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再次引发外界对创伤性脑损伤给美军士兵带来长期影响的担忧，华盛顿美联社电——乔·希勒尔曾是伊拉克战场上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一次敌方迫击炮的爆炸将他掀翻在地，令他当场呕吐。尽管头痛欲裂，他依然爬起来继续执行任务。
几个月后，他所在的悍马车队又遭遇路边炸弹袭击。爆炸的冲击波贯穿他的身体，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直头痛、失眠。
“只要你还能站起来，还能继续出去巡逻，基本上大家就会这么做。”他说。现年40岁、居住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希勒尔表示，2005年的这两次经历都导致了创伤性脑损伤，而这一诊断只是近年才作出。至今，他仍被多种症状困扰，包括头晕、偏头痛、健忘，以及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心减退。
创伤性脑损伤的长期影响，再次引发对美军在伊朗战争中所付代价的担忧。许多美军士兵在这场看不到明确终点的冲突中受伤。根据军方官员的公开表态，已有近7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基地遭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及其他战斗中受伤，大多数人经历了创伤性脑损伤，随后又返回岗位。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上月表示，在两周时间里，绝大多数伤情只是“轻微脑震荡”。
医生无法预测谁会留下长期后遗症，脑震荡通常被归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许多人会在几周内恢复。有些起初症状轻微的人，问题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例如头痛、头晕，或记忆力和注意力受损，也就是所谓的“脑雾”。
医生目前无法确定谁会出现长期问题。这个问题棘手到医学界甚至在讨论是否应停止使用“轻度创伤性脑损伤”这一说法。已知反复受击会增加长期问题的风险，其中包括慢性创伤性脑病（CTE），这是一种退行性脑部疾病，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及其他体育项目中的死亡事件有关。
匹兹堡大学脑外伤专家戴维·奥孔克沃医生指出，脑震荡后，患者必须先恢复，才能重新参与那些会增加再次受伤风险的活动，这一点至关重要。
医生们仍在研究爆炸冲击波对大脑的损伤方式，与直接物理撞击有何不同。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名誉教授、专注于军人脑损伤问题的“隐形创伤基金会”首席医学科学家詹姆斯·凯利说：“爆炸冲击波本身就可能造成伤害。这是一种不同的细胞损伤。爆炸伤和头部钝击伤不是一回事。”
面对伊朗时，美军士兵遭遇的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常见的地面路边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不同，如今无人机可能在离士兵头部更近的位置爆炸。
民主党议员正要求调查，在战争初期伊朗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后，受伤士兵所接受的医疗照护情况。那次袭击造成6名美军士兵死亡。威斯康星州联邦参议员塔米·鲍德温周三在一封信中敦促军方公布对3月1日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
鲍德温在声明中说：“我直接与一些威斯康星州居民交谈过，他们在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中遭受了创伤性脑损伤，但数周时间里，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筛查都没有，更不用说针对伤情的专门治疗。”
国防卫生局发言人彼得·格雷夫斯则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对军人进行创伤性脑损伤筛查，是既定政策”。专家表示，军方在筛查和治疗创伤性脑损伤方面已有进步。这类伤病曾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标志性伤害。2000年至2025年间，超过50万名军人被诊断出创伤性脑损伤，其中82%的病例被认定为轻度，而且并非全部与战斗有关。不过，倡议人士认为，这类伤病仍可能被低估，因为其症状常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疾病重叠。
创伤性脑损伤的诊断可能多年后才出现，希勒尔在伊拉克经历的那两次爆炸，都没有造成明显外伤，医护人员优先照顾的是伤势更重的海军陆战队员。
他19岁回国时，否认自己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不知道什么是创伤性脑损伤。噩梦、失眠和头痛一直折磨着他，他起初靠成瘾性物质来自我麻痹，还曾考虑过自杀。
希勒尔后来终于因创伤后应激障碍接受帮助，但又过了很多年，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也遭受了创伤性脑损伤。当时他在“受伤勇士项目”工作，负责为退伍军人筛查创伤性脑损伤，结果发现自己也符合其中许多标准。
此后，他得到了诊断并接受治疗，但困难仍在，包括眩晕和畏光。他还会忘记与家人的重要谈话。“我知道有些情况听起来很像刻板印象，但对我来说，感受完全不一样。”希勒尔说，“那段谈话会彻底从记忆里消失。”
大脑可以通过治疗和康复进行适应，陆军退伍军人弗兰克·松塔格也经历过记忆丧失。他的创伤性脑损伤来自2004年伊拉克的一次迫击炮爆炸。当时他50多岁，正在训练预备役人员。爆炸发生在70英尺，也就是21米外，他感到一股气浪从耳边掠过。他并不知道自己受了伤，直到两年后才寻求治疗。在这期间，他一直忽视不断加重的头痛和脑雾症状。
情况严重到他写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30分钟，同事还告诉他，他说话时每10秒才吐出一个词。后来，他一度考虑自杀，直到有一次开车回家时迷路，才最终得到诊断。神经科医生为他开了治疗偏头痛的药物，并采取了其他治疗措施。
现年75岁、居住在亚利桑那州昆恩克里克的松塔格说：“言语治疗是我接受过的最有效的治疗之一。他们教我如何练习自己说出口的词，如何重新把句子组织起来。”“受伤勇士项目”独立服务主管凯利·帕克表示，很难预测一处创伤会如何发展。“如果你见过一个创伤性脑损伤病例，那你也只是见过这一个病例而已。”她说。
她表示，筛查、早期治疗和支持，对于患者恢复到更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至关重要。物理治疗、言语治疗和艺术治疗都可能带来改善。帕克说：“关于大脑，我们仍有太多未知，但有一点我们知道，那就是它能够自我修复。我们知道新的神经通路可以形成，我们也完全相信大脑能够适应。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陆军退伍军人斯宾塞·迈洛说，自己退役多年后仍在与偏头痛、癫痫发作和健忘作斗争，但有些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第一次遭受创伤性脑损伤是在2008年的伊拉克，当时他的悍马车为躲避火力撞上了一堵墙。第二次则是在2011年的阿富汗，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炸弹，爆炸冲击波使他再次受伤。
现年41岁、居住在科罗拉多州帕克的迈洛说：“有些当年和我一起经历那些事的战友还会说，‘伙计，你怎么就是摆脱不了？’我真希望事情有那么简单。最难的是，这种伤看不见，所以别人很难相信它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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