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成绩公布那天的清晨，我站在学校公告栏前，红色的榜单从教学楼一直贴到操场的围墙边，被晨风吹得哗啦啦响。
走廊那头传来董宏达的声音，他正举着一张写满字的纸，边走边朝我喊：“沈志远，你看看这个！五十六个家长签的字，联名要求学校撤了你！”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手机就响了。
那头传来教育局副局长的声音，说出来的话让董宏达手里的笔“啪”一下掉在了地上。
“沈老师，你们班的高考成绩……省厅那边要你们校长亲自去汇报。”
董宏达的脸白了。他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张联名信，又抬头看了看满墙的红色榜单，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
这时，一阵风刮过来，最边上那张榜单被吹起来一角，露出了下面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五个字：“不想当废物。”
那是半年前，我让十二班的学生写下自己最想说的话，有人用铅笔写的。
现在那张纸条还在。
01
我叫沈志远，去年秋天被分配到高三（12）班当班主任。
去教务处报到那天，主任把一沓档案扔在我面前，红笔圈了三圈。
旁边还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四行字：“纪律最差、成绩最差、家长投诉最多、上任班主任辞职。”
主任姓罗，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了。他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志远啊，这个班你也别抱太大希望，能稳住就行，别出乱子就算你大功一件。”
我把档案翻开看了看。
全班五十二个人，期末考试成绩单看得我直抽凉气——九门课，平均分比年级倒二低了整整三十七分。
数学更是惨，全班最高分六十二，还有十几个个位数。
我合上档案，点点头：“罗主任，我试试。”
罗主任摆摆手：“不是试试，是必须稳住。这个班去年换了三个班主任，最短的只干了两个礼拜。”
我没再多说，拿着档案走出了办公室。
开学第一天的早晨，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教室门口。
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闹哄哄的，有人在喊“快跑快跑”，紧接着“咣当”一声巨响，什么东西砸在地上。
我推开门，看见一个男生站在课桌上，手里端着一个不锈钢饭盆，正往讲台方向泼水。地上已经湿了一大片，几个女生的书包上溅满了水渍。
那男生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哟，新来的啊？”
后排传来一阵哄笑声。
我把手里的包放在门口的课桌上，走到讲台前。地上果然全是水，我的皮鞋踩上去，溅起一小片水花。
我没生气，反而笑了。我转身走到墙角，把那张笨重的讲台连着推车一起推到教室中间，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自我介绍，”我说，“我叫沈志远，从今天起是你们的班主任。”
站在课桌上的男生歪着头看我：“老师，你不骂人啊？”
“骂你干嘛？”我看着他，“你叫什么名字？”
“张浩。”
“行，张浩，你站那么高怪累的，下来吧。”
张浩倒是听话，跳下来了。但他一跳下来就走到后排，跟另一个男生挤在一起坐，两个人凑一块儿交头接耳。
我扫了一圈教室。五十二个人，有趴桌上睡觉的、有低头玩手机的、有拿课本扇风的，真正看着我的人，不超过十个。
后排那个跟张浩说话的男生突然站起来，把手里的课本往地上一摔：“烦死了！”
全班安静下来。
我没说话。那男生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是，你不拦我啊？”
“你去哪？”
“上厕所。”
“去吧。”
他又看了我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了以后，教室里重新热闹起来。张浩站起来喊：“兄弟们，新老师不管我们，那我们该干嘛干嘛啊！”
有人开始拿手机看视频，有人开始聊天，还有几个女生掏出化妆镜照来照去。
我坐在教室中间那把椅子上，翻开档案本，开始一个个记名字。
第一节课下课铃响的时候，我已经把五十二个名字都记住了。
张浩，坐在第三排，档案上写着“上课睡觉，打架斗殴”。
谭泽，坐在最后一排，档案上写着“纪律散漫，多次逃课”。
他就是在课上摔课本走人的那个。
第二天，我就干了一件让全校都炸了锅的事。
我宣布了三条规矩：不强制早读，不想来可以不来；不硬性要求交作业，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就别写；上课想睡就睡，不打扰别人就行。
消息传开以后，整个年级组都炸了。
下午开年级会的时候，董宏达老师站起来指着我骂：“沈志远你这是什么教学态度？你这不是教学，是谋杀！是毁孩子的前途！”
董宏达是年级组长，五十多岁，教龄快三十年了。他说话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手指头点着我，差点戳到我脸上。
我没说话。
其他老师也都看着我，有人摇头，有人叹气，还有几个干脆没抬头，假装在写教案。
我还是没说话。
等董宏达骂完了，我把教案本合上：“董老师，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又怎么样？”
“那我说一句，”我站起来，“我带的班，我自己负责。”
校长坐在主位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董宏达，最后说了句：“志远，你毕竟是新老师，别走极端。”
我说：“校长，给我一个学期，如果期末考试还是倒数第一，我主动辞职。”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董宏达哼了一声：“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能干什么？”
“那你说几个月？”
“你……”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散会以后，我走出会议室，董宏达追出来，在后面喊了一句：“沈志远，你早晚会后悔的！”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谢谢董老师关心。”
那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把所有学生的档案重新翻了一遍。
翻到张浩的档案时，我的手停住了。档案里夹着一张纸，是他高一时候写的周记，只写了一句话：“我想考大学，但是没人信。”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翻开了下一页。谭泽的档案里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小学三年级的奖状，上面写着“三好学生”。
谭泽的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在工地上干活，喝醉了就打他。
这些信息都是前任班主任留下的备注，写得七零八落，但我看得懂。
我合上档案，靠在椅背上。窗外的路灯亮着，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打在地板上。
我想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孩子小的时候都聪明伶俐，到了高中就变成了“废物”？
没有人给过我答案。
我决定自己找。
02
开学第一周，我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教室里的讲台拆了，搬走。换成了一圈圆桌，每张桌子拼在一起，学生面对面坐着。我自己也搬了把椅子坐在他们中间。
第二件是我让每个学生交一张纸条，写一件最想做的事。
纸条交上来以后，我一张张看完。
张浩写的：想打游戏打一辈子。
谭泽写的：想出去赚钱，不要我爸管。
还有人写想当明星、想开店、想环游世界，甚至有人写了三个字：不知道。
我看了看，什么都没说，把纸条都贴在了教室后面的黑板上。
那天下课后，董宏达路过我们班门口，看见那面贴满纸条的后墙，站在外面看了好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他把我堵在办公室门口，手里举着一张家长打来的电话记录：“沈志远，你看看这都叫什么事！家长打电话打到教育局去了，说你上课不讲课本，跟学生聊天！”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是赵芸熙的妈妈打的电话。赵芸熙是他们班的女生，成绩中等，平时比较老实。
“董老师，我上课真的讲东西了。”
“讲什么？”
“讲函数。”
董宏达愣了一下：“讲函数你怎么讲的？”
“我把函数设计成游戏里的战斗力计算，学生听的进去。”
董宏达张了张嘴，又闭上。半晌，他说：“你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我没搞花里胡哨，我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我把数学课本翻开，没讲公式，先放了一段音乐。
学生们都愣住了。
张浩本来趴着在睡觉，听到音乐抬起头：“老师，这是啥？”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开始讲，把函数比作一条流浪狗的命运。起点是它的出生地，变量是它走过的路，终点是它最后到达的地方。函数可以预测它会走到哪里去。
讲着讲着，底下有人开始记笔记了。
张浩没记，但他也不睡觉了，靠在椅背上听。
那天快下课的时候，他突然问了一句：“老师，那如果这条流浪狗半路被人打死了呢？”
“你说的这种情况，叫间断点。”
全班安静了两秒，然后有人笑出声来。
张浩也笑了：“操，数学还挺有意思。”
我看着他，没说话。
下课后，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张浩跟了出来：“老师，你知不知道我们班是全校最差的？”
“知道。”
“那你干嘛来？”
“因为你们是全校最差的。”
张浩停下脚步：“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最差的人，才有最大的进步空间。”
他听完了没说话，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那周周末，我开始正式家访。
第一站，我去张浩家。
他家住在城南的老城区，连排的平房，巷子窄得只能走一辆电动车。我按着他档案上写的地址找到地方，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应。
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睡衣。她扶着门框，说话气若游丝：“你找谁？”
“我是张浩的班主任，姓沈。”
她愣了一下，侧身让我进去。
屋里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墙角堆着几箱方便面。
桌上摆着好几个药瓶，最显眼的是一盒白色的药，上面的标签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床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台老式的氧气机，管子拖在地上。
程玉莹坐在床沿，说话的声音很轻：“浩子他……又闯祸了？”
“没有，我就是来看看家里情况。”
她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没力气搭话，靠在床头咳嗽了两声。那咳嗽的声音很重，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一样。
“他爸爸呢？”
“去世好几年了，车祸。”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得让人心里发堵。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小时，也没谈张浩的学习。
就听她讲张浩小时候的事，讲他小学二年级考了全班第一，讲他喜欢打游戏，讲他爸走后他就变了个人。
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说了一句：“老师，浩子他其实不坏，他就是……”
她没说完，又咳嗽起来。
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走，脑子里一直转着程玉莹那张苍白的脸。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张浩每天晚上在课上睡觉，他白天在干嘛？
回到学校以后，我查了监控记录。
发现张浩每天中午放学就走了，下午的课偶尔来上，晚自习从不来。
我让人查了一下他手机定位，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城南的一家医院附近。
第二天上午，我骑车去了那家医院。
医院不大，门口种着两棵老梧桐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我在住院部查了一圈，找到了程玉莹的病历。
胰腺癌，晚期。
病历上写的入院日期是半年前，但“转住院部”那栏，写的是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正好是张浩开始在课上疯狂睡觉的时间点。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拿着那张病历复印件，看了很久。
03
知道了张浩家的情况后，我的教学计划变了。
我没找他谈话，也没在班上点他。我还是按我的方式上课：每周换一种讲法，把知识点包装成游戏、故事、电影桥段。
张浩还是睡觉，但我发现他开始换姿势了。
以前他是把胳膊压住整张脸，从早睡到晚，怎么叫都不醒。现在他换了，变成趴着听，听完再睡。
有一次我在讲三角函数，讲着讲着发现他趴着，脑袋却跟着我的声音微微转过来。我以为他醒了，结果他一动不动，只有眼皮底下眼珠在转。
这小子在装睡。
我假装没看见。
下课后，我把他叫到走廊上：“昨晚几点睡的？”
“两三点吧。”
“作业写了吗？”
“……写了。”他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写满了数学题。
我看了，题都做对了。虽然步骤乱七八糟，但答案全是对的。
我把作业本还给他：“行了，回去吧。”
他愣了：“你不骂我不写步骤？”
“步骤做对了，只是乱了一点。你想写就写，不想写就算了。”
张浩站在原地愣了好几秒，没动。我转头走了两步，感觉看着他在背后盯着我。
他很快追上来：“老师，你……你不怕我抄的？”
“你抄的？”我回头看他一眼，“那你说说，第三题你怎么解的。”
他张嘴就说：“三角函数求最大值，我先把系数提出来，再配公式…”
他讲得头头是道。
我听完笑了：“你是抄的吗？”
他闭嘴了。
那天晚自习，他没来。
但第二天早上，他往我办公桌的抽屉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我妈住院了。我白天陪床，晚上写作业。”
我坐在办公室看着那张纸条，半天没说话。
旁边的数学老师刘姐凑过来看了一眼，问我：“这孩子怎么了？”
“没事，”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好学生。”
刘姐瞪大眼睛：“谁？张浩？他？好学生？”
“嗯，他是。”
刘姐用一种看精神病的眼神看着我，摇摇头没说话。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走访另外几个学生。
第二站，谭泽家。
他家的地址在城北棚户区，那里的房子更破，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我骑电动车过去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路泥泞得很，车轮滑了好几下。
他家在二楼，楼梯是铁皮焊的，踩上去咣当咣当响。我敲了敲门，一个中年男人开的门，浑身酒气，光着膀子。
“你谁？”
“我是谭泽的班主任。”
那男人皱着眉，眯着眼看了我两秒：“找他？那小子不在。”
“他去哪了？”
“谁知道，天天不着家。”
他说完就要关门，我赶紧伸手挡住门板：“您好，家里方便说话吗？”
“不方便！”他“砰”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听见里面传来酒瓶摔碎的声音，紧接着是一句骂：“他妈的，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我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也没再敲门。
转身下楼的时候，从楼梯拐角处看见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奖状，已经泛黄发皱了，上面写的“谭泽同学，获得三年级三好学生荣誉”。
奖状被撕了一半，另一半挂在墙上，风吹过来，纸角一下一下地晃动。
我站在那看着，蹲下身把掉在地上的那半张奖状捡起来。
上面还能看清两行字：“品学兼优，团结同学。”
那天晚上我骑车离开的时候，在巷子口碰见了谭泽。他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头发湿漉漉的，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扭头就走。
“谭泽！”我叫住他。
他不情不愿地转过身：“干嘛？”
“明天来上课。”
“……去个屁。”
“你小学还拿过三好学生的奖状呢，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他愣住了。
那张被撕掉的奖状，我捡了回来，放在了包里。我从包里掏出来递给他：“这半张，你还要吗？”
他看着那半张皱巴巴的纸，眼神有点恍惚。他没接，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下次别来了。我家不好。”
他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里，还是没动。
那天晚上，我回到学校已经快十点了。我把学生的档案名册从头翻到尾，又加了一个新名单。
不几天，我去了赵芸馨家。她妈在门口堵着我说了一堆难听话，说我教得不好，影响她女儿成绩下降，要转班。我耐心听完，记完所有问题。
第三站是周悦溪家。
她家是开小卖部的，一楼摆着几排货架，二楼住人。到她家的时候，她妈正坐在缝纫机前干活，头也不抬地问：“你是周悦溪的班主任？”
“对。”
“她成绩怎么样？”
“中等偏上。”
“能考上大学吗？”
“可以冲一冲。”
她妈这才抬起头：“那就麻烦老师了，她爹在工地干活，顾不上她。”
我点了点头，又问了问周悦溪在家的情况。她妈说她挺听话的，就是不爱说话，放学回来就帮忙看店，从来不出去疯。
走的时候，周悦溪送我到门口，小声说：“老师，我妈她……她跟我爸要离婚了。”
我没说话，拍了拍她的肩膀：“有什么困难，来办公室找我。”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一个多月来，我跑了三十多个学生的家。最多的一天跑了七家，从早上八点跑到晚上十点，电动车骑废了一台。
教案本上多了好多页笔记。每一页写的都是学生家里的事：谁家父母离异、谁家爸爸喝酒打人、谁家妈妈患重病、谁家穷得交不起学费。
每页笔记的边角都起了毛边，有几页被雨水打湿后皱巴巴的，字迹晕开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把那些笔记一页页翻看。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这些孩子不是因为笨才学不会，是因为他们根本没力气学。
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你跟他讲函数，他脑子里全是馒头。
我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这五十二个人，我一个都不放。
04
十月底，学校搞了第一次全校月考。
成绩出来那天，我拿着成绩单看了半天，脑子里嗡嗡响。
十二班平均分45.2，比年级倒二低了整整41分。
数学平均分32.8，全班及格的人数：0。
我的课代表赵芸熙考了59分，差一分及格，在成绩单后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字：“对不起。”
我看了那三个字，鼻子酸了一下。
下午开年级会，董宏达站在台上，把成绩单一张一张念完所有的年级排名。
念到最后一个的时候，他加重了语气：“高三十四班，平均分86.2。高三……”
他顿了顿，扫了台下一眼：“高三（12）班，平均分45.2。”
全场安静了。
所有人都看向我。
董宏达把成绩单往桌上一拍：“沈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十二班，45.2分。”
然后我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写了一个数字：“41分。”
“这是我们班和倒二的差距。”
我转过头看着台上的老师们。
“给我一个学期。”
董宏达急了：“一个学期？沈志远你知不知道现在离高考还有多久？八个月！八个月你让这群孩子怎么办？”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你说怎么办？放弃了？”
“我没说放弃！”
“那你怎么教？”
“按常规教！”
“常规能教出45.2分？”
董宏达被我噎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校长站起来打圆场：“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志远，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我深吸一口气：“我想做一个实验。”
“什么实验？”
“把十二班从‘常规’里解放出来。”
董宏达又要发作，但被校长一个眼神按住了。
校长看着我问：“怎么解放？”
“第一，取消作业。第二，取消晚自习。第三，允许学生课上自由发言。”
全场哗然。
董宏达“嘭”的一声拍了桌子：“你这是胡闹！沈志远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这不是解放，是放纵！”
我没理会董宏达，看着校长说：“校长，我只要一个学期。如果一个学期后十二班还是倒数第一，我不仅辞职，我还会把这半年的工资全部退还给家长们作为补偿。”
会议室里安静得像坟墓。
董宏达张着嘴，像一条离开水的鱼。
校长沉默了半分钟，最后说了一句：“好，你试试。”
散会以后，很多老师走了。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董宏达突然叫住我：“沈志远。”
我回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你吗？”他说，“因为二十年前，我也干过你这种事。”
我一愣。
“那一年我带的高三，也是全校最差的班。我用你的法子教他们，最后高考全班全军覆没，最好的一个上了大专，剩下的全去了工厂。”
他看着我，眼圈微微泛红：“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看着自己亲手毁掉一群孩子的前途是什么感觉？”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董老师，你当年没有毁掉他们。”
“什么？”
“你只是用错了方法。”
“你觉得你当年做错了，所以这二十年里，你再也不敢尝试新的东西。你怕重蹈覆辙，所以你用‘标准答案’教学生。”
“你……”
“我理解你的担心，”我说，“但时代不一样了，孩子也不一样了。你不试，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
董宏达站在那，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转身走了，走得很慢，皮鞋踩在地板上咚咚闷响。
我看着他布满灰尘的背影，突然觉得他也挺不容易的。
第二天，我宣布了新的上课方式。
十二班彻底变了。没有讲台，没有固定的座位。我把教室后面那间空房收拾出来，摆了一圈小凳子。每晚九点，我让学生们坐在地上，围成一个圈。
我管它叫“篝火会”。
“篝火会”第一条规矩：没有课本，没有老师。
第二条规矩：每个人必须讲一件事。
“什么事都行，”我说，“你高兴的事，难过的事，被人欺负的事，或者你想骂人的事。”
第一天晚上，没人来。我就坐在那空房间里，等到十点，关灯走人。
第二天晚上，来了三个人。周悦溪、赵芸熙，还有一个叫李强的男生。
三个人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说话。
我坐在他们中间：“先从我讲起吧。我叫沈志远，今年26岁，师范大学毕业第两年，没谈过恋爱。我妈老催我找对象，天天打电话，烦死了。”
周悦溪“噗”一声笑了。
气氛一下子松了。
赵芸熙小声问：“老师，你真没谈过恋爱？”
“真的。”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会做数学题的。”
三个人都笑了。
然后赵芸熙开始讲她爸妈打架的事。她爸喝完酒就砸东西，她妈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又走了，第二天一切照旧。
讲着讲着她哭了。
周悦溪递了张纸巾过去：“我爸妈也打架。”
两个人对视一眼，忽然就不哭了，一起叹了口气，像两个大人一样看着对方。
旁边的李强一直在抠手，指甲上的皮都抠破了。
“你怎么了？”我问。
“我爸进去了。”他说，“判了五年。我妈在超市上班，一个月两千八。”
他没哭，声音却在发抖。
那天晚上，这个“篝火会”从三个人变成了九个人。
三天后，来了二十一个人。
一周后，全班五十二个人全来了。
刚开始大家还拘谨，坐在那不说话。
后来不知道谁带头讲了个自己当众摔倒的笑话，气氛就打开了。
每个人都开始讲。
讲自己被老师骂过、被同学嘲笑过、被家里人打过。
讲那些平时不敢说的事。
我听着，一句都不评价。
等他们说完了，我站起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所有人都看着我。
“你们不是废物。”
教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
然后有人哭出声来。
哭的是一个跟我差不多胖的男生，叫孙浩强，平时纪律差，老被班主任点名。
他哭得特别猛，肩膀一抖一抖的，像要把这几年的憋屈全哭出来。
我没劝他。
我只是坐在他旁边，等他哭完了，我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从明天开始，咱们不聊过去的事。”
他们看着我。
“聊怎么活下去。”
那天晚上，十二班的后墙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每个人的愿望。
“我想开奶茶店。”
“我想看海。”
“我想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我想考大学。”
张浩写的是：“我想让我妈活着。”
他把纸条贴在墙上的时候，手在抖。
谭泽的纸条上只写了五个字，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
“不想当废物。”
那五个字，我看了很久。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05
十一月，天开始冷起来。
我把十二班分成了四个小组。按照摸底考试的成绩分的。A组最差，连小学六年级的数学题都不会做。D组最好，勉强能跟上高三的进度。
分组的消息一出来，A组的人都低着头。张浩坐在角落里，把脸埋在胳膊里，谁也不想看见。
“A组的，”我点了名，“第一天，我们先从一头牛讲起。”
他们抬头看着我，莫名其妙。
“数学的本质是交换。”我在黑板上画了一头牛，又画了三百只鸡，“假如你家有一头牛，跟邻居换三百只鸡。问题来了：牛开始挤奶，一天能卖两块钱，鸡开始下蛋，一天能卖一块五。你们选哪个？”
A组的人在底下讨论开来。有人说选牛，有人说选鸡。
张浩没参与。
但他也没睡着。他在纸上画了好几个圈，然后抬起头说了句：“老师，这不就是等量代换吗？”
全班安静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打游戏打的。”他说，“游戏里也有换资源这回事。”
我站在那，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这一幕了。
这天A组的课，上了两个小时。从一头牛讲到概率，从概率讲到函数。
下课的时候，A组的李强站起来喊：“老师，这课还能再上不？我觉得我自己都能开个小便利店了！”
全班都笑了。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张浩追了出来：“老师。”
“你那个……”
他支吾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这是我前几天写的，你……你看看？”
我接过来打开。
是一篇几百字的作文，字迹潦草，但内容把函数换成了流浪汉的路线图，每个节点写满了批注，把流浪汉的所有可能路线全画出来了。
他用了我们课堂上讲的离散函数模型。
我看着那张纸，心跳加快了一拍。
“写得不错。”我把纸还给他，“但这还只是业余水平。想不想试试正儿八经的数学题？”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现在？”
“现在。”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逃晚自习。坐在A组的第一排，我从一元一次方程开始教，他一句嘴都没贫，安安静静地听了一个半小时。
九点四十分，我收拾完讲台，他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头：“老师，我妈今天又吐了。”
我不说话。
“医生说，撑不撑得过年底都是个问题。”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淡，平淡得让人心里发颤。
“张浩。”我叫住他。
他回头。
“如果我帮你垫一点医药费，你能考上大学再来还我吗？”
他愣住了：“……你认真的？”
“我认真的。”
他站在门口，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使劲睁着眼睛，拼命不让眼泪掉下来。
“行。”他哑着嗓子说，“我保证考上。”
那天晚上回去的路上，我骑着电动车，觉得风特别大，吹在脸上冷飕飕的。我脑子里一直转着张浩红着眼眶的脸，还有那张被揉皱的作文纸。
一个月，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我从他的课上看到了希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B组的谭泽是我最头疼的一个。他比张浩更难搞——张浩是不学但聪明，谭泽是不学而且不服。
每次上课，他就趴在最后一排，用帽子遮住眼睛。
你叫他，他就骂一句“多管闲事”。
别人在那写题，他在那用指甲抠课桌，把桌面抠出一个个小坑。
我改变策略。不找他谈话了，也不点他名了。
有一天晚上，“篝火会”的时候，我让学生把自己的烦恼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放在桌上。
谭泽没写。
但他也没走。
他靠在墙上，隔着帽檐，眼睛在帽子的阴影底下转来转去，认认真真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
第二天晚自习，他来找我。
“老师，你昨天说的那个‘项目制学习’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去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比如说，你给你家楼下的小卖部算算，如果他进了五百瓶水，每瓶赚五毛，加上租金、水电、损耗，到底能不能赚钱。”
他沉默了半天：“……听着像会计。”
“差不多是会计的入门课。”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那能算出来我爸那工地到底欠了多少钱吗？”
他说的“我爸”，是他爸。他在工地上干活，老板跑路了，欠了大半年的工资，小十万块，一分钱没拿到。
我看着他：“能。”
“那就试试。”
他那张纸，我翻来覆去看了三天。
他把所有信息都列在上面——工地开工的时间、总工程量、老板的跑路时间、工人的工资标准。
我带着他用数学建模的方法，一点一点推回去。
推到最后，我们算出他爸被拖欠的工资大概是十一万七千块。
“对得上，”谭泽说，“我妈走前说过，账本上记得就是这个数。”
那天晚上，他坐在教室里，把那道题的草稿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的一个月里，他的变化很明显。课不逃了，虽然还是趴在最后一排，但手上开始动笔了。
有一天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据分析的草稿。不光数学，连语文和英语他也开始自己琢磨了。
“老师，”他说，“我觉得，如果数学真能用来算这种事，那我愿意学。”
“恭喜你，”我说，“你已经入门了。”
那段时间，十二班的教室里出现了奇怪的变化。
A组的人开始主动找B组的人讲题。C组的人开始挤时间看书。D组的人开始互相批改作业。
不是强迫的。
他们自己组织的。
有一次我去上晚自习，发现教室没人。我找了一圈，在后面的教室里找到了他们。
五十二个人全在。
没有我。
他们自己围成一圈，赵芸熙站在中间，用我平时讲课的语气，正在讲一道概率题。
“你看，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三分之一，你跟它赌，三分之二的概率你会输……”
底下有人在记笔记。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
那扇门开着一条缝，光线从里面透出来，照在走廊的地板上。
我觉得，我这辈子做过的所有决定里，可能最好的就是这个了。
06
十二月中旬，天已经冷得不像话了。
程玉莹的病还是撑不住了。
那是个周四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改A组的卷子，手机响了。张浩打来的，声音听不出情绪：“老师，你能不能来一下医院？”
我扔下笔就往外跑。
骑车到医院的路上，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我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张浩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双手撑着膝盖，低着头。
我走过去：“你妈呢？”
他抬头看我，眼睛红得像兔子：“还在里面，医生在抢救。”
我坐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说：“老师，其实你知道吧？我妈活不长了。”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医生本来上个月就说没了，她硬是又撑了一个月。你说她为什么撑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说要看我考大学。她等着拿录取通知书。”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在发抖。
那天晚上，程玉莹从抢救室出来了。医生说暂时脱险，但身体已经扛不住了。再下一次可能就……
张浩没让我进去。他自己一个人进去的，过了半个多小时才出来。出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眶没湿。
“老师，”他说，“我妈让我谢谢你。”
“谢我什么？”
“她说让你别老吃泡面，对身体不好。”
我鼻子一酸。
那段时间我确实每天都吃泡面。下班晚，食堂关门了，去外面吃又怕花钱，就泡桶面凑合。
这个细节，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
“老师，”张浩又说，“我想求你一件事。”
“你说。”
“万一我妈走了，你能替她给我签个名吗？”
“签名？”
“录取通知书上的签名。我妈签不了了。”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他的眼睛。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十八岁孩子身上见过的眼神——疲惫、绝望、倔强，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希望。
“好。”我说，“我签。”
他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一下，但没笑出来。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的时候，把所有药房的招牌都看了一遍。好药太贵了，进口药更是天价。
我把存折翻出来看了看。工作两年，攒了不到四万块。我取了三千块，第二天一大早，把钱用信封装好，拿到医院递给张浩。
他没接：“老师，我不能要。”
“就当是借你的。考上大学，毕业了再还。”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那个信封。最后他伸出手接过去了，手指有点抖：“……利息怎么算？”
“按银行的来。”
“行。”
他没有哭。但他的手一直在抖。
高考倒计时牌翻到一百八十天的那天晚上，我去了办公室。
那段时间，我开始琢磨一个想法。
我决定重新编一份教材，专门适合十二班的基础。
数学大纲从小学三年级开始递推。每天一道送分题，再加一道“魔鬼题”。
物理大纲从“怎么修电梯”开始讲，讲力学；从“怎么给朋友脸上抹炸弹特效”开始讲，讲光学。
语文大纲从“如何写一封牛逼的情书”讲起，讲标点符号、讲平仄、讲叙述节奏。
英语大纲从“能看美剧就够了”讲起，不讲时态，先背单词。
每一页都是我自己手写的，字写得不好看，但他们能看懂。
一周以后，张浩找到我：“老师，你那本教材能复印一份吗？我想拿回去给我妈看。”
“给你妈看？”
“嗯，”他说，“她知道你给我们编教材，一直念叨要看看长啥样。”
我把我的那一份给了他：“别弄丢了。”
“放心。”
第二天，周悦溪来找我：“老师，我也想复印一份。”
“拿去。”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抽屉里的教材一本接一本被借走。
有一天我去教室，看见后排的墙上贴了整整一圈我们的“自编教材”。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被复印了，用胶带贴在墙上。
旁边写着四个字：“不许摘掉。”
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07
期末考试的前一天，程玉莹又进了抢救室。
张浩请了假，凌晨四点给我发了条短信：“老师，明天我不想考了。”
我爬起来，穿好衣服，骑上电动车，半个小时到的医院。
他到门口接我。两个眼睛都熬红了，嘴唇干裂起皮。
“进来吧，”他说，“我妈醒着。”
我跟着他走进去。
程玉莹躺在床上，瘦得像一张纸，颧骨高高隆起，眼窝深深凹陷。听到开门声，她微微侧过头，看着我，笑了一下。
“沈老师，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我没事。”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就是有点困。”
我不敢说话了。
她撑着身子看着我：“浩子他……是不是又不听话了？”
“没有，他这学期进步很大。”
“那就好……”
她喘了几口粗气，气若游丝。
沉默了半晌，她忽然睁开眼：“老师，浩子能考上大学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能。”
“那……你帮我看着他，行吗？”
“他已经是大人了。”
“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个孩子。”
她说着，眼睛往旁边看了看。张浩正坐在床边，把头埋在胳膊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程玉莹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傻孩子，哭什么？”
我转身走出病房，把门带上。
站在走廊里，我靠着墙，闭上眼睛，眼眶也发烫。
第二天，期末考试。
张浩来了。
他来得最早，坐在座位上，桌上放着一个塑料袋。我走过去，他递给我：“我妈做的馒头。”
我接过来。馒头还是温热的，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
“她清晨四点多起来蒸的，”他说，“说让你吃了，就当她也尝了一口。”
我咬了一口。馒头有点硬，但甜。
考试考了两天。
成绩出来那天，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见董宏达站在那，手里拿着成绩单。
“沈志远，”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你们班这回……”
“怎么样了？”
“平均分63.2。没进前三，但也没垫底。排名第七。”
我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落地了。
第七名。对于全校闻名的“垃圾班”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
董宏达把成绩单递给我：“你赢了半局。”
“半局？”
“期中考。高考才是终点。”
他说完转身走了。我低头看着成绩单上的数字，忽然很想哭。
那天放学后，我站在走廊上。十二班的学生还没有全部离开，有人在扫地，有人在做题。夕阳的光从窗户照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好长。
我蹲在走廊的角落里，啃着馒头，看着他们。
忽然，教室里传来一声女孩的尖叫。
紧接着是谭泽的声音：“老师！张浩昏倒了！”
我把馒头塞进嘴里，冲进去。
张浩趴在桌子上，脸色煞白，嘴唇发青。
我背起他往外跑。他的身子很轻，轻得不像一个快一米八的大男孩。
送到医院，医生说，低血糖加严重营养不良。
他醒来以后，第一句话是：“老师，馒头还有吗？”
我看着他，笑了：“有，在办公室，明天给你带。”
他也笑了，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老师，我妈昨天跟我说，她能看到我上考场，就够了。”
“那你呢？”
“我不够。”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我要让她看到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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