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白炽灯刺得眼睛发疼。
我坐在审讯椅上，衣服还是昨天婚礼上那件，皱巴巴的，胸口别着的红花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警察把笔录推到我面前，让我签字。
我说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警察说，你老婆告你强奸。
我当时笑了一下，觉得这是个玩笑。
但警察的表情告诉我，这不是玩笑。
我签了字，指印按上去的时候，手在发抖。
我不知道，这五个指纹，换了我五年命。
01
我叫许弘文，二十五岁那年结的婚。
新娘叫刘欣雅，在镇上的药房当收银员。我们经人介绍认识，处了半年对象，双方都觉得条件差不多，就把婚事定了。
婚礼办在镇上的小酒楼，摆了八桌。我妈高兴坏了，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就盼着这一天。
那天来的大多是亲友和同事。我厂里的几个工友起哄得厉害，非要灌我酒。我一向酒量不行，但那天高兴，就多喝了几杯。
刘欣雅在旁边拉着我袖子，小声说：“你少喝点。”
我说没事，大喜的日子，高兴。
后来我回想起来，那是那天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的事情，我脑子里全断了片。
再有点意识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阳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刺在脸上。我头痛得厉害，胃里翻江倒海，整个人像是被人打了一顿。
我撑着身子坐起来，发现自己在婚房里。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脱了，光着膀子。房间里乱糟糟的，被子掉了一半在地上。
我看见刘欣雅缩在床角，抱着膝盖，头发乱得不成样子。她身上裹着被子，只露出半张脸，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有泪痕。
我含糊地叫了她一声：“欣雅？”
她没说话，身子往角落里又缩了缩。
我脑子还是懵的，下床想去倒杯水喝。脚刚一沾地，看见地上有件被扯破的红衬衫。是昨天她穿的那件。
我愣住了。
刘欣雅突然哭出声来，声音不大，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一抽一抽的。
我回头看她，发现她露出来的胳膊上有几块青紫。
“你怎么了？”我蹲过去想看看她。
她一看见我靠近，尖叫起来：“你别过来！你别碰我！”
我被她吓了一跳，赶紧退后两步。我说：“欣雅，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她不回答，只是哭。
我心里开始发慌。我努力回想昨晚的事，但脑子里全是空白。我记得喝酒，记得有人敬酒，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昨晚……”我试探着问，“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刘欣雅抬起脸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恐惧和恨意：“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她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指着自己胳膊上的淤青：“这是你弄的。”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我不可能……”我往后退了一步，“我怎么可能……”
“你就是疯了！”她突然大声喊，“你像疯了一样！我叫你停手你不听！我求你了你还是不停！你看看我身上！你看看！”
我看着她胳膊和脖子上的淤青，嘴唇发抖。我不记得了。我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我看见那些伤，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做了。
我噗通一声跪在地上：“欣雅，对不起，我真的喝多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别吓我，我跟你道歉，你打我骂我都行……”
她从床上跳下来，闪到门口，抓起床头的手机。她的手指头在发抖，按了好几次才按准号码。
“喂？派出所吗？我要报案。”
我跪在地上，看着她报了警。
大约二十分钟后，两个警察来了。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都穿着制服。他们问谁报的警，刘欣雅说她报的。
“什么事？”高个子警察问。
刘欣雅指着我说：“他强奸我。”
两个警察看着我。我跪在地上，光着上身，浑身酒气。那画面不用想都知道很难看。
“你先穿上衣服。”矮个子警察说。
我手忙脚乱地找到裤子套上。高个子警察问我：“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喝断片了。
“你承认你喝酒了？”他说。
我说我喝了，但我不记得我做过什么。
高个子警察看看刘欣雅身上的伤，又看看她哭红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先跟我们走一趟。”
我被带上警车的时候，看见刘欣雅站在门口，手捂着嘴，眼泪哗哗地流。
我那时候还在想，她应该是舍不得我。
后来我才明白，她那是害怕。
02
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
我坐在椅子上，高个子警察坐在我对面，矮个子警察在旁边做笔录。
高个子警察姓王，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一句都扎人心窝子。
“你和刘欣雅是夫妻，对吧？”
“对。”
“昨晚是你们的新婚夜？”
“那你解释一下，你妻子为什么告你强奸？”
我说不出话来。
王警官把刘欣雅的伤情鉴定书推到我面前。上面写着：颈部、双臂及大腿内侧多处软组织挫伤，符合暴力按压特征。
“这是法医出具的，”他说，“你妻子在医院做的检查。”
我看着那张纸，手开始发抖。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说，“我喝太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喝醉了就能干这种事？”王警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过来，“她是你的妻子，你们已经结婚了。”
我说我知道，但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不是理由。”王警官合上文件夹，“法律上，不管喝没喝醉，只要实施了暴力强迫，就是强奸。”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后来在法庭上，法官也是这么说的。
我被关在看守所里，等着开庭。
看守所的号房里住了八个人。有偷东西的，有打架的，有醉驾的。他们都是短期的，只有我是涉嫌强奸。
号房里其他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有个胖大哥问我犯什么事了，我说我没犯事，我是被冤枉的。
“被冤枉的？”胖大哥嗤了一声，“咱们这屋里哪个不说自己是冤枉的。”
我闭嘴了。
那段时间，我妈来看过我一次。她隔着玻璃，头发白了不少，眼睛红肿，一看就是哭了好几天的。
“儿子，”她握着电话，“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
“我没有。”我打断她，“妈，我没有。我喝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我不会做那种事。”
我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妈信你。”
就这三个字，我哭了。
她告诉我说，刘欣雅已经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妈去她工作的药房找过，药房的人说她辞职了。
“她还住镇上不？”我问。
“不知道，”我妈摇头，“我去她租的房子看过，已经没人了。”
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她告了我，自己却跑了。
开庭那天，我终于又看见了她。
刘欣雅穿了一件白色衬衫，头发扎起来，素着一张脸。她瘦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
她站在原告席上，低着头，不看任何人。
法官问她：“原告，你指控被告在你二人新婚之夜对你实施暴力强奸，是否属实？”
她沉默了几秒，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属实。”
“请你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她的眼泪开始往下掉，肩膀一抖一抖的。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把她按在床上，她喊我我不听，她推我我打她，她求我我根本不理会。
“他说不听话就打我，”她抽泣着说，“说我既然嫁给他就是他的东西了。”
我听着这些话，脑子里嗡嗡的。这不像是我说的话，但她说得那么真，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我的律师问她：“原告，被告当天饮酒过量，这一点你有异议吗？”
她说没有。
“那么，你是否确定被告当时的意识是清醒的？”
“他后来站都站不稳了，”她说，“但他动手的时候，力气很大。”
我律师又问了几个问题，试图证明我醉酒后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但刘欣雅每一个回答都不露破绽。
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看着刘欣雅。她也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闪躲。
“刘欣雅，”我说，“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如果我真的伤害了你，我在这里跟你说对不起。但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她身体抖了一下，嘴唇动了动，但没说话。
旁听席上，我看见一个人站起来，慢慢走了出去。那个人穿着深色夹克，背影有些熟悉。我当时没认出来是谁。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赵德柱。
法官当庭宣判，认定我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法警把我带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刘欣雅一眼。她还站在原告席上，两只手紧紧攥着，脸色白得像纸。
她哭了。
但我觉得，她的眼泪不是为我流的。
03
我被送到了省城的一所监狱服刑。
监狱的日子很规律。六点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去车间干活。我分到的工位是做电子元件，每天要完成定量，完不成扣分。分够了才能减刑。
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整个人是懵的，觉得这个世界不真实。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怎么就坐到牢里了。
我想不通，越想越气，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同监室有个老犯人，大家都叫他老陈头。
五十多岁的样子，瘦巴巴的，头发花白，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
他犯的是什么事我没问，监狱里的规矩是不问别人的事。
老陈头看我天天魂不守舍，有一天递给我一支烟。
“新人吧？”他说，“刚进来都这样。”
我接过烟，说：“我是冤枉的。”
老陈头笑了一声：“这屋里哪个不说自己是冤枉的。”
这是我进监狱后听到的第二遍这句话。
“我是真的冤枉，”我说，“我老婆告我强奸，但我那天喝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老陈头看了我一眼：“你不记得，不等于你没干。”
我被他噎住了。
“但是，”他又说，“你记得，也不等于你真的干了。”
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老陈头吐了个烟圈：“人在喝酒以后，脑子是不清楚的。你老婆说你干了什么，她说了算。你没证据，她也没证据，但法官信她不信你，你就在这待着。这就是命。”
我说我不认命。
老陈头看了我一眼：“不认命你就在这待着难受。认了，日子就好过。”
我没说话。
老陈头拍了拍我的肩膀：“换个角度看，五年，不长。好好表现，还能提前出去。等出去了，再想翻案的事。”
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适应监狱的生活。
每天按时干活，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多余的时间我用来想事情——想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刘欣雅为什么要告我，想她说的那些话里有几分真几分假。
但我想来想去，什么也想不出来。因为那段记忆是空白的，像被人拿橡皮擦擦掉了一样。
在我进来的第二年，监狱里来了个新犯人，姓吴，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眼镜，看着像个知识分子。大家叫他老吴。
老吴是经济犯罪进来的，据说是做假账，吞了单位几十万。他以前在县城一个部门当会计，后来被查出来，判了四年。
我跟他没什么交集，但有天在车间干活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是许弘文？”
我愣住了：“你认识我？”
老吴压低声音说：“你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眼熟。你是不是那个强奸案进来的？”
“你别误会，”他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你这案子有点蹊跷。”
我心里一动：“你什么意思？”
“我也是县城的，”老吴说，“你的事我听说过。你老婆告你的时候，有人觉得不对劲。”
“谁？”
老吴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注意，才小声说：“你知不知道赵德柱？”
我一听这个名字，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法庭上从旁听席站起来走出去的那个人。那个背影，好像就是赵德柱。
“认识，”我说，“我老婆的同学。怎么了？”
老吴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你进去之前，我听见一耳朵。赵德柱跟他叔叔提过你的事。”
“他叔叔？”
“赵大龙，赵德柱的叔叔。我们单位的领导。”
我脑子转得飞快：“你的意思是赵德柱和他叔叔……”
“我可没说什么。”老吴赶忙摆手，“我就是觉得巧，你刚进来，他就到处跟人说你活该。”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老吴说的每一句话。
他断断续续给我透露了一些信息：赵大龙在县里有一定关系，管过一阵子公检法系统。
赵德柱仗着他叔叔的势，在镇上横着走。
我问老吴：“赵德柱跟我老婆是什么关系？”
“听说以前处过对象，”老吴说，“后来你老婆跟你结婚了，他还喝了一顿大酒。”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晚我躺在床上，把这些线索串起来想。
赵德柱和刘欣雅以前处过对象。
婚礼那天赵德柱也来了。
刘欣雅告我强奸。
赵德柱和他叔叔有关系。
我判了五年。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像是一块拼图。但我还缺最重要的那一块——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那以后，我不再浑浑噩噩过日子了。
我开始自学法律，让母亲寄了很多法律书进来。
每天收工后，我就窝在床上翻那些书，研究强奸罪的构成要件、证据规则、法律适用条款。
我想翻案。
我想出去以后，找到刘欣雅，问清楚她为什么要诬告我。
我想要一个真相。
04
在我入狱第三年的时候，老陈头查出了肝癌。
一开始他只是觉得胃不舒服，吃不下东西。后来人瘦得不像样，肚子却鼓了起来。监狱医院检查了，说是肝癌晚期。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堵得慌。老陈头虽然跟我无亲无故，但在这个地方，他是唯一一个跟我说过几句真心话的人。
老陈头最后的日子是在监狱医院度过的。我去看过他几次。
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脸上没有血色，眼窝深深地陷进去。他看见我来了，嘴角扯了扯，算是笑。
“小许，”他声音很小，我得凑近了才能听清，“你还在翻你那案子不？”
我说在翻。
“翻到了什么没有？”
“有些线索，”我说，“但不够。”
老陈头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有些事，不管真相是什么，你都得自己扛。冤也好，不冤也好，日子都要过下去。”
我说我明白。
“我走了以后，”他又说，“你别在这地方待太久。能出去就出去，别浪费时间。”
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老陈头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值班室的台阶上，看着夜空里的星星。风有点凉，吹得我鼻子发酸。
老陈头说得对。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太久。我得出去。我得找到刘欣雅，我得问清楚真相。
同一年，我收到了一封我妈的来信。
信的开头是家常，说她把家里的房子又抵押了一次，凑钱还完了当初判的赔偿金。
说她最近身体还行，就是腿有点疼。
说让我在里面照顾好自己，别跟人打架。
信的最后，她像是随口提了一句：“前几天我听镇上的人说，刘欣雅好像回来了。听说她怀里抱着个孩子，看着有一两岁了。有人问她是跟谁生的，她没回答。她现在住在老城区那边，好像在一个超市上班。”
我握着那封信，手抖得厉害。
刘欣雅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孩子。
孩子是谁的？是我入狱前她怀上的吗？不对，如果当时她就怀孕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不是我的，那又是谁的？
无数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打转，缠成一团乱麻。
我拿起笔，给我妈回信。我问她，能不能想办法打听一下，那孩子多大了，长得像谁。
我妈的下封信来得很快，但我拆开一看，心就凉了半截。
“我问了几个人，有人说那孩子长得有点像你。但又有人说不太像，说孩子挺瘦的，不太像咱家人。我也没亲眼看见，不好说。欣雅看见咱们家的人就躲，根本不给人说话的机会。”
我盯着那几个字——“有人说那孩子长得有点像你”。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怎么也拔不出来。
接下来的两年，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用功。
我翻完了监狱里能借到的所有法律书，又托我妈寄了几本专业书进来。
每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就在脑子里模拟怎么打官司，怎么找证据，怎么让法院听我说。
我还梳理了所有我知道的线索，把它们写在一本日记本里：
刘欣雅结婚前和赵德柱处过对象。
婚礼那天赵德柱来了。
赵德柱的叔叔赵大龙有关系。
老吴说过赵德柱跟我这个案子有关系。
刘欣雅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孩子。
有人说那孩子有点像我的长相。
这些线索像一颗颗珠子，我已经把它们串起来了。但我还缺最关键的一颗——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知道了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把这些珠子串成一条完整的链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五年刑期到了。
出狱那天早上，我换了便服，领了个人物品，走出监狱大门。
阳光刺眼得很，我眯着眼睛站了好一会儿才适应。
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靠在车旁，看见我出来，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我妈。
她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头发白了大半，腰也佝偻了，看着比五年前老了十岁。
“儿子，”她走过来，一把抱住我，“妈总算等到你出来了。”
我抱着她，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洗衣粉味道，鼻子一酸。
“妈，你自己在家辛苦了。”
“不辛苦，”她擦了把眼泪，“你出来了就好。”
我松开她：“听说刘欣雅还在镇上？”
我妈的脸色变了变：“你还要找她？”
“我有个问题要问她。”我说。
05
回镇上的路上，我妈一直没怎么说话。
她开着她那辆破面包车，在省道上晃晃悠悠地走着。
路边的景色从陌生的高楼变成了熟悉的小镇风貌。
五年了，这条路我走了无数回，但这一次感觉不一样。
“妈，”我看着窗外，“刘欣雅现在在哪？”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老城区，中山路那边。她在一个小超市上班。”
“那个孩子呢？”
“也跟她住一起，”我妈的声音有点低，“我没敢去打听太多，怕给你惹麻烦。”
“不麻烦，”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妈没再接话，只是抓紧了方向盘。
到了镇上，我先回了一趟家。
五年没回来了，房子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只是墙皮掉了不少，墙角长了些霉斑。
我妈一个人住在里面，日子过得很清苦。
我在家洗了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
五年牢狱让我瘦了不少，但也结实了。
脸上的轮廓比五年前硬朗了许多，眼睛里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也许是戾气，也许是疲惫，也许是别的什么。
我对着镜子说：“许弘文，你出来了。你该去找答案了。”
下午两点，我去了老城区。
中山路是老镇的一条老街，路两边种着梧桐树，树荫把整条路遮得严严实实的。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几辆电动车穿过去。
我找到那家小超市，站在马路对面，没直接过去。
超市门口摆着几箱饮料，一个女人正在往里面搬货。
她穿着蓝色工作服，头发扎成马尾，比五年前瘦了很多，背也驼了一些。
但从身形和侧脸，我还是一眼认出来了——刘欣雅。
我没动，就站在对面看着。
她搬完货，直起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然后转过身，进了超市里面。
我正考虑要不要过去，突然看见超市门口跑出来一个小男孩。
他大概四五岁的样子，穿着蓝色短袖和短裤，瘦瘦小小的，手里举着一个玩具飞机，在门口的空地上跑来跑去。
我盯着那个孩子的脸，愣住了。
那孩子跑过来的时候，抬了一下头，正好跟我对上眼。
他停下来，歪着脑袋看着我。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孩子的那张脸，那张五官的布局，那眉眼之间的神情，简直是另一个我。
不，是小时候的我。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照片上，就是这个样子。眼睛大大的，鼻子挺挺的，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右边歪。
那个孩子看了我几秒钟，然后咧嘴笑了，露出一排小白牙。
他的嘴角，往右边歪了一下。
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我妈说过，“有人说这孩子长得有点像你”。但她没告诉我，是这么像。
那孩子看着我，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叔叔，你是不是迷路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刘欣雅从超市里跑出来，大概是听见了孩子的声音。她看见我站在马路对面，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手里的拖把啪地掉在地上。
我们隔着一条马路，对视了几秒钟。
我看着她，看着她身边那个孩子，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五年的牢狱，五年的屈辱，五年的不甘，全在这一刻涌了上来。
刘欣雅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迈开步子，穿过马路，走到她面前。
“五年了，”我说，“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06
刘欣雅没回答我。
她弯腰把孩子抱起来，转身就往超市里走。那个孩子趴在她肩膀上，还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亮晶晶的。
“妈妈，那个叔叔是谁呀？”
“不认识的人。”刘欣雅的声音发紧。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超市门口的帘子后面。
旁边一个买菜的大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超市方向，小声嘀咕了一句：“又是一个人来找她的。这女的是欠了多少债啊。”
我心里一动，转头问那个大妈：“阿姨，你说还有人来找她？”
大妈上下打量我一番：“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以前的朋友。”
大妈撇撇嘴：“前段时间有个男的也来找过她，还跟她吵了一架。好像是她的什么老相好。”
“长什么样？”
“个子挺高，有点胖，看着就不像个好人。”
我脑子里浮现出赵德柱的样子。个子高，有点胖，确实不像好人。
“那个男的后来还来过吗？”
“没看见了，”大妈摇摇头，“就那一次，吵得挺厉害的。那女的后来哭了一晚上。”
我站在路边，心里翻江倒海。
赵德柱来找过刘欣雅。他们吵了一架。刘欣雅哭了一晚上。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间确实有事。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超市。
刘欣雅正在货架后面整理东西，孩子坐在墙角的一个小板凳上玩玩具。她看见我进来，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欣雅，”我走到她身边，“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就想知道真相。”
她不说话，只是把一箱方便面摆好。
“五年了，”我说，“我坐了五年牢。你觉得我不该知道为什么吗？”
她终于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紧紧抿着，像是在努力控制着什么。
“你要什么真相？”她的声音很轻，像怕被别人听见一样。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字一顿地问，“你为什么要告我？”
刘欣雅苦笑了一声：“过去的事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你来说是过去的事了，”我说，“对我来说，五年牢狱，一辈子都过不去。”
她低下头，肩膀开始发抖。
“你走吧，”她小声说，“我求你了。就当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我看了看那个坐在墙角的小男孩，“他是谁的孩子？”
刘欣雅的身体猛地一震。
“我听说他长得像我，”我盯着她的眼睛，“是真的吗？他是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她否认得太快了，声音都变了，“他不是你的孩子，跟你没关系。”
“那他是谁的？”
她没说话。
“是赵德柱的？”我问。
刘欣雅的脸一下子白了。她后退一步，后腰撞在货架上，货架上的东西啪地掉下来一包。
“你怎么知道？”她的声音在发抖。
“你果然认识赵德柱，”我说，“你们以前处过对象，对不对？”
刘欣雅的眼泪开始往下掉，一滴滴落在工作服上。
“是他逼我的。”她的声音很小，小到我要凑近了才能听清。
“什么时候？在哪里？”
“婚礼那天下午，”她闭着眼睛，像是在回忆一场噩梦，“你来接亲之前，他先到了。”
我的拳头不自觉攥紧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他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刘欣雅的声音越来越小，“他说让我别嫁给你，跟他走。我说不。然后他就……”
她没说完，但我听懂了。
“为什么不报警？”
“他说他叔叔有关系，报警也没用。他说要是敢报警，他就让我外婆家的老房子被拆掉，让外婆没地方住。”
我看着她哭，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恨她？好像没那么恨了。同情她？又觉得她活该。
“那你为什么要告我？”
刘欣雅咬着嘴唇，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威胁我，我不知道谁能帮我。我脑子一乱，就说了是你……”她擦了擦眼泪，“我想的是，你最多判个一年半载就出来了，到时候我再跟你解释。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你出来后，我们还能好好过日子。”
我笑了。笑得很难听。
“你知道我判了几年吗？五年。你觉得一年半载和五年一样吗？”
“我不知道会这样，”她抽泣着，“我也没想到赵德柱的叔叔会插手……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不去法庭上说清楚？”
“我不敢，”她低下头，“我怕赵德柱。他后来来找过我，说如果我翻供，他就弄死我外婆。”
我盯着她，想从她眼睛里看出撒谎的痕迹。但她的眼泪是真的，她的恐惧也是真的。
“孩子是谁的？”我又问了一遍。
刘欣雅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的话。
“赵德柱的。”
“那你为什么说他长得像我？”
她抬起泪眼看了我一眼：“因为赵德柱长得就像你。”
“你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刘欣雅苦笑，“许弘文，赵德柱是你亲哥。”
07
我脑子里像被人打了一棍子。
“你说什么？”
“赵德柱是你亲哥，”刘欣雅重复了一遍，“你们是一个妈生的。”
“不可能，”我后退了一步，“我是独生子。我妈就我一个孩子。”
“你妈没告诉你？”刘欣雅擦了擦眼泪，“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你妈当年生的是双胞胎，但家里太穷了，养不起两个孩子，就把老大送给了赵家。”
我觉得我的腿在发软，手撑着旁边的货架才没倒下去。
“你怎么知道的？”
“赵德柱自己跟我说的，”她低着头，“他恨你们家。他说你们家把他扔了，让他在别人家长大。他说他要报复你们家。”
“所以他在我婚礼上……”
“对，”刘欣雅点头，“他根本不是来祝福我们的。他就是来破坏的。”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很多以前想不通的事，现在突然有了解释。
赵德柱为什么要针对我。为什么他和我在某些角度看起来有点像。为什么我妈提起他的时候总是眼神闪躲。
“那个孩子……”
“是他的，”刘欣雅的声音很轻，“但不是自愿的。那天下午，他……”
她说不下去了。
我看着角落里那个孩子，他还坐在小板凳上玩玩具飞机，完全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玩。
那个动作，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些事，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我的声音有些哑。
“我不敢，”刘欣雅哭着说，“我怕你知道后会去找他拼命。我怕你出事。我怕他在监狱里对你做什么。我怕他会对我外婆下手……我怕的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我沉默了。
说实话，我现在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
我恨刘欣雅，因为她诬告了我，让我坐了五年牢。
但我又觉得她可怜，因为她也是被人害的。
我恨赵德柱，因为他是罪魁祸首。
但我突然发现他是我亲哥，血脉相连的那种。
这种感觉，就像被人一拳打在胸口上，半天缓不过气来。
“你打算怎么办？”刘欣雅问，“要告我吗？”
“告你有用吗？”我说，“告了你，能让我这五年回来吗？”
她不说话了。
我看了看那个孩子，又看了看她：“赵德柱现在在哪？”
刘欣雅愣了一下：“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他……他出事了，”她说，“两年前，他酒驾，撞了车。现在瘫痪了，躺在床上，话都说不清楚。”
赵德柱瘫痪了。那个害我坐了五年牢的人，现在躺在床上，连话都说不了。
我突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他现在住在哪？”
“县城的养老院里，”刘欣雅说，“他叔叔也倒了，没人管他。”
我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
“许弘文，”刘欣雅在后面叫我，“你……你还会来吗？”
我没回头。
“我不知道。”
走出超市，外面的阳光依然刺眼。我站在梧桐树下，掏出烟点了一根。
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蹲在路边，把脸埋在手掌里，眼泪从指缝里漏出来。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只是觉得累。万分的累。
五年了，我一直在想真相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但知道了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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