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迪拜王子，生下三胞胎后他却把我赶走，16年后我收到一份皇室文件，打开看到里面的内容，我整个人都傻了|三胞胎|刘秀兰|皇室文件|艾莎|迪拜王子

凌晨四点，我在焦糊味里惊醒。

火从灶台后面蹿起来。

我没命地冲进里屋，抱出那只铁皮饼干盒。

邻居骂：“你疯了，为一个铁盒子不要命了？”我蹲在街边，没答话。

盒子里有一枚黄铜戒指，一张泛黄的结婚照。

面馆烧了没什么。

这盒子比面馆值钱一万倍。

天亮，快递员踩着灰烬过来：“刘秀兰女士，迪拜国际函件。”信封上压着暗金色王室印章。

我拆开，看了两行，手里的信封掉进灰堆里。

我整个人，像被人照脸打了一枪。

火是什么时候烧起来的，我不清楚。

后半夜风大，灶台底下一根没灭尽的柴火芯子，被风一抽，火星子溅到油布帘子上，就这么着了。

我住在面馆后头的隔间里，睡着时满鼻子都是烟味。

睁开眼，外头已经红了一大片。

我没多想，三步并两步冲回屋里，把床头那只铁皮饼干盒抱进怀里，湿毛巾堵住嘴，贴着墙根蹿了出去。

街坊们拎着水桶跑过来，火是救不下了。隔壁卖水果的老陈拿手电照着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婆娘，命都不要了，抢个铁盒子出来干啥？”

我没答话。蹲在马路牙子上，把铁盒按在心口，喘了老半天。

盒子里头几样东西：一枚黄铜戒指，雕着一只展翅的鹰，边角磨得发亮；一张结婚照，我穿白纱，旁边那个穿白袍的男人笑出一口白牙，耳根泛红；还有一张登机牌，迪拜到台北，二〇〇一年六月三十日。

我把戒指套上手指，指环有点松了。十六年了，手指粗了，人也糙了。

面馆烧没了。房子是租的，店里积蓄一并化成了灰。可我蹲在那堆焦木头前头，心里没怎么觉得疼。真怪。

天快亮时，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快递员踩着满地脏水走到我跟前，对了对门牌号，又看了看手里那个信封：“刘秀兰女士？”

我抬起头。他递过来一个厚牛皮纸信封，封口处压着一枚暗金色的火漆印章，在晨光里晃得人眼晕。

寄件人一栏，写着阿联酋王室法律事务所。

我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拆开，抖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英文的，下面附了中文翻译。

我只看了两行，眼珠子就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纸面上的字一个一个跳进眼里，连不成句子，心跳却像擂鼓一样，一下一下撞着胸口。

最后一页夹着一封手写的信，字迹潦草，像写了半道没力气写下去。我认得出，那是马德旺的笔迹。

信上没写几行字。满打满算，就四句话。

“秀兰，我快不行了，死前想求你原谅。当年是我没本事，没能护住你，也没能护住我们的孩子。我一直没敢告诉你，那些孩子里头，有一个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拿着信纸，蹲在灰堆边上，指头抖得不行。又从头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句时，手里的信纸“啪”地掉在地上。

“秀兰，我不怕死。我怕的是，到死都不知道那个孩子长什么样，活得好不好。”

我蹲在那儿，没哭，就是浑身发冷。

太阳爬上来，照得满地灰烬泛白，我却像掉进冰窟窿里，从脚底板一直凉到天灵盖。

十六年了，我一直以为当初孩子被婆婆扣下，是养在王宫里的。

可现在他告诉我，有一个孩子，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甚至可能不在王室。

怎么可能。

我攥着那封信，在灰堆边又蹲了很久，久到日头晒得后脖子发烫，才慢吞吞地站起来。

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在转：马德旺信里说的那个孩子，到底是三个里的哪一个？

他现在，又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他。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村里姑娘嫁人的嫁人，进厂的进厂。

我母亲袁宝珍身体不好，哥哥刘立诚刚在基隆港找了份扛货的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村里有个婶子在迪拜打工，回来过年时，手腕上戴着亮晶晶的链子，说那边缺服务员，一个月挣的钱抵得上家里三个月。

我心动了。

母亲起初不答应，说迪拜那么远，一个姑娘家去什么去。

后来实在拗不过，再加上哥哥那边也等着钱用，她便松了口，抹着眼泪送我上了飞机。

帆船酒店是真的气派。

我头回进去，站在大厅里抬头看，中庭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从顶层垂下来，金灿灿的，亮得晃眼。

我穿着制服，端着托盘，走路都怕步子重了把地砖踩碎。

一个月后的一个午后，中餐厅人不多。

靠窗那桌坐了三个穿白袍戴头巾的阿拉伯人，低声谈着什么。

我端着茶走过去，盘子上的玻璃杯晃了一下，冰水泼在了靠窗那个年轻男人的手腕上。

我吓得话都说不利索，连连弯腰道歉。

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皱了皱眉，正要开口训斥，那个年轻人却摆了摆手，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没事，她也不是故意的。”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长得不算特别英俊，但一双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路，看上去没什么架子。

他又添了一句：“你叫刘秀兰？”我愣了一下，点点头。

他笑了笑：“我记住了。”

自那以后，他每天都来。

坐在靠窗的老位置，点一壶薄荷茶，也不怎么喝，就翻着手机，像在等什么人。

有时候我端着菜路过，他就抬起头，用中文喊一声：“秀兰。”声音不大，尾音微微上挑，像在叫一个老朋友。

我不好意思应，只能低头走开，耳根却烫得厉害。

连着来了十来天。

有一天我下班晚了，从后廊绕出去时，看见他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攥着什么东西。

见我过来，他走近几步，摊开手掌。

掌心里躺着一枚黄铜戒指，刻着一只鹰，线条粗犷，不像市面上卖的。

他说：“这是我们家的老物件。你收着，就算是个念想。”我不敢接，往后退了一步。

他没再往前，只是看着我，语气比平时低了些：“我不是坏人。我叫马德旺，在迪拜做点小生意。”

我那时不知道，他说的“小生意”，大到买下整座帆船酒店都绰绰有余。

我也不敢接那样贵重的东西，转身跑了。

可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还来，那枚戒指就放在他手边，他不催，也不多说。

直到有一回，他带我去了城外看星星。

沙漠的夜空跟家里的不一样，像一口倒扣的黑锅，密密麻麻缀满了碎钻。

他指着天上最亮的那颗，用生硬的中文说：“在我们这里，星星是给迷路的人看的。”我问他：“那你迷过路吗？”他转头看我，眼睛被月光映得很亮：“遇见你之前没迷过，遇见你之后就迷了。”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他也笑，随后把那枚戒指从口袋里掏出来，又递到我面前。

这回我没再躲。

他握住我的手，把那枚黄铜戒轻轻推上我的无名指，戴完，又低头看了看，像是挺满意，说：“鹰在我们这儿，是忠诚的意思。”我低头看着那枚戒指，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软了一下。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他三十四岁。

我以为遇见了爱情，却不知道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场劫。

婚后，我住进了王宫边上一栋独立的院子。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子里种了一棵椰枣树，树下一张石桌，两把藤椅。

马德旺几乎每天都来，来了也不干什么，就陪我在树下坐着，或者端一杯茶，看我择菜，然后用他那半生不熟的中文问我：“这个叫什么？”我答：“豆角。”他就跟着念一遍：“豆角。”念完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

半年后，我怀了孕。

大夫说是三胎，我躺在床上，又惊又慌，抓着马德旺的手：“三个孩子养得起吗？”他笑了，摸摸我的头发：“养不起我们就偷偷跑，跑回你老家种地去。”话是玩笑话，可他那双眼睛里全是认真。

怀孕九个多月，是我这辈子在马德旺身边过得最安稳的一段日子。

他每天下了班就回来，给我带各种吃的，有时候是烤饼，有时候是一盒蜜枣。

我吃不下，他就坐在旁边逗我笑，说等孩子生下来，一定长得像他，眼睛亮亮的。

可我那时不知道，王宫里有一双眼睛，一直在背后盯着我。

那天下午，我疼得死去活来。

产房里一盏白惨惨的灯，医生护士进进出出，我满身是汗，抓着床单，指甲都快抠断了。

好不容易听见第一声婴儿哭，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一个比一个细弱。

我躺在产床上，想抬起头看一看，却使不上力，只模模糊糊看见护士抱着三个襁褓从眼前晃过去。

一个瘦高个的老女人站在门口，眼神像两把刀。

那是法蒂玛，马德旺的母亲。

我在产床上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孩子已经被抱走了。

马德旺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握着我的手：“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都好。”我虚弱地点点头：“我想看看。”他别过脸，看了窗外一眼：“等你好一点，再看吧。”

我信了。可我等到第七天，也没能见上任何一个孩子。

第七天傍晚，院子门口停了一辆黑色轿车。

哈利勒管家带着两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进来，手里举着一份文件，面无表情地念：“经王室安全部门查实，刘秀兰与一名宫廷侍卫存在不当关系，有违王室体统。法蒂玛王妃殿下裁决，即日起解除婚姻关系，遣返原籍。”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念的是什么。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扯着嗓子喊：“不可能！我没有！我要见马德旺！”哈利勒没答话，只是侧了侧身，让门口那个穿白袍的女人走进来。

法蒂玛站在灯光下，看了我一眼，眼神凉得没有一丝温度。

她说：“你见不到他了。他现在不想见你。”

我绝望地喊马德旺的名字，喊到嗓子嘶哑，那扇院门始终没有打开。

雨从后半夜落下来，我被两个女佣架着塞进汽车后座，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带。

车子开出王宫大门时，我扒着车窗往回看，只看见那扇铁门在雨雾里越缩越小，最终消失成一团模糊的影子。

机场的海关玻璃窗后面，一个女人递给我一张登机牌，迪拜到台北。她看我的眼神，带着公事公办的冷淡，像看一个被清理出去的物件。

我上了飞机。

座位靠着舷窗，外头是灰茫茫的云层。

空乘过来问我喝什么，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半天才挤出两个字：“白水。”水递到我手里，我端着，没喝，一直端到飞机落地。

那杯水在我手里晃了整整五个钟头，一滴也没洒。

后来我在无数个夜里回想那七天，无数次在梦里看见那三个小小的襁褓。一个妈妈，七天，三个孩子。我没能看清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脸。

回台湾的头两年，我活得不像个人。

哥哥刘立诚在基隆港边上的老房子里给我腾了个隔间，母亲袁宝珍天天给我端饭端菜，我扒拉两口就撂下筷子，坐在床沿上发呆。

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窗外的渔船鸣笛，街口的狗吠，都像隔了一层纱布，跟我没什么关系。

嫂子周蕾嘴上不饶人，背地里没少跟我哥嘀咕：“养个活人容易，养个死人难。”我听见了，没回嘴。

她说得对，我心里的那口活气，早就跟着那架飞机落在迪拜了。

母亲怕我想不开，白天夜里都跟着我。

有一回深夜，我站在灶台边烧开水，盯着那团蓝汪汪的火苗看了半天。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抢过来一把把火拧灭，拽着我的胳膊，颤声道：“秀兰，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你替我想想？”我看着她满头的白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坐在窗台上看了一夜的海，听到远处的船笛声，一声长，一声短，像人在呜咽。

后来我跟着哥哥去渔港帮忙。晒鱼干，补渔网，手被粗麻绳勒出一道道血口子，疼着疼着，心里那股死劲儿反而慢慢散了。

渔港里有个小男孩，看上去七八岁，瘦得跟竹竿似的，天天蹲在鱼摊边帮人搬箱子，一件破T恤洗得发白。

他是我哥哥村里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爹妈不在了，没人管，被哥哥接了回来。

我头一回正眼看他，是他捧着一袋炸小鱼，跑到我跟前，仰着黑乎乎的脸：“姑姑，吃鱼。”我看着那双眼睛，心里忽然钝钝地疼了一下。

那双眼睛不大，却亮亮的，像极了一个人。

我后来问哥哥这孩子叫什么。

哥哥说：“叫刘明礼。他妈走的时候才三岁，他舅舅带不动，送到咱们家来了，我就先养着。”我蹲下来，看着那孩子。

他也看着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豁牙：“姑姑，你眼睛红红的，是不是哭了？”我摇摇头：“没哭，迷了眼睛。”他踮起脚，用脏兮兮的手背擦了擦我眼角：“那我给你吹吹。”他凑过来，对着我的眼睛轻轻吹了一口气，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那孩子的眼睛。

像谁呢？

我说不上来，可心口那个被埋了许久的洞，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又酸又涩。

第二天早上，我跟母亲说：“我想开个面摊。”母亲愣住了，看了我半天，眼眶红了，连连点头：“好，好，开个面摊好。”

面摊就在渔港边上。

一口铁锅，一张案板，几张塑料凳子。

我每天早上四点起来和面，熬一锅猪骨汤，炸油条，下面。

头一个月，没几个客人。

第二个月，慢慢有了些回头客。

刘明礼放学了就跑到摊子边，帮我看锅帮忙擦桌子。

我说他：“小孩家家的，回去写作业。”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姑姑，我作业写完啦，我帮你。”

我看着他蹲在灶台边，认认真真地把碗筷码好，眼角的余光落在他手腕上。

他左手腕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青色胎记，像一枚碎掉的小叶子。

那颗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可我只是摸了摸他的头，没说话。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

面摊变成了小店，小店慢慢有了些起色。

我把刘明礼当自己孩子一样养，给他交学费，给他买新鞋。

每次蹲下去给他系鞋带，看到他手腕上那块胎记，我的心就莫名地沉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暗暗涌动着。

面馆是在第七年的时候换的招牌，从“秀兰面摊”改成了“秀兰面馆”。

店面不大，七八张桌子，来的多是熟客。

我每天三更起，半夜收，手上一道道烫疤刀痕，渐渐也就习惯了。

刘明礼已经长到十六岁，个子蹿得比我还高半个头，放学回来就在店里帮忙。

他话不多，手脚却麻利，柜台上那台老式收音机坏了，他自己拆开捣鼓两天，居然修好了。

日子平得像一碗白水。如果没有那封信，我可能就这么一直过下去了。

那天是三月中旬，雨下得不大，滴滴答答敲在雨棚上。

我正蹲在门口择菜，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个穿深色套装的中年中国女人，手里提着一只暗红色公文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看了我一会儿，缓缓开口：“刘秀兰？”我站起来，手里的菜掉在地上。

她眼眶有点红：“我是梨花。以前在迪拜照顾过你，你生完孩子后，我给你送过七天的汤。”

我脑子嗡了一下。

梨花，那个沉默寡言的奶妈。

马德旺身边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我愣愣地看了她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你怎么来了？”梨花没答话，转身从车里拿出一只牛皮纸文件袋，递到我手里。

“马德旺让我来的。”她说，“他两年前查出胰腺癌，一直在治疗，瞒着所有人。去年病重，他把我叫去，让我务必找到你，有些事，他不能再瞒下去了。”

我接过文件袋，手有些抖。

梨花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一封信，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阿文日记本，还有几张照片。

信是马德旺写的，中文，一笔一画，像小学生练字一样认真。

他在信上说：“秀兰，我这一辈子只真心爱过一个女人，就是你。我恨我自己，在你最难的时候没有站出来。可我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你。你当年生下的三个孩子里，老二，那个男孩，不是我们马家的孩子。他出生当天就被法蒂玛做主，从宫里带了出去，换了一个早夭的婴儿顶替。我妈告诉你，那个孩子死了，可他没有死。他被人送走了。我查了十几年，线索断断续续，始终没能找到他。”

信纸上洇开几团发暗的水渍，像滴过眼泪。

“秀兰，我知道你恨我。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我只求你，帮我找到那个孩子。他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年，我没能亲眼看他长大，求求你，至少让我知道他活得好好的。”

我拿着信纸，站在雨棚底下，两只手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张纸。

脑子里像有台老式放映机在飞速倒带，那些我从未细想过的细节，一个一个翻涌上来：出生记录上那个“没了”的男婴，法蒂玛冷漠的眼神，护士欲言又止的表情，还有刘明礼手腕上那块青色胎记。

我猛地抬头看向店里。

刘明礼正背对着门口擦桌子，肩膀微微弓着，瘦高瘦高的个子，后脑勺有一小撮顽固翘起来的头发。

他像是感觉到什么，回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姑姑，你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

喉咙里像被人塞了一大团棉花，一个字也挤不出来。

眼眶烫得厉害，我赶紧低头，把手里那几张信纸胡乱塞回信封里，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没事。风迷了眼。”他“哦”了一声，又转过身去擦桌子。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胸腔里那颗心像被人攥在手里，一下一下地攥紧。

那个孩子。那个被我当侄子养了八年的孩子。他左手腕上那块青色胎记，和马德旺在信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那几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

白天开店，炒菜，收拾碗筷，手脚机械地动着，脑子里却乱得像一锅滚沸的粥。

刘明礼跟我说话，我常常答非所问。

夜里躺在屋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反反复复出现那张出生记录上的脚印，和明礼手腕上那块胎记。

我不能凭一个胎记就下结论。我要确认。

第三天一早，我跟刘明礼说，医院组织给附近街坊做免费体检，一个户口本上的能一起查。

他信了，跟着我去了医院。

抽血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卷起袖子，看我一眼：“姑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摇头：“没有。就是让你检查检查。”他没再问，由着护士扎了针。

等报告那两天，我度日如年。

白天端着锅铲的手都在抖，有回炒菜时走了神，锅里的油蹿起半尺高的火苗，我愣是被吓了一跳。

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地算日子。

十六年前他出生，十六年后他站在我面前，高我半个头，喊我姑姑。

我拿他当亲侄子疼了八年，可如果那封信说的是真的，那他应该是我亲生的儿子。

我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念这个念头，每念一遍，心口就烫一下。

检查报告出来的那天上午，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两只手不停搓着膝盖。

刘明礼在我旁边，手里捧着个手机看视频，声音外放。

过了一会儿他抬头：“姑姑，报告出来了吗？”我站起来，走到窗口，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半天。

白纸黑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字母，我看不太懂。

可是最后那行结论，我认得：线粒体DNA序列比对结果显示，送检人“刘秀兰”与“刘明礼”存在母系直系血缘关系，符合度99.99%。

我整个人像被人迎面打了一闷棍，脚底下一软，后退半步，一屁股坐回长椅上。

刘明礼被我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姑姑？你怎么了？”我攥着那张纸，手指捏得骨节发白，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没事，有点低血糖。”

他扶着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去自动贩卖机买了瓶水递给我。

我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大口，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却像吞了一把碎玻璃，一路刮得生疼。

我低下头，眼泪终于砸在手背上，一滴，两滴，滚烫的。

他是我儿子。

我亲生的儿子。

那个我在产床上拼了半条命生下来的三胞胎里的老二，那个我以为十六年前就没了的孩子，那个法蒂玛换走、对外宣称已经夭折的男婴。

他一直就在我身边。

我把他当侄儿养了八年。

他喊我“姑姑”，喊了八年。

而他手腕上那块青色胎记，我帮他系了八年鞋带，看了八年，竟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

我坐在医院走廊上，把那瓶水喝完了，才重新站起来，擦了把脸。

刘明礼在门口等我，转头看见我，笑了笑：“姑姑，报告没事吧？”我点点头：“没事。都挺好。”他如释重负地“哦”了一声，走在前面，步子轻快。

我走在他身后，看着他的后脑勺，那根翘起来的头发，一晃一晃的。

心里有个声音一遍遍地喊：别喊姑姑了，我是你妈。

可那句话卡在喉咙口，说不出来。

我说不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真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他亲生的父亲，正在世界的另一头等着他。

从医院回来后，我一连几宿没合眼。

白天照常开店，夜里坐在床上发呆，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同一件事：要不要告诉明礼？

要不要带他去见马德旺？

明礼像察觉到什么，那几天格外安静，吃完饭就抢着洗碗，扫地，擦桌子，也不多问。

有一天晚上，他蹲在门口换灯泡，我站在门帘后头看他的背影，瘦瘦长长的，肩膀已经有点大人的样子了。

他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姑姑，灯泡换好了。”

我胸口一阵酸涩，差点没绷住。

他越懂事，我心里那道口子就撕得越大。

犹豫了三天，我终于做了决定。

我去银行取出了这些年攒的一半积蓄，订了两张飞迪拜的机票，又托梨花从中联系了王室的律师。

律师答应安排我们见一个人：哈利勒，当年亲自把我送出王宫的老管家。

飞机落地那天，迪拜的太阳白晃晃的，空气里一股热浪卷着沙尘味。我站在航站楼出口，恍恍惚惚想起十六年前那条路，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律师约在一家老式咖啡馆见面。

我和明礼进去时，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穿着一件深灰色阿拉伯长袍，瘦削，背微微佝偻。

他抬头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点光：“刘女士？”我点点头，在他对面坐下。

明礼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看着窗外。

哈利勒看了明礼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又缓缓移向我，声音干涩：“你终于找到他了。”

“我是来找你确认一件事。”我说，“当年，你亲自经手的那个孩子，是不是左手腕上有一块青色胎记？”哈利勒沉默了很久。

咖啡馆里放着低沉的阿拉伯音乐，窗外的棕榈树被风吹得沙沙响。

他缓缓点了点头：“是。”

我攥着杯子，指节泛白，没有出声。

哈利勒又说：“当年是王妃下令，让我把孩子交给一个阿富汗来的护士。护士带着孩子出了宫，绕过两道人脉，最后把孩子送到了东亚。我先是你孩子的下落，查了几年，后来才知道，那孩子经由香港的一家孤儿院转送出去，最后被一对华人夫妇收养。”他顿了顿，看向我，“但后来我查出那对夫妇没养多久，孩子又被转手了一次，最后到了一户姓刘的台商远亲手里。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你的亲属。”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咖啡馆的风扇在头顶一拨一拨地转着，搅得空气又闷又热，我胸腔里却凉得厉害。

那个孩子，胎记，被转送了三趟，最后落到了我哥家。

十六年。

他辗转了半个地球，最后还是回到了我身边。

是命吗？

还是有人在暗中安排？

“你早就知道他姓刘，对不对？”我盯着哈利勒，声音有点发紧。

哈利勒没有回避我的目光，慢慢点了点头：“我当年欠你，也欠那个孩子。从查出那孩子落到刘家起，我就一直托人给了你哥哥几笔钱，说是远房亲戚寄的抚养费。但我没敢告诉你真相。”他说到这里，有些吃力地喘了喘，“我怕你知道了，会冲回迪拜找王妃拼命。”

“我现在，也照样可以。”我说。

哈利勒叹了口气，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声说：“王妃去年中风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不利索。她已经管不了任何事了。”我没有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