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与苏轼曾为莫逆之交。治平元年（1064)正月，二人在盩至县相会，同游尹喜旧宅与授经台，至大秦寺、延生观，再至黑水谷，道险，苏轼不敢过，而章悸不惧，过独木桥，于山壁上题"苏轼章惇来"，再安然返回。苏轼服膺其胆量，预言章惇他日必能杀人。乌台诗案中，宰相王珪在神宗面前谗害苏轼，章惇代抱不平。苏轼被贬黄州，忧谗畏讥，非至亲知交，不敢以文字与人，独与章惇书信往来，坦述自己和苏辙经济窘迫的情况，得到过章惇的救恤。何以到了绍圣初年，章惇一登相位，便欲置苏轼于死地呢？不仅将苏轼一贬再贬，远至蛮荒的化外之地，而且利用苏轼与程之才的家族矛盾借刀杀人，原因恐怕还是在于苏轼与年轻哲宗的关系以及章惇极端狠辣的性格。
哲宗虽然年少识浅，感情冲动，心理不太正常，易被小人利用，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冷血的人，而是偏向心地良善，非常念旧。而苏轼恰恰曾是他的侍从近臣、经筵侍读，师生相处融洽，至为翰林承旨，更独承天子的密旨，论君臣关系的近密，更无逾于此职者。任何人都会想到，哲宗对这位旧臣不会永远弃置的。风波总有平静的一天，皇上一旦醒悟，说不定哪天忽又念及"八年经筵之旧",径以中旨给予召还。相权毕竟有限，章惇无论怎么蛮横也阻拦不了。何况苏轼名满天下，人生鼎盛，绝非章惇可及，万一哲宗付以政柄，则章惇辈必然被全面清算。以章惇无毒不丈夫的秉性，是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形发生的。他觉得这头一号政敌，单是流放岭外，不得叙复等平常措施，还不足以杜绝后患，因此施出种种非欲置之死地的恶毒招数，皆是政治夺权的考虑，并非个人私怨。
佛印和尚也持这种看法，他给苏轼捎了信来，信中说"权臣忌子瞻为宰相"，才将他发配到边远的南国之滨，以图他自灭。佛印劝他放弃二十三年功名富贵，寻取自家本来面目，这可能是解决纷争的唯一办法。
此说还有吕大防的遭遇可以佐证。绍圣四年（1097)，吕大防的哥哥自泾原入朝，哲宗问他大防安否，嘱他代为致意，并说："二三年可复见也。"当时吕大防被贬为秘书监，居安州。不料这位老兄竟将如此重要的密论泄露给章惇。章惇听了，就非把这班元祐重臣逼死不可，他是不可能让他们回到哲宗身边的。于是马上就有谪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循州也在岭南，吕大防本已有病，扶疾上路，行至虔州，不支而死。
元祐大臣中，章惇最恶苏轼的声望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非置之死地则寝食难安。绍圣四年（1097）二月，章惇再使朝廷下令：范祖禹徙宾州（今广西宾阳、上林），刘安世徙高州（今广东茂名），苏轼被摈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至昌化军安置。琼州即今天的海南，昌化在海南岛的西侧，尚为化外蛮荒之地，瘴疠丛生，非人居环境，苏轼认为此行再无生还机会，所以将后事作了详细交代，带着一口空棺材过了海。元符元年（1098）七月，范祖禹再徙化州（今广东化州），十月十日死于贬所，年仅58岁。苏轼能活着等到赦免的一天，不单是他性格旷达、随遇而安的缘故，更是不幸中的万幸。
苏轼对待章惇的方式与章惇的恶毒行径完全相反。徽宗即位，章惇被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往雷州。章惇的两个儿子章援和章持都是苏轼元祐初年知贡举时所录取的门生，但这两个门生因两家的政治立场不同，早已与苏轼断绝往来。章援深信苏轼在天下人的热望中，朝廷必能顺应舆情，入阁拜相，就像元祐初的司马光那样。他害怕苏轼入相后，会对父亲过去的种种作为作出严厉的报复。自己不敢上门，思忖再三，写了一封七八百字的长信给苏轼。没想到苏轼读完这封长信，赞章援有司马迁的文才，非常同情章家父子的遭遇，一点也不想章惇百计谄害的事，也不在意章援对师门的忽视，仍然认他们一个是多年的老友，一个是得意的门生，立即叫人铺纸研墨，扶病起床，亲笔复信，介绍雷州的风土，告诉章惇调理养生的方法，还在信纸的背面写了一个白术方。同是圆颅方趾的人，一个非要置对方于死地，一个劝对方养丹储药以养生，用心之不同何其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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