?

殷融:这恰恰说明道德本身不是一套悬空的教条,而是嵌在人类生存环境中的适应性机制。与动物不同,人类有两种生存环境:一个是物理环境,如空气、水、温度;另一个是由人际互动构成的社会环境。道德,就是这套社会环境的运行规则,公正、信任、欺骗、伤害、帮助,都是这套规则的体现。社会互动的形式、范围和密度,则直接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敏感性。

在古代,人的生活半径很小。大多数人能涉及的道德议题,无非是农忙时谁帮过我、谁借过我粮食、地方官员是否秉公办事。每个人都活在具体的关系网里,道德判断的对象是“我认识的人”和“我身边的事”。

今天却完全不同。全球性的信息网络把所有人和事都推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轻松知道世界各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一个人的生活半径被无限放大,可以被纳入道德讨论的事物也随之爆炸式扩展。

当我们的道德关切不再局限于“认识的人”和“身边的事”,而是延伸到远方、延伸到陌生人、延伸到公共规则,这种关切范围的扩展,一方面代表了道德的进步,另一方面我们自然会发现更多值得探讨的情境,进而产生更强烈的道德焦虑。

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对道德细节如此敏感,是因为我们站得更高了,我们的预期更高了,我们在意的东西更多了,我们看到的问题也更多了。这种焦虑不是退步的证据,它恰恰说明我们的道德视野在扩张。

进化的机制:道德判断如何运作

上观新闻:2009年,迈克尔·桑德尔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公开课风靡全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电车难题”(一项探讨牺牲一人挽救五人应当如何抉择的思想实验)也引发众多讨论。您怎么看待这股热潮?

殷融:“电车难题”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是因为它用了一个最不可能、最极端化的场景展现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遍的道德核心问题——在何种情况下,个人的权利高于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与每个人的生存环境都息息相关的社会制度建构:政府如何征税、医疗资源如何分配、国家以何种理由发动战争⋯⋯“电车难题”就像一个道德界的终极考验,每个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得不亮出自己的道德直觉。

上观新闻:为什么在“电车难题”中,我们有时候觉得“一换五,挺划算”,有时候却觉得“不能牺牲一个无辜的人”?

殷融:事实上,选择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情绪反应,情感是人类做出伤害行为前要迈出的第一道关卡。

哈佛大学的一项实验证明,一旦某个选择激发了被试者更直接的情绪感受,那么被试者会更倾向于不做出这个选择。具体而言,在变换轨道的情境下(扳动开关让电车转向,牺牲1个人救5个人),被试者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前扣带回皮层等脑区会被激活,这些脑区与人的认知加工、理性选择有关;而在将一个人推下去挡住电车的情境中,被试者的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等脑区会被激活,这些脑区与情绪加工相关。

其实,《孟子》所说的“君子远庖厨”也有这层观察在。当齐宣王不忍看牛害怕发抖的样子,说去找个“替罪羊”时,孟子高度赞扬他的行为,他认为,齐宣王之所以这么做,只因为他当时亲眼见到了牛而没有见到羊。“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的这个结论就比单纯宏观讨论人性善恶要有意义得多,当代许多心理学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当道德决策离你的身体越近、越需要你亲手执行,情绪反应就越强烈,你就越难做出选择。

上观新闻:这种“距离影响判断”的机制,在书中有一节专门进行了讨论,题目叫“为什么远程指挥更容易痛下杀手”。

殷融:从历史上看,军事技术发展的过程,正是敌我距离越来越远的过程:从棍棒、匕首到弓箭;从滑膛枪、手榴弹到巡航导弹;从坦克、鱼雷到无人机。如今,只要启动开关,导弹就会出现在某地上空,建筑坍塌,军人甚至平民死于非命。远距离作战回避了情绪冲突,减少了人脑的内在矛盾,也让人更容易对他人痛下杀手。

为什么会这样?用进化心理学解释——人类99.5%的时间里能接触到的人都是身边的人。我们的同理心是为处理身边人际关系而进化的,对远方抽象的数字,先天就不那么敏感。

上观新闻:这种共情上的远近亲疏,是不是根植于同理心演化形成的先天特质?

殷融:哺乳动物的共情能力最早出现在约1800万年前。当哺乳动物进化出亲代养育行为时,母亲需要准确接收到后代发出的疼痛或危难信号,因此当我们听到婴儿哭声时,大脑就知道他在求助。这就是恻隐之心的原始版本。

哺乳动物的共情能力也是在进化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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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共情能力也是在进化中产生的。

随着人类社会复杂化,这种共情能力逐渐从亲子关系迁移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原因很简单:真诚关心其他个体,有助于巩固你与社群成员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融入群体。久而久之,同情不幸者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内在“天性”,恻隐之心的范围逐渐扩大。

但这个边界始终存在。研究发现,亲子互动时产生的催产素,在强化亲代与子代纽带的同时,也会促使人类在必要时牺牲“他们”以保护“我们”。特拉维夫大学的一项实验证实了这一点:人在进入“抚育状态”后,对外群体的警惕会直线上升。这说明,同理心向外延伸存在天然限度。

进化的副产品:困境与错配

上观新闻:既然人的“同情之心”有自然进化的逻辑,那么人的“冷酷无情”也有其逻辑吗?

殷融:有。从进化角度看,同情心的滥用不能带来任何生存优势。我们不能对所有的苦难都有所回应,而是倾向于把最大的同理心留给“自己人”。

研究发现,面对相同的事件,受害者身份不同,人们的共情方式就会有显著差异,社会距离越远,同情心水平就越低。这解释了为什么你可能对朋友家的孩子百般宠爱,却听不得高铁上陌生孩子的哭闹。恻隐之心的功能从来不是对全世界“雨露均沾”,而是优先巩固与族群内部的合作。

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一种更让人不安的能力:我们不仅会对“外人”冷漠,有时还会“享受”对“外人”的伤害。心理学上称之为“征服后快感”。就像喝咖啡、吃辣椒:第一次觉得苦、觉得难受,征服之后却会上瘾。

当然,这种冷酷倾向不可能轻易进化掉,进化的节奏是漫长的。但也不必把它简单等同于“邪恶”,它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有其功能,过于软弱、感情用事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关键在于,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倾向的存在,也就有了制约它的可能。

上观新闻:这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

殷融:西班牙哲学家加塞特有一句话:“人没有本性,人所拥有的是历史。”事实是,每个人都遗传了一整套复杂的心理发育系统,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则来自不同的成长环境。环境和经历决定了个体的发展策略,同理心可以扩展,也可以收缩;可以被激活,也可以被压抑。

这就引出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灵活可塑的道德,而不是让这些内容在出生时就固定下来?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变的,而进化的“回应”则极为缓慢。一个预装好的系统在收集和吸收周边信息之后,可以选择执行一套适应性最强的策略——这在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领域被称为“生命史理论”。

我们的大脑能对性别、地位、发展前景等环境线索保持敏锐,从而不断调整个体的发展方向。大脑能提供灵活的多样化发展策略,这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机制。尽管基因没有为我们制定完整的道德人格,却指定了一颗“可塑之心”,让我们能够根据发展环境来校准道德人格。关键在于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环境让它去校准。

上观新闻:您刚才说,关键在于环境。那当下高度城市化、数字化、社交媒介化的生活,正在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殷融:相比漫长的狩猎时代,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十分短暂,但生存环境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因此,新的生活方式的确会与我们数百万年来一直仰仗的进化心理倾向存在裂隙,这种情况被称为“进化失配”。

比如现代人常见的焦虑情绪。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焦虑是“保命”的关键,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世界充满了捕食者、天灾、病毒。此时,忽视任何一个警示的后果可能都是致命的。

一头雄狮正在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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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雄狮正在捕猎

而今天,那些危险早已被隔绝在文明社会之外,但这些敏感的焦虑倾向依然留存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担心一场面试、一次约会或者一次课堂发言。事实上,这些事情的影响远不如被老虎吃掉这么严重,但大脑仍然用同样的警报系统来回应。

同样,社交焦虑也是进化失配的表现,在石器时代被部落抛弃意味着你可能要独自面对野兽,今天被朋友孤立、排斥通常并不会带来死亡威胁,然而,我们进化的心理倾向却并不这么想,它会通过“制造”社会渴望和社交焦虑,促使我们主动强化与他人的社会关联。

失配性问题不仅表现在心理和精神层面,还表现在生理层面。一些疾病被认为与这种失配性密切相关,例如2型糖尿病、心脏病、骨质疏松、结肠癌、龋齿等。对于这些由错配引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加干预,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累及数代人的恶性反馈回路。

进化的未来:我们还能继续变好吗

上观新闻:刚刚我们聊到,人类道德的进化与环境变化、社会互动模式息息相关,那么人类还能继续变好吗?

殷融:能。关键在于理解“文化进化”的力量。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适应机制。我们可以进化出对严寒的抵抗力,也可以学会制作皮毛外套来御寒,前者是生物适应,后者则是文化适应。生物进化是相对缓慢的,并且通常无法领先环境的变化。相比之下,文化进化速度更快。

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创造出的最重要的进化环境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人类独特的合作模式,让我们进化出了名誉感、利他之心、忠诚、容忍、宽恕等一系列心理特征,这些特征进一步扩大了人类的合作范围,它们所产生的复杂生活方式反过来向大脑施加选择压力,使大脑一次又一次突破新的极限。人类与环境独有的反馈机制塑造了我们与其他物种的不同特质,很大程度上,人类是被自己创造的生物。

上观新闻:从人类历史上看,道德关怀的范围似乎一直在扩大:从家族到部落,从民族到国家。这种扩展模式还能持续下去吗?

殷融:我认为是可能的。在进化史上,当人类理性水平已经足以对自身行为进行解释与反思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推理和思考构成了推动道德进步的有力武器。

人们并非天生就能公平对待一切事物。我们最在乎的首先是自己、家庭成员、朋友和部落内的其他成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我们也在理性上承认,一个来自遥远群体的孩子,其生命价值与我们自己孩子的生命价值并无不同;我们还能认识到,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并不正确,那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偏好。

理性和智慧可以让我们打破自我中心的藩篱,扩大道德圈的范围。如今,互联网为这种道德圈的扩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土壤。科技扩大了人际互动的范围,人们可以了解任何一个国家数百万人的生活,增加了人类对彼此产生直观感受的机会。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当远方的哭声不再抽象时,我们就更难以对其无动于衷。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今天,财富的增长中更大一部分来自科技成果、创意理念、管理模式和制度创新,由知识、创意、管理与制度建立起的盈利模式大幅削弱了战争的“性价比”。可以说,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网络,这不仅让商品、资本流通,也让和平和友善流通。

当然,扩大不会自动发生。基因给了我们向善的潜能,但这种潜能能否被激活,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环境。当合作被奖励、公正被维护、暴力被惩罚时,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就更容易生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种可以被逐步实现的进化方向。

上观新闻:我们刚刚探讨道德关怀的边界能否持续向外延伸。与此同时还能观察到一种现象,大众不再简单用单一标尺评判他人。刚才我们谈到选择,如果说正确的选择塑造了我们的尊严,那人们对虚构作品中并不完美甚至存在明显瑕疵角色的喜爱,是否也折射出当下道德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殷融: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蝙蝠侠有一句台词,大意是:超人是神,他从不流血,而我会流血。正因为他会流血、会痛苦,却依然选择站出来,他才是英雄。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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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剧照

我们赞颂英雄,并不是赞颂他们的完美,而是赞颂他们在恐惧和脆弱面前依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比如哈利·波特在最后决定赴死的时候,问了一句“疼吗”,他害怕,但他还是去了。这才是我们真正认同的东西。

还有一类观众喜爱的角色,本质上体现了底层小人物被逼到绝境后的逆袭与反抗。观众之所以着迷,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都可能面临选择,都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成为新的自己。

这恰恰说明,我们的道德观在变得更复杂、更成熟。我们不再满足于“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童话,我们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是在特定处境下做出选择的人。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让我们对他人,也对自己,多了一分审慎的宽容。

说到底,我们不仅是基因的产物,更是选择的产物。每一次选择,都是对自我的一次重塑。进化给了我们向善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作恶的潜能。好的社会能放大前者、抑制后者。而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那些微小的正确选择,汇聚起来,就是道德进步最真实的面貌。正是这些选择,塑造了我们作为人类的尊严,也让我们在漫长的进化中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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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进步的心理学:进化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殷融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原标题:《人类变得更“萌”了,代价却是更焦虑?进化,如此塑造今天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