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天，我在公社农机站修拖拉机。
卫生所那个寡妇说我怀了她的娃，我被关了快十年。
十二年后，我开着桑塔纳停在她煎饼摊前，她叫来个大小伙子：“快，叫爸爸！”那孩子长得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
我盯着他愣了半天，把烟头掐灭在手心里，转身就走。
但那张脸，印在我脑子里，怎么也抹不掉。
那天晚上，我住进镇上的旅店，一夜没合眼。
我是杨裕。
1978年，我二十岁，在公社农机站修拖拉机。
农机站的活儿不轻巧，天天跟黄油、铁皮打交道，身上永远一股柴油味。
但我乐意干这个，比下地强，每个月还能领几块钱补贴。
柳河镇的卫生所在村东头，两间瓦房，一间诊室，一间药房。
孙钰婷在那儿当护理员。
她是镇上的人，比我大三岁，丈夫死在矿上，留下她跟婆家那边断了来往，一个人过日子。
镇上人都叫她寡妇，背后叫的，当面没人瞎喊。
那年夏天热得出奇，蝉叫得人心烦。
有天傍晚，我修完一台铁牛55，天都擦黑了。
路过卫生所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吵吵。
孙钰婷的声音又急又怒：“你干啥！放开放开！”
我推门进去，看见朱强正把孙钰婷往墙角挤。朱强是镇上有名的赖子，三十好几了，要钱没钱，要地没地，整天东偷西摸。
“你干啥呢？”我站在门口，把手上的机油往裤子上蹭了蹭。
朱强回头看我一眼，咧着嘴笑：“杨裕，你跑这儿来干啥？这儿可没人给你修车。”
“人家要关门了，你在这儿碍事。”我说。
朱强脸色变了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孙钰婷，哼了一声从我身边挤出去，经过时肩膀故意撞了我一下。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说了句话：“杨裕，你等着。”
我没接他这话茬。
孙钰婷靠在墙角，脸色发白，手攥着白大褂的领口。她挺瘦，颧骨微微凸出来，眼眶发青，显然是没睡好。过了半晌，她低声说：“谢谢你。”
“谢啥。”我没看她，“以后他再来，你喊我一声。”
她没接话，我也没多待，转身走了。
那会儿我只当是件小事，没往心里去。
谁知隔了两天，孙钰婷提着一兜子咸鸭蛋来农机站，搁在窗台上。
我让她拿回去，她不说话，把东西搁下就转身走了。
农机站的师傅们打趣我：“杨裕，寡妇给你送鸡蛋了？你小子有福气啊。”
我没搭茬，把咸鸭蛋拎到食堂，分了大家吃了。我自己没吃。
那会儿我对孙钰婷，说不上有什么想法。
她是个可怜人，我替她解了个围，仅此而已。
就算心里有那么一点不自在，我也压着，怕人嚼舌根子。
她是寡妇，我是大小伙子，瓜田李下的，谁吐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我没想到的是，那兜子咸鸭蛋后来会变成别人嘴里的“定情信物”。
那年九月初，邻村放露天电影，放的《地道战》。
镇上年轻人几乎都去了，我也跟着凑热闹。
电影散场时快十一点了，同村几个人拽着我去小卖部喝酒，说是供销社来了几瓶好一点的散酒，不喝亏了。
我喝得有点多。
那酒是红薯干酿的，入口绵，后劲大。
我喝了大概半斤，脑子就有点断电了，走路开始发飘。
有人喊我：“杨裕，走，回去了。”我应了一声，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走了一段路，腿肚子发软，连人带车歪在小路边上的沟里。
后来发生的事，我记得断断续续的。有一截我好像是爬起来了，推着车磕磕绊绊地往前走。再后来……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醒来，我僵着一张竹条长椅，腰酸背疼的，身上盖着一件旧外套。
我坐起来一嗓子干得冒火。
环顾四周，才看出是卫生所。
孙钰婷不在屋里。
桌子上放着一碗凉白开，水底沉着一些灰扑扑的东西，像是草灰。
我端起碗把水灌了，嗓子眼才顺过气来。没多想，推门出去，骑着自行车回了农机站。
那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压根没当回事。
喝多了醉在路边，被人拖进屋里睡了一觉，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连自己怎么进的卫生所都想不起来，更别提那晚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
半个月后，孙钰婷在农机站门口堵住了我。
那天太阳很大，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门口那棵泡桐树底下。
见我出来，她往前走了一步，嘴唇动了动，半晌才开口：“杨裕，我有话跟你说。”
我停下来，看着她。
她的脸绷得很紧，手指攥着衣角来回搓。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这身子不对劲，恐怕是……有了。”
我愣住了。
“啥？”我没反应过来。
“我怀了娃。”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是你的。”
我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凉水，浑身汗毛炸起来了。我盯着她，好半天才挤出话来：“你胡扯啥呢？”
“我没胡扯。”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那晚你喝多了，宿在我那儿。你烧糊涂了，拉着我不让走……你忘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
那晚的事，我真的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醒来时躺在椅子上，穿着外套，身上盖着她的旧毯子。
脱没脱衣服，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我完全没有印象。
可她说得有板有眼，我又没法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
“你把话说清楚。”我的声音有点发颤，“那晚你到底……”我卡住了，后面的话说不出口。
她低下头，沉默很久：“我不会讹你，我自己能养活娃。你认不认，我不强求，是你妈……我得先告诉你一声。”
我一句话也没接上来。
她说完就走了。我站在农机站门口，太阳晒着，脑袋嗡嗡地响。手上的油泥都干了，半天没回过神。
那之后，我躲着她。
不是不想认账，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一个人喝断片了，别人跟你说你干了啥事，你完全没印象。你信还是不信？
我打心眼儿里不愿承认。那时候我才二十岁，没娶媳妇，要是认了这件事，这辈子就定死了。
我憋着一个心思：孙钰婷是不是讹我？
她一个寡妇，带着身孕，找谁都不如找个年轻小子接盘。
我说她讹我，可不是冤枉她，这种事情在农村不少见。
但我不敢去找她当面对质。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该说啥。
事情拖着，拖出了大祸。
三个月后，孙钰婷的肚子遮不住了。
柳河镇就那么大点地方，谁家媳妇肚子大了，三天就能传遍全镇。更何况，孙钰婷是个寡妇。寡妇怀了孕，这是天大的丑事。
镇上的妇女主任上门找她谈话，翻来覆去地劝说，把她逼得没办法，孙钰婷说出了我的名字。
第二天，我在农机站修一台漏油的老式拖拉机，躺在车底下拧螺丝，两个民兵进来把我拽了起来。我满手油泥，一脸懵：“干啥？咋了？”
“杨裕，你犯了事，跟我们走一趟。”他们说。
我被人从车底下拖出来，手上的扳手“哐啷”掉在水泥地上。
我被人反剪了胳膊往外押，一路上看见院子里站了不少人，都探着头看热闹。
有人在说：“就是那个，搞大了寡妇肚子的。”
我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我没干！你们凭啥抓我！”
没人听我说话。
我被人推进一间没窗户的小屋里关着，第二天又被转移到公社的院子里，到了晚间，朱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站在人群里，嬉皮笑脸地开口：“我看见了，那阵子杨裕半夜老往卫生所跑。有一回，我亲眼瞅见他翻窗进去的。”
我气得眼前发黑，挣着要冲过去打他，被两个民兵死死按住。朱强站在远处，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眼神看得我心里直冒寒气。
在场的人，信了他的话。
1998年深秋，我坐在一辆长途货车的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倒。
车里放着一盘磨秃了的磁带，唱的是《北国之春》，声音沙哑得不行。
那年我已经出狱十年了。
1988年冬，我刑满释放。
从县城监狱出来那天，天阴得厉害，我穿着监狱发的旧棉袄，站在路边等过路的长途车，等了三个多小时，一辆能挤上去的都没遇到。
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肉。
我没有回柳河镇。
我去了县城，在一家修车铺打杂，管吃管住，一个月给六十块。
我没跟任何人联系，也没跟任何人打听柳河镇的消息。
那十年在里头，我跟外面断了联系。
我母亲没了。
那是我在里头第三年的事。
有个跟我同乡的犯人，比我早进来几年，家里人给他写信时，捎带提了一句，说镇上有个姓周的婆婆病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当天下午下了工，蹲在汽修坑底下，发了很久的呆。
我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我给那人塞了两包烟，求他家里人帮我打听打听，我娘埋在哪了。后来捎信回来说，埋在镇东边的坡地上，没立碑，就一个土坟头。
在狱中头几年，我每晚睡不着，想起孙钰婷就恨得牙痒痒。
她一句话，毁了我一辈子。
我娘跪在法院门口，那么冷的天，腿跪麻了也不起来，可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后来，恨意慢慢淡了，不是原谅了，是累得恨不动了。
出狱后我在修车铺干了半年，攒了几十块钱，然后跟着一个跑货运的老乡去了南方。
我在广东待了几年，跑长途，修车，什么脏话累活都干过。
后来攒了点钱，跟人合伙在肇庆开了间修车铺，慢慢有了起色，总算能养活自己了。
2000年春，我收到一封老家亲戚的信。信上说我娘留下的三间土坯房快塌了，有隔壁村的人想把那块宅基地买下来，问我卖不卖。
我捏着那封信，琢磨了一个月。最终还是决定回去一趟。那三间破房，说不卖，总要回去看一眼。
那年深秋，我把修车铺交给徒弟看着，开着那辆二手桑塔纳，上了路。
从广东到柳河镇，一千多公里，我开了三天多。
一路上经过不少地方，有的地方在修路，尘土飞扬，有的地方堵车，半天挪不了两步。
我坐在车里，有时候听收音机，有时候就关着声音，闷头开。
越往北走，路上那种熟悉的味道就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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