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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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鸡鸣寺的钟声里，一个老人在大殿枯坐了一整夜，面前堆着厚厚一沓写满人名的册子。这些名字，过不了几天就要变成刑场上的血。几百年后的北京紫禁城，另一个皇帝正坐在暖阁里，慢悠悠地摆弄洋人送来的天文仪器，一脸读书人的从容。
一个开创了大明，一个稳固了大清，两人常年挂在“千古一帝”的民间排行榜上。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两位手里攥着绝对皇权的皇帝，到底给这个国家算下了一笔怎样的恶账～
废宰相后的“人头赤字“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所有人都在欢呼。一个出身最底层的放牛娃，靠着拳头和智谋，硬生生把外族赶回了北方草原。这种功绩，搁在任何朝代都是惊天动地的。但朱元璋坐稳龙椅后，心里却始终不踏实。他觉得屁股底下的江山随时会丢，为了把权力死死攥在自己和子孙手里，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废除宰相。
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宰相能替皇帝分担政务，也能在皇帝犯浑的时候拉一把。可朱元璋偏不，他觉得身边的人都在算计他。于是，他废除了丞相制度，并且立下死命令，以后谁要是敢提设立丞相的事，文武百官要立刻弹劾他，还要把提议的人处以重刑。
没了宰相，皇帝成了全国唯一的决策者。朱元璋每天得批阅成百上千份奏折，累得够呛，但他乐在其中。手底下的人只敢照着命令办事，不敢有半点自己的主张。
这种大权独揽的统治，代价是整个社会的活力被彻底压死了。朱元璋刚开始读书不多，对那些满腹经纶的文人有着一种天然的怀疑。就因为这个，明朝初年发生了很多荒唐事。
当时有一些地方学官、教书先生，本来就是本本分分的读书人，老老实实地给皇帝写个例行公事的贺表，结果就因为里面的几个字，被朱元璋疑心藏着讥讪、诽谤的意思。这可不是小事。朱元璋当即大发雷霆，把这些写表的教书匠给杀了，连带着他们的全家人，全都被发配到了偏远荒凉的地方。
他在自己亲自颁布的最高条例里白纸黑字地写着：以后天下的读书人，要是敢不按照规矩说话，胡思乱想，不仅自己要丢脑袋，全家都得跟着倒霉。
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底层的官吏和老百姓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
朝廷里的大臣也没好日子过。有个叫曾秉正的大臣，因为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卖了自己四岁的女儿换了点路费准备回乡。朱元璋听说了，不仅不觉得可怜，反而觉得这家伙不配为人父，残忍地对他施加了宫刑。大明朝的大臣，就因为这么一桩家事，被剥夺了做男人的尊严。
后来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说得非常透彻。他们指出，朱元璋虽然天资聪明，但底子薄，没读过什么高深的圣贤书，经常因为怀疑别人的文字里有讽刺他的意思而痛下杀手。
朱元璋自以为用这种肉体消灭的办法，能打造一个永远听话、永远不犯错的帝国。但他把读书人的脊梁骨都敲碎了，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这样的皇帝，就算功劳再大，在那些讲究王道的历史学家眼里，也只能被无情地刷下来。
“一分火耗”的制度性妥协
我们再来看看被捧上天的康熙皇帝。
在各种民间传说里，康熙是个完美的化身。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怎么看都是个英明神武的明君。世人都觉得，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库里堆满了真金白银。但实际上，大清王朝内部的腐烂，恰恰是在康熙手里加速的。
雍正即位后清查钱粮亏空，才把这个盛世的底子兜了出来。康熙晚年一味追求宽厚的名声，花钱如流水，对官员的贪污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就是，国家看似繁荣，国库却空得能跑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康熙的这种宽仁，其实是对官僚集团的一种无底线的妥协。
他曾经在给大臣的上谕里，说了一段话：这天底下哪有绝对一文不取的清官？当官的要是一点都捞不到，那平时养家糊口、雇师爷的钱又从哪里来？只要底下的州县官只拿一分火耗，多余的不要，那就算是个好官了。
这等于皇帝默许了火耗加派，而火耗加派本就是不合法的。既然皇帝都说可以拿一分，那底下的官员就会觉得拿两分、三分也没什么大不了。
更关键的是，这种宽容并没有换来地方官的感恩，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
到了康熙晚年，整个官场贪风日盛，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各地的银库里，明面上账目做得漂漂亮亮，实际上里面全是欠条和亏空。官场上下都清楚，国库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
康熙用纵容贪污换来了自己的好名声，却把一个千疮百孔的财政烂摊子丢给了儿子。要不是雍正即位后用铁腕去抄家、搞火耗归公，大清怕是撑不到乾隆年间。这种靠做假账撑起来的盛世，水分实在太大了。
从《南山集》到梁启超看穿的西学私心
康熙一直标榜自己热爱西方科学，他跟法国传教士学几何、学天文，甚至研究医学，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罕见。但康熙学这些，并不是为了开启民智，更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
在对待汉人读书人上，康熙的狠辣程度一点不亚于朱元璋。
就因为学者戴名世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了南明抗清的一些真实历史，康熙就下令严办。戴名世被斩首，受牵连被杀、流放、入狱的多达好几百人。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案。康熙一边标榜仁政，一边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把汉族读书人最后一丝独立思考的可能也给掐灭了。
晚清的思想家梁启超，对康熙的这种做派看得非常透彻。
梁启超指出，康熙拼命学习西方科学，核心并不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是拿它当一种压制汉族官员的手段。
那时候，满族的文化底子薄，汉臣在四书五经和历史典籍上占绝对优势。康熙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压住汉臣，就专门去学那些汉臣根本不懂的西学。每次议事，他都要在汉臣面前露一手天文地理的学问，好树立起满人皇帝比汉人更聪明的形象。
他把这些珍贵的技术和知识，死死锁在深宫里，只让传教士教他一个人，绝不允许这些东西在民间流传。
在康熙看来，这些科学技术是不可多得的御用道具。要是让民间的汉人学会了，反倒成了大清统治的一个大威胁。
他把先进技术当成自己独家的秘玩，只用来炫耀，绝不肯让它流到民间去。这就是康熙的局限。
在欧洲科学革命如火如荼、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当口，这位中国最聪明的皇帝，却把科学当成了满汉博弈的棋子。他锁死了国人看世界的眼睛，也锁死了大清跟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那道门。
老达子说
朱元璋是个苦出身的实干家，一辈子想把天下捏成一个没有杂音的手工作坊。在这个作坊里，每个人都是一颗零件，稍微偏一点轨就招来杀身之祸。他防住了外戚，防住了宦官，却把整个大明的生机也一起摁死了。康熙呢，用宽仁涂抹太平，用西学装点门面，让满朝文武跪伏在他的博学与大度之下。可等他闭上眼睛，身后的国库里只剩一堆擦不干净的烂账，而外面的世界，已经在隆隆的机器声里奔向了大海。
一个把人管死，一个把账拖烂。所谓千古一帝，从来不该只看他把龙椅坐得多稳，而要看他给身后的人留下的，究竟是一条活路，还是一地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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