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在殡仪馆后院叫住我，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得乱飞。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得发白。“思颖走前让我一定交给你。”她说。
我捏着信，十七年没听过她的名字了。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一笔一划，像趴在地上写了很久。我没敢当场打开。
葬礼散场，人走完了，我坐在台阶上撕开封口。信纸展开的瞬间，第一行字把我钉在原地——
“景铄，那年报警，我是故意的。”
01来电
电话是下午两点打来的。
我正在修车行里给一辆面包车换机油，手脏得没法接，用肩膀夹着手机。
那边是班主任宋春梅的声音，十几年没听过了，还是那个调子，不紧不慢的。
她说：“景铄，思颖走了。后天出殡。”
我手里的扳手停了一下。机油滴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像黑色的眼泪。
我问哪一天。
“前天晚上走的。医生说是器官衰竭，她拖了很久了。”宋春梅顿了顿，“她走前说，让你一定回来看看。”
我没说话。电话那头也没催。过了很久，我说：“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我蹲在车旁边，手上全是油。
面包车车主催我能不能快点，我说你等会儿。
我把扳手放下，走到墙根底下，蹲着抽了根烟。
阳光挺好，晒得后脖颈发烫。
十七年了，这个县城寄来的每一封信、每一个电话，都像一块石头往我胸口上砸。
当晚我买了回县城的车票。
车是夜班车，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窗外的路灯一根根往后倒。
县城不算远，两百来公里，三个半小时。
可我十七年没回去过。
倒也不是刻意躲，修车行忙，一年到头走不开。
父亲肖长明每年打电话来，问两句身体，说两句天气，从不说别的。
我也从不问。
但我心里头清楚，我在躲。
不是躲那座县城。是躲一个人。
半夜十一点半到的站。
县城不大，汽车站还在老地方，出来就是那条正街，铺面都关得差不多了，只有一家烧烤摊还在冒烟。
我拖着行李箱走了半条街，路过了原来的县中。
围墙刷了新漆，大门换了铁栅栏，门口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县中了，改成什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有十来分钟。
隔着铁栅栏往里看，院子里黑黢黢的，只有门卫室亮着一盏灯。
教学楼还在。
三层，灰扑扑的。
她曾经每天从一楼到三楼。
我背了三年，整整三年，一千多个日子。
我在那栋楼里，背着她上上下下，背过春夏秋冬，背过别人所有冷眼和嘲笑，背得像背着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我转过身走的时候，门口那个保安可能觉得我像小偷，一直站那儿盯着我看。
回到家，父亲还没睡。
他坐在堂屋里看电视，听到门响，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他没说什么“你怎么回来了”之类的话，就是站起来，用搪瓷缸子给我倒了杯茶。
“路上累了吧。”他说。
“还好，三个多小时。”
他把茶放到我手边，又坐回去看电视。
电视里放的是个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
父亲老了，头发白了大半，坐在藤椅里，背有些驼。
我看着他那双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油。
“杨广福家的闺女走了，你知道吗？”他问。
我说知道，班主任打电话来了。
父亲没接话。
沉默了几分钟，他起身去灶房，往炉子里添了把柴。
我在堂屋里坐着，看着那杯茶冒热气。
十七年前的事，谁也没提。
这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矩。
出了那件事以后，父亲从来没有问过我，那天晚上在派出所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都没问过。
但我记得，我被警车带走那晚，他追着警车跑了几十米，跑掉了一只鞋。
第二天一早，我去街上买了香烛纸钱。
路过文化馆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杨广福媳妇去世得早，杨思颖瘫痪后没上成大学，后来在文化馆做过临时工。
我想，她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亲眼见过她坐在轮椅上，在一间屋子里。
那屋子在二楼，楼梯很窄，拐角的墙皮剥落。
她坐在窗边，背对着门，低头在纸上写着什么。
那是三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抹不掉的一个画面。
她没有回头。
02她没来上课
说起县中，那所学校的布局我记得清清楚楚。
大门朝南，进门一棵老槐树，教学楼在操场北边，三层。
第一层是初一和高一，二层是初二和高二，三层是初三和高三。
她的教室一直在三层靠东那间，挨着楼梯口。
教室后门对着的是教师办公楼，中间隔着一条走廊，下雨天的时候，连接廊会有积水。
我跟她初中就认识。
那时候她坐我前排，梳着马尾辫，话不多，学习好，次次考试年级前五名。
我那时候算半个混子，成绩一般，整天跟在几个哥们儿屁股后面晃荡。
她从不正眼瞧我，但我跟她同桌那一年，她借过我几次橡皮擦，我也替她打过一次水。
初二那年的冬天，她出了事。
我记得那天特别冷，早上上课前，班主任说杨思颖请假了。
下午就又听到消息——她从学校的楼梯上摔了下来。
那年头县城里消息传得快，有人说她大半夜一个人在学校教学楼里，不知道干啥，从三楼摔到了二楼，腰摔坏了。
送去县医院，又转去市里，治了大半年。
后来她回来了，坐轮椅。
再后来，就再没来学校。
其实她初二下学期就没念了。
九年级才回来，从县中退学，直接来了高中部。
所以我在高一新生报到的名单上看到杨思颖三个字的时候，愣了好半天。
可是开学两个多星期，教室里那个座位一直空着。
我们班主任宋春梅排座位，杨思颖的课桌放在讲台旁边。
她说杨思颖坐轮椅，坐前排方便一些。
我问她杨思颖情况咋样，宋春梅说：“你要是关心她，周末去看看她吧。她家你知道不？老巷子往里走，第三个路口右拐，那栋红砖二层楼的。”
那个周末我就骑了自行车去。
老巷子在县城东头，过了粮食局的仓库再拐进去，路很窄，坑坑洼洼的，路两边长了些野草。
那栋红砖楼是七八十年代盖的家属院，墙皮都起壳了。
我在大门口停下，看见楼道口停着一辆轮椅，轮子上的泥干了很久了。
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杨思颖！”
屋里静了一下，过了一会儿，里头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虚：“谁啊？”
“我，肖景铄。”
门开了。她父亲杨广福站在门口。他穿着件洗白了的蓝布工装，脸上的皱纹特别深，见到我，愣了一下。
“你是……思颖的同学？”
“叔，我是她高中同桌。听说她一直没去上课，我来看看她。”
杨广福没接话，侧身让我进门。
屋子里收拾得干净，但东西少，显得空荡荡的。
她坐在堂屋中间的轮椅上，腿上搭着一条薄毯子。
她见了我也愣住了。
那表情里，说不清楚是意外还是别的什么。
我想了想，大概是她没想到会有人来看她。
三年多没见，她瘦了，脸色苍白。那条马尾辫剪了，头发齐到耳朵根。人坐在那儿，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放在腿上，指节用力勾着。
旁边的桌上放着一个碗，碗里的面条已经坨了。她还没吃午饭。
“叔，思颖这情况……”我转头问杨广福，话刚说了一半，杨广福就接了过去。
“初二那年冬天，晚上她自个儿在学校摔的，腰上受了伤，治不好了。”他说得很平淡。但奇怪的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不肯抬起来。
我那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我说：“叔，我背她上学吧。”
杨广福抬头看着我。
“她一个人在家，这么待着，怎么行。”我说，“我背她上学。这学期课业也不重，我能行。”
杨广福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我考虑考虑。”
第二天，他托人把一把钥匙送到了我家。
那天下午，我推着自行车到她家门口，她坐在轮椅上，穿着校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杨广福站在门口，朝我点了点头，说了一句：“麻烦你了。”
我过去蹲下来，说：“思颖，趴我背上。”
她没动。
我等了一会儿，感觉到她的手搭上我的肩膀，整个人慢慢靠过来。
我托住她，她的身子轻得不像话，像一把干柴。
我从来没跟一个女生这么近距离过，她的呼吸就在我耳朵边，一下，一下，像只受了惊的鸟。
从她家到学校，骑车大概十来分钟。进校门那段路是水泥地，颠。我怕她不舒服，放慢了速度。
“你以后不要来了。”她忽然在后座上说了这么一句。
“为啥？”
“没有为啥。”
我说：“你家钥匙你爸都给我了，明天我来接你。”
她不说话了。
到教学楼门口的时候，我把自行车支好。她坐在后座上，两手撑着车座，我蹲下来，让她靠上来，然后一步一步上楼梯。
一层。二层。三层。
走廊里几个正在课间打闹的学生停了下来，有个人对我吹了一声口哨，说：“哟，搞对象呢？”
我没理，背着她走进教室，把她放到讲台旁边的椅子上。
教室里安安静静。
所有人都看着我，然后又看看她。
她低头盯着桌面，目光垂着，像在等什么。
我在旁边的机子上坐下，翻出课本来。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低低地说了一句：“肖景铄。”
“嗯？”
“那帮人如果笑我，你不用跟他们打架。”
我没回答她，只说：“下午放学我送你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早上，她其实是偷偷高兴的——她父亲说“考虑考虑”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把手心里的汗擦了又擦。
03三年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接她。
早上六点半起床，骑车到她家，抱她上后座，驮到学校，背她上楼。
下午放学，再背下来，驮回去。
三年，从高一到高三，一千多天，除了寒暑假，风雨无阻。
她越来越轻，轻得像一把枯草。
冬天的时候，我怕她冷，给她带了个灌满热水的热水袋，塞在她怀里。
有一次下雪，路滑，我摔了一跤。
自行车倒了。
我趴在地上，大腿磕得生疼，第一反应是回头看后座。
她已经滚到地上去了。雪地里，她蜷着身子，厚厚的棉衣把她包裹得像一个蚕蛹。她眼睛闭着，眉头皱成一团。
我爬起来，把她抱起来，抖掉她身上的雪。她睁开眼，看着我，忽然笑了。
“肖景铄，你裤子上都是泥。”她说。
我低头一看，整条裤腿都糊了泥。
我笑了，她也笑了。
我们两个人站在雪地里，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打那以后，我就不骑车带她了，改推着走，慢一些，但稳当。
那三年里，她从来没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也从来没解释过。
但她知道为什么。
初中那会儿，有一回她被几个男生堵在教室门口，那时候她还是能站着的，被堵得脸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从后门进来，把那几个男生推开，说了一句：“欺负一个女生，你们要脸不要？”从此以后，我们算是结了善缘。
她是个很沉默的人，但也不全沉默。
有时候在教室里，她会突然跟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比如“今天的云真干净”，或者“食堂的红烧肉太甜了”。
我知道她是在找话说，她怕我烦，怕我觉得每天背她太累、太耽误时间。
她心里过意不去，但她又什么都做不了。
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山，压在她自己心上。
高一那年冬天，她发过一次烧，我去了她家，她没让我进门。隔着门，她对我说：“你走吧，我养几天就好。”
我说那明天不上课了？她说我跟班主任请假。
我站在门口，听见她咳嗽的声音。
一声接一声的。
我不放心，蹲在门口抽了两根烟，又去了她家旁边的诊所，跟大夫说了症状，拿了退烧的药，塞进门缝里。
第二天早上，我照旧去接她。她开了门，脸色苍白，但还是爬上了我的背。
我说：“你不要命了？”
她说：“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不能缺课。”
她父亲杨广福每天在县中学当勤杂工，扫地、倒垃圾、刷厕所。
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有一次我背她上楼的时候，觉得她腰侧硌得慌。
有什么东西硬邦邦的。
我随口问了一句：“你这坐着什么东西呢？”
她说：“没什么，坐垫里的旧报纸。”
我也没多想。她轮椅座垫下有个旧布包，我每一次背她都能硌到，但从来没打开过、问过什么。
高二那年，我们学校换了新的副校长，姓彭，名建军。
是从初中部调过来的。
他五十来岁，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走在学校里，见到学生就笑眯眯的。
他来了以后，学校抓纪律抓得很紧，校园里乌鸦都不敢大声叫。
我跟他打过几次照面，他知道我是那个整天背着残疾女同学上学的学生，还夸过我几句，说“这学生不错，品德好”。
我心里挺得意的，但思颖的反应很奇怪。
每次彭建军经过教室门口，她都会低头，或者用课本挡住脸。
有一次班主任安排我跟她一起去教务室喊操，路上恰好碰见彭建军从办公室出来。
她整个人僵在那里，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两条搭在我肩膀上的胳膊都僵了。
彭建军笑着跟她打招呼：“杨思颖，身体还好吧？有困难跟老师说。”
她低着头，声音像蚊子一样哼了一声：“嗯。”
回教室的路上，我问她：“你怕他？”
她说：“没有。”
“那你怎么不敢看他？”
她不说话了。我把她放回座位的时候，看见她搭在扶手上的手在发抖。
04日记
高三那年的寒假，下了很多天雨。窝在家里的日子实在难熬，我就跑去杨广福家坐坐。她家里头空，除了她，平时很少有人来。
我帮她整理书架，她坐在轮椅上，翻着我的旧课本，说我字写得丑。
有一本书夹着些旧纸，我抽出来一看，是她的初中日记本，牛皮纸封皮，角都磨破了。
我翻开的一瞬间，那几行字就跳进了我眼睛里，当时我的手就是一抖。
“不是自己摔下去的。是那个人推的。说了会害了全家。”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要是能让时光倒回去，我宁愿从来没去过那栋楼。”
我僵在那里，心跳快得像擂鼓。
她见我半天没动静，回头一看，脸色瞬间就变了。
她猛地滑着轮椅冲过来，一把从我手里把日记本抢过去，塞到她怀里。
“谁让你翻我东西的？”她的声音尖得像刀子。
我说：“这是真的？那你当年……”
“我瞎写的。”她打断我，“我一瘫痪的人，天天待在家里，没事干，瞎想，瞎写。你还真信？”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我的脸，而是看着窗外。她整个人绷得紧紧的，抱着那个日记本，像抱着一条命。
我不信她的话。我知道她是在撒谎。但我退了一步，说：“好，你说瞎写就瞎写吧。该做饭了，我帮你热个饭。”
那天走后，我一个人蹲在学校门口，蹲了很久。
我想不通。
她说的“不是自己摔下去的”是什么意思？
“那个人推的”是谁？
她说“说了会害了全家”，是谁能有天大的本事，让她一个受害人都不敢说真话？
第二天，我去找了班主任宋春梅。她正在办公室批作业。我没绕弯子，直接说：“宋老师，杨思颖初二的伤，你知道是怎么弄的吗？”
她手里那支红笔停住了。过了几秒钟，她放下笔，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
“景铄，你问这个做什么？”
“她日记里写的不是摔的。”
宋春梅沉默了很久。办公室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又回到座位上。
“景铄。”她说，“你还小，有些事，你别管。”
“老师，这关系到她这一辈子。”
“正因为关系到她一辈子，我才劝你别管。”宋春梅的声音很轻，“她还能稳稳当当地活着，靠的就是这件事情再也不被翻出来。你明白吗？”
她说完这句就低头继续批作业了，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我被她那个态度堵得心口发闷，出了校门又去了一趟县教育局门口。
门卫拦着我，问我找谁。
我说找曹副局长。
门卫说曹副局长去市里开会了，不在。
我没辙，只好掉头回家。
在路上，我想起一件事。
那年她摔下楼的时候，是在冬天，下晚自习之后。
教学楼晚上八点多就熄灯锁门了。
她一个初中生，为什么晚上还在教学楼里？
她平时从来不上晚自习。
那是她从学校回家的路。
她出现在教学楼里，说明她那天有不得不去的原因。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到家，我听见父亲说了句：“有人写了字条，钉在咱院门上。”我过去看了一下，钉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字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
纸条上就一句话：“少管闲事。再查下去，出人命别怪没提醒。”父亲站在旁边，那双修车的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腰杆挺得笔直。
他沉默着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话：“你要是真为了那闺女好，就别让她再掉眼泪了。”
第二天我骑车去了她舅舅家。
她舅舅住在隔壁镇上，要骑一个多小时。
到那里，她舅舅在自家院子里坐着，低着头抽旱烟。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冲我摆手：“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我说：“舅，她都瘫了，你们就让她一个人扛着？”
舅舅抽了一口烟，吐出的烟雾把他的脸笼罩住了。
他闷声闷气地说：“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别问了。你为她好，就让她安安静静地待着。”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又说，“思颖她爸，为了她，连工作都不要了。你要真捅出来，先死的不是别人，是她自己。”
我回了家。
晚上躺在炕上，盯着天花板，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那时候还不懂“连累”两个字到底有多重，但我知道，她不敢说的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一只手在按着她。
那只手按得住她，也按得住所有知情的人。
她舅舅怕，她父亲怕，宋春梅也怕。
一个人能让这么多人都怕，那这个人得有多大的本事？
05高考前夜
高三下学期，二模、三模，一模接一模，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
我成绩本就不算拔尖，家里条件也一般，父亲修车，母亲走早。
高考对我来说，是这辈子唯一的出路。
但她比我更紧张我的成绩。
每次模考下来，她是第一个问我分数的人。
考得好了，她就微微一笑：“还行，这个分数能上本科。”考砸了她也不抱怨，就是第二天午休的时候，把她整理的错题本递给我，不用说，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她一定比我考得好一万倍。
她的成绩，搁全年级都是前十名的人。
要不是那年出了事，她应该是班里的尖子生。
可她连高考都没法参加。
高考前一周，她忽然跟我说：“景铄，你考完试，报学校的时候别填满，留几个空。”
我说：“为什么？”
她就笑笑，说：“留着备用，万一调剂呢。”
我觉得她这话有点怪，但没多想。
高考前三天，班主任开完动员会，把准考证发下来。回教室的路上，她忽然问我：“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哪句？”
“‘人要懂得为自己留退路’。”
我说我们班语文老师讲过。她说：“对，就是那句。景铄，你要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退路，不要冲动，不要逞强。”
她那个神情，让我心里忽然不太安。我忍不住问：“思颖，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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