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的消息在朝堂上炸开的时候，司马光正在崇文院里修他的《资治通鉴》。
他已经修了将近十年，每天凌晨起床，深夜才睡，把从战国到五代的浩繁史籍一字一句地剪裁熔铸，试图从历史的废墟中找出一条能让大宋长治久安的路。
他的书案上堆满了各朝各代的奏议和实录，墨迹未干的稿纸一张压着一张，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松烟墨和旧纸的味道。
他把汉唐兴衰的规律翻来覆去地研究了几十年，得出的是一个极其朴素也极其固执的结论：天下财富有定数，不在民则在官。朝廷多拿一文，百姓就少一文。
所谓“开源”，不过是变着法子跟老百姓抢钱罢了。
王安石则站在大庆殿另一侧的朝房里，手里拿着一叠刚誊写好的条例草案。
他的想法跟司马光恰好相反。
他认为天下财富不但不是固定的，而且完全可以成倍地创造出来，前提是朝廷要敢于介入。
要用金融手段撬动经济，用政府投资拉动生产，用法治规章整顿流通。
两个人在同一个朝堂上站了半辈子，面对面的时候，发现彼此之间隔着的已经不是一道可以跨越的鸿沟了。
当时朝中有人给司马光起了个绰号叫“司马牛”——讽他性格执拗如牛，认准了一条路就绝不回头。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后来也被称为“拗相公”。
两个都像牛一样倔的人撞在一起，谁也不肯退让，朝堂上便注定要地动山摇。
第一次正面碰撞发生在熙宁二年秋天的一场御前会议上。
议题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基本逻辑并不复杂：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户没钱买种子和口粮，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高得能把人逼死。
王安石提出的方案是，由官府在春天向农户发放低息贷款，秋天粮食收上来之后再连本带利还给官府。
利息比高利贷低得多，农户得了实惠，朝廷赚了利息，两全其美。
司马光听完王安石的陈述之后，从队列里站了出来，没有看王安石，而是面朝神宗。
他说话时，条理极其清晰。
他的核心论点只有一条：官府不是商人，朝廷不是钱庄。
当放贷和收贷被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之后，地方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会强迫农民借钱，不管农民需不需要、还不还得起。
到了秋天，还不上钱的农民会被逼卖田卖牛，甚至卖儿卖女。青苗法名义上是救济百姓，实际上是把百姓从地主的火坑推到了官府的深渊。
神宗坐在龙椅上，手指轻轻敲着御案的扶手，没有立刻表态。
他把目光投向王安石，示意他回应。
王安石没有急着反驳司马光，而是反过来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说青苗法会害民，那请问现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户向地主借钱，利息是几分？
司马光说，民间借贷利息确实很高，但这是民间私事，官府不该插手。
王安石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说，既然司马学士也承认民间高利贷是火坑，那为什么反对官府把利息降下来？
他紧接着把青苗法的试点数据摆了出来。
在鄞县试行青苗法期间，农户的借贷成本大幅下降，官府发放的青苗钱每一笔都有账可查，绝无强借逼还之事。
数据很扎实，逻辑也滴水不漏。
司马光没有跟他在数据上纠缠，而是把问题拔高到了道义的层面。
他说理财是末节，人主不该亲自跟百姓计较利益。
朝廷要管的是教化、纲纪、选贤任能，不是放贷。
听了这话王安石只是笑了笑，说的话听着像是在夸奖对方，但每个字都是钉子。
“司马学士的道德文章天下第一，可惜天下的问题，光靠道德是喂不饱百姓的。”
御前会议散了。
司马光走出大庆殿的时候，脸色铁青。
他回到崇文院的修史馆，坐在堆积如山的史稿中间。
他没有继续写《资治通鉴》，而是铺开一张新纸，开始写弹劾王安石的奏折。
他用了一个极其严厉的比喻：王安石这个人巧言善辩但内心险恶，满口尧舜却专做商鞅桑弘羊的事。
商鞅变秦法，桑弘羊行盐铁官营，最后都不得好死。
这个对比把王安石定性为法家的酷吏，而司马光自己则是儒家的捍卫者。
奏折递上去之后，神宗留中不发，既没有批复也没有驳回，只是压着不动。
这是神宗惯用的处理方式。
不公开表态，但默许王安石继续推进新法。
熙宁三年春，青苗法在全国各路正式铺开。
效果有好有坏。有些州县确实执行得不错，农户借到了低息贷款，春耕顺利，秋收之后按时还贷，皆大欢喜。
但更多的州县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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