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和姑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结的婚。他们那代人，赶上了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期。姑姑生下表姐婷婷后，姑父虽然心里想要个男孩，但因为两人都在国营厂里上班，为了保住铁饭碗，只能把这份心思深深地压在心底。
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两人双双下岗，为了供婷婷读书，他们开过小卖部，摆过地摊，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就再没动过生二胎的念头。
在所有人眼里，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姑父脾气不算坏，干活勤快，赚了钱也都交给姑姑管。姑姑更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对姑父体贴入微。表姐婷婷也很争气，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安稳顺遂。
如果没有两年前的那场变故，他们原本应该像无数普通的中国父母一样，安享晚年，帮女儿带带外孙，在公园里散散步。
那年秋天，姑父的大哥因病去世。回老家奔丧的时候，作为弟弟的姑父忙前忙后。可是到了出殡那天，按照村里的规矩，只有逝者的儿子和孙子才能摔盆打幡、抬棺引路。姑父的大哥有三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披麻戴孝地走在最前面。而姑父，作为一个只有女儿的人，被村里的长辈安排在了队伍的边缘。
葬礼结束后的答谢宴上，几个多喝了两杯的本家亲戚拉着姑父的手，借着酒劲感叹：“老二啊，你这辈子啥都好，就是膝下没个带把儿的。将来你走了，连个给你扛幡的人都没有，这香火算是断在你这儿了。”
那几句话，就像毒蛇一样，精准地咬住了姑父心里最隐秘、最脆弱的那个角落。从老家回来后，姑父整个人就变了。他开始整夜整夜地抽烟，经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有时候看着电视里别人家儿孙满堂的画面，他会突然长长地叹一口气。
姑姑察觉到了他的异样，问他怎么了，他总是摇头不语。直到有一天晚上，姑父喝了点闷酒，突然在姑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他抓着姑姑的手，眼泪鼻涕混在一起：“淑芬，我心里苦啊。我一想到我死了以后，咱们老李家就绝后了，我这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咱们现在手里有点积蓄，政策也放开了，咱们再要一个吧，行不行？”
那时候，姑父都已经56岁，姑姑也已经53岁了，姑父绝经都已经两年了。听到姑父的话，她第一反应是觉得荒唐。她摸着姑父的额头说：“你是不是喝糊涂了？我都多大岁数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拿什么生？”
可姑父没有放弃，他开始疯狂地在网上查资料，打听试管婴儿的事情。他不知道从哪儿加了一堆群，每天给姑姑看那些高龄产妇成功生下男孩的案例。
他甚至偷偷去医院咨询了专家，把一沓厚厚的检查单和宣传册摆在姑姑面前，告诉她，只要通过激素治疗，恢复生理周期，用供卵或者其他技术，完全有可能再怀上。
表姐婷婷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时，家里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吵。婷婷把那些宣传册撕得粉碎，指着姑父的鼻子大喊：“爸，你疯了吗？我妈今年五十三了！你让她去遭这个罪？你是想要儿子想疯了，连我妈的命都不要了吗！”
姑父勃然大怒，一巴掌扇在婷婷脸上：“你懂什么！你迟早是别人家的人，我不生个儿子，我死了谁给我摔盆？你妈都没说什么，轮得到你来教训我？”
那是姑父这辈子第一次打婷婷。婷婷捂着脸，哭着拉着姑姑的手：“妈，你不能答应他，这是去送命啊！”
可姑姑看着坐在沙发上掩面痛哭的丈夫，又看了看愤怒的女儿，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她骨子里是个传统的女人，觉得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是她这辈子最大的亏欠。姑父这些年对她的好，和现在因为没有儿子而产生的绝望，像两块巨石压在她的心上。
几天后，姑姑背着婷婷，默默地跟着姑父去了省城的大医院。那个过程，是一场漫长而残忍的折磨。
为了让已经萎缩的子宫重新具备孕育的条件，姑姑开始频繁地注射激素。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整夜整夜地出虚汗，关节疼得无法走路，脾气也变得焦躁不安。
我曾去省城看过他们一次，推开出租屋的门，闻到的是浓浓的中药味和消毒水味。姑姑躺在床上，整个人浮肿了一圈，肚皮上因为打针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淤青，有些地方甚至结了硬块。
姑父端着一盆热水走过来，细心地拧干毛巾，给姑姑擦拭身体。他看着姑姑的肚皮，眼里满是心疼，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他总是在姑姑耳边念叨：“淑芬，再坚持坚持，医生说指标在好转了，只要怀上就好了，怀上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姑姑闭着眼睛，虚弱地嗯了一声。她握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她轻声对我说：“我也知道危险，可是看着你姑父那个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如果能给他留个后，我这辈子也就没遗憾了。”
经过一年多的折腾，花费了家里大半的积蓄，在经历了两次胚胎移植失败后，姑姑55岁那年，奇迹般地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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