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昨天下午带着遗憾和不舍，离开了人世，他才42岁！
再见，老吴
01
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在开会。
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周敏，老吴的爱人。我愣了一下，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预感。老吴住院已经三个月了，但周敏很少直接给我打电话，平时都是微信联系，偶尔发几张老吴吃饭或者看手机的照片，配一句"今天精神好一点"或者"又没胃口，愁死了"。
我按掉了电话，回了一条微信：在开会，稍后回你。
十分钟后会议结束，我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拨了回去。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周敏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空洞："建国，老吴走了，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三分。"
我站在窗边，外面是四月上海的春天，梧桐树刚刚冒出嫩绿的新芽，阳光暖洋洋地铺在柏油路上。可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被抽空了，手里的手机像一块冰冷的石头。
"怎么会……前两天不是还说……"我嗓子发紧，说不下去了。
"昨天早上突然就不行了，医生说是多器官衰竭。"周敏停顿了一下，"他走得挺安静的，最后一直在睡，没有遭太多罪。"
我"嗯"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很久，我问："需要我帮忙做什么？"
"后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周六上午十点在龙华殡仪馆，你有空的话，来送送他吧。"
"我一定来。"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站了很久。楼下有人在遛狗，有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有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说说笑笑。这个世界什么都没变，可是老吴不在了。那个和我一起在操场跑步、一起在图书馆占座、一起喝到半夜吐在路边、一起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老吴，不在了。
他才四十二岁。
02
我和老吴认识二十三年了。
1999年秋天，南京大学浦口校区，新生报到第一天。我拎着两个大编织袋走进宿舍的时候，看见一个瘦高个儿正踩着凳子往柜子上放东西，T恤后背上洇出一大片汗渍。听见有人进来，他扭过头，咧嘴一笑，牙齿很白："你好，我叫吴建国，安徽淮南的。"
我也笑："巧了，我也叫建国，不过我是姓陈。"
他跳下凳子，伸出手来："咱俩这名字，一看就是同一年代的人。"
后来知道，我俩果然都是1977年生的，就差了两个月，他是九月我是十一月。因为名字一样，宿舍里其他人就按月份大小分，叫他大建国，叫我小建国。他不乐意，说凭什么大一岁就得叫大，显得老。大家不理他，继续这么叫。
大学四年，我俩形影不离。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翘课一起补考——他帮我补过高数，我帮他补过英语。2001年大三那年暑假，我俩都没回家，留在学校复习考研。八月的南京热得像蒸笼，宿舍没有空调，我们就把凉席铺在走廊里睡，半夜被蚊子咬醒就爬起来去水房冲凉。冲完凉睡不着，就坐在走廊的台阶上聊天，聊以后的理想、想去的城市、喜欢的姑娘。
老吴说他想去上海，因为他姑姑在那儿，说上海机会多。我说我也想去上海，因为离家近。
后来我俩都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又一起读了三年。2004年毕业，我们一起来了上海。他进了浦东一家半导体公司，我去了徐汇一个研究所。租房子的时候还特意租在同一个小区，两栋楼挨着，他从阳台喊一嗓子，我在厨房就能听见。
再后来我俩几乎同步地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女儿比我儿子大八个月，两家孩子从会走路就玩在一起，上的是同一所幼儿园，现在在同一所小学，一个三年级一个四年级。
我一直以为，日子就会这么波澜不惊地过下去。老吴会看着我头发变白，我会看着他腰变粗，然后我们各自送孩子上大学，退休了一起找个地方钓鱼打牌，没事儿喝两杯吹吹牛，回忆当年在浦口的走廊里喂蚊子的那个夏天。
我从没想过，老吴会走在我前面。
03
老吴查出问题，是去年十月份的事。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我们两家约好一起去崇明玩。一大早我开车去接他们，老吴上车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坐进副驾驶就靠在椅背上闭眼。
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这几天胃不太舒服，可能是吃坏了。
周敏从后座探过头来："他最近老说胃胀，吃东西没胃口，人瘦了一圈。让他去医院查查死活不去。"
"公司忙，过几天再说。"老吴眼睛都没睁。
我了解老吴的脾气，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犟。平时小病小痛从来不当回事，感冒发烧连药都不吃，硬扛。我说那你今天别太累，到了地方找个阴凉地儿坐着，我们烧烤。
那天在崇明，老吴确实没怎么动，大部分时间坐在折叠椅上，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追蝴蝶。我给他递了两次烤串，他只吃了一根就说没胃口。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周敏说老吴脸色又不好看了，我们就提前返程了。
回程的路上，老吴在后座睡着了，周敏小声跟我说，他最近半年瘦了快二十斤，腰带都往里多扣了两个眼儿。"我劝他去查查胃镜，他老说等忙完这阵子。"
我握着方向盘，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老吴。他睡着的时候眉头还是皱着的，脸颊确实凹进去了一些，以前圆乎乎的脸型有了棱角。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说什么。老吴这人最烦别人婆婆妈妈地劝他，你说多了他还跟你急。
又过了一个礼拜，周敏给我打电话，说老吴终于同意去医院了，因为她拿离婚威胁他。我笑着问在哪个医院，去看看他。
挂了电话，心里却沉甸甸的。老吴不是那种会被"离婚"吓住的人，他肯去医院，说明他自己也觉得不对劲了。
我在瑞金医院消化科病房找到老吴的时候，他刚做完胃镜回来，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说话含糊不清的。周敏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
"医生怎么说？"我问。
老吴摆摆手，示意让周敏说。周敏站起身把我拉到病房外面的走廊里，带上门，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胃里长了个东西，活检结果还没出来，医生说……不太乐观。"
我脑子嗡了一下，但还是本能地安慰："没事没事，胃里长东西十有八九是良性的，你看我舅前年也长了息肉，切了就好。"
周敏摇头："医生说形态不好，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三天后结果出来了，胃癌，低分化腺癌，局部晚期。已经侵犯到了浆膜层，附近的淋巴结也有转移。
老吴知道结果的时候特别平静，反而安慰哭成泪人的周敏："哭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多大点事儿。"他拍拍床边让我坐："小建国，你给我打听打听，上海哪家医院治胃癌最好，咱该手术手术，该化疗化疗，我吴建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攥着他的手，使劲点头。
04
老吴很快动了手术，胃切除了三分之二。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我在外面等得坐立不安，脚下一地的烟头。周敏坐在长椅上，双手攥着手机，指节发白。两个孩子被各自的爷爷奶奶接走了，走之前女儿趴在她爸床边不肯撒手，老吴还在麻醉中，什么都不知道。
手术还算顺利，医生说肉眼可见的肿瘤都切干净了，但淋巴结转移比较多，术后必须配合化疗。
老吴在ICU待了两天转回普通病房，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刚能喝一点水。人瘦了一大圈，脸色青灰，嘴唇干得起皮，但看见我来了还是扯出一个笑："小建国，你帮我去外面买碗粥呗，医院的太难喝了。"
我去医院后门的粥铺买了一碗皮蛋瘦肉粥，他喝了小半碗就放下了，说咽不下去。我注意到他的鼻子里插着管子，腹部缠着厚厚的纱布，床头挂着一堆袋子，颜色各异，内容不明。
"疼吗？"我问。
"麻药劲儿过了那会儿疼得要命，现在好多了。"他舔了舔嘴唇，"我跟你说，前几天做手术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梦见咱俩又回浦口了，还在那走廊里喂蚊子呢。醒过来一看，肚子上多了条蜈蚣。"
我看着他故作轻松的样子，鼻子一酸，赶紧扭过头假装看窗外。
术后休养了二十多天，老吴出院了。接下来是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他每周去医院复查一次，体重慢慢恢复了一些，也能吃些软烂的食物了。十一月底的时候，他甚至能下楼遛达了。有一天下午我去找他，看他坐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晒太阳，眯着眼睛，面容安详。
"你在这儿干嘛呢？"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晒太阳补钙，医生说的。"他扭头看我，"小建国，我想明白了，这人啊，得病不怕，怕的是心态崩了。你看我，切了三分之二的胃，不也活得好好的？该吃吃该喝喝，就是以后不能跟你喝啤酒撸串了。"
我笑："谁稀罕跟你喝酒，你酒量还不如我呢。"
他就乐，笑声还是原来那样，爽朗敞亮。阳光下他的脸颊有了一点红润，我心想，这人底子好，没事的，扛得过去。
05
可化疗开始之后，一切都变了。
老吴的化疗方案是奥沙利铂加卡培他滨，每三周一次，一共八个周期。第一次化疗后我去看他，开门的是周敏，她的眼睛肿着，冲我摇摇头示意别说话。
我走进卧室，看见老吴侧躺在床上，蜷缩着身体，身上盖了两层被子还在发抖。地上放着一个塑料盆，里面有黄绿色的呕吐物。他的脸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虚汗，头发枕头上掉了一层。
"建国来了？"他听见动静想翻身，整个人抖得更厉害了。
我赶紧按住他："你别动，躺着。"
"没事儿，就是有点恶心……呕——"话没说完，他猛地撑起身子，脸盆差点没接住。一口一口的胆汁往外吐，吐到最后只剩干呕，整个身体都在痉挛。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化疗的威力。以前只在电视里看过，屏幕上的人头发一掉、眉头一皱，就转到下一个镜头了。可真实的过程远没有那么干净利索。那是身体被化学药剂从内部瓦解的漫长酷刑，是每一寸肌肉、每一个细胞都在反抗却又无可奈何的溃败。
第二个周期结束的时候，老吴的头发掉光了。他自己倒不太在意，还剃了个光头自嘲："你看我像不像《少林足球》里的光头强？"
周敏勉强笑了一下，转过身去擦眼泪。
到第三个周期，老吴开始出现手脚麻木的症状，指尖像戴了一层厚手套，什么东西都拿不稳。有一次他想自己倒杯水，玻璃杯从手里滑下来砸在地上，碎了一地。他坐在床边看着满地碎片，突然就哭了。
我认识老吴二十三年，从没见他掉过一滴泪。大学时打篮球脚踝骨折，他咬着牙自己走去校医院，愣是没喊一声疼。毕业那年最穷的时候，兜里只剩两块钱，他掰成两半花，也没听他抱怨过半句。可那天他就坐在那儿哭，一边哭一边说："建国，我连个杯子都拿不住了，我他妈的是不是废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就蹲在地上把玻璃碎片一片片捡起来，用报纸包好扔进垃圾桶。然后去厨房重新倒了杯水，插了根吸管递到他嘴边。
他吸了两口，不哭了，哑着嗓子说："谢谢。"
"滚蛋。"我骂他。
06
第四个周期结束后的复查，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CT结果显示，腹腔里又出现了新的病灶，肿瘤标志物的数值不降反升。化疗耐药了。
主治医生找我们谈话，说话很直白："目前的一线方案效果不理想，建议换二线方案，但有效率会低一些，副作用也可能更大。当然，也可以考虑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先做个基因检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靶点。"
老吴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
医生看了他一眼，语气缓和了些："这个因人而异，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老吴走在前面，脚步很慢。医院的走廊很长，日光灯惨白惨白的，两边坐着排队的病人和家属，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面无表情。
我追上他，把手搭在他肩上。他忽然停下来，转头看着我，眼圈红了："小建国，我女儿才八岁。"
我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开车回家，停在小区楼下没有下车，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很久。我想起大学的时候，老吴跟我说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好爸爸，要陪孩子长大，看着孩子上大学、结婚、生子。他说他小时候爸爸在外地打工，一年见不了几面，他不想让女儿也这样。
可现在，他可能连女儿小学毕业都等不到了。
我趴在方向盘上，像十岁那年丢了最心爱的玩具一样，嚎啕大哭。
07
老吴换了新的化疗方案，紫杉醇加顺铂。副作用比之前更猛。
他开始出现严重的口腔溃疡，整个嘴里全是白色的糜烂面，喝水都像刀割。医生说可以含冰水缓解，于是他的床头就常备着一杯冰水，疼得受不了就含一口。吃饭更是折磨，每一口吞咽都带着血丝，周敏费尽心思做的流食，他常常喝几口就推开了。
他的体重掉到了不到一百斤，锁骨高高地支棱着，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以前的衣服穿上去晃晃荡荡，袖管里像塞了两根柴火棍。
但他反而比以前更爱说话了，像是要把所有没说完的话都赶在还能说的时候说完。
有一天我去陪他，他靠在床头，忽然问我："建国，你说人死了之后去哪儿了？"
我愣了一下："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死过。"
他就笑了："你猜猜看。"
"大概……就什么都没了吧，跟睡着了一样。"
"我琢磨着不是。"他望着天花板，"我觉得人死了以后会变成风，变成雨，变成树，变成花。你看咱俩以前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阿凡达》里面说的，所有的能量都是借来的，最后都要还回去。我死了以后啊，就变成一棵树，长在你家楼下，夏天给你挡挡太阳。你儿子要是爬我身上掏鸟窝，我可不乐意，你得管着点儿。"
我红着眼眶骂他："你有病吧，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他不理我，继续说："我跟周敏交代了，以后别让孩子们太伤心，该上学上学该玩就玩。我闺女要是想我了，就看看天上的云，有一朵最白最大的就是她爸。"
"你他妈能不能别说这个了。"我终于忍不住吼出来。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建国，咱俩二十多年的兄弟，你让我说完。我怕以后没机会了。"
那天下午老吴跟我说了很多话，像在交代后事。他说他卡里还有十几万存款，留给周敏和女儿。他说他老家淮南的房子留给爸妈养老。他说他的书和CD让我拿走，反正也没人看没人听了。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着女儿长大。
我没有打断他，一直听到最后。太阳从窗户外面照进来，落在他削瘦的脸上，他闭着眼睛，嘴角挂着一点笑意，像是把心里所有的事情都卸了下来，整个人轻了。
08
第五个周期化疗之后，老吴的肝肾功能出现了严重损伤，被迫停了药。医生建议试一试免疫治疗，PD-1抑制剂，一个周期将近五万，全自费。
周敏二话没说就签字同意了，回家把家里唯一的房子挂了出去。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急了，跑去医院找老吴："你怎么能让周敏卖房子呢？那房子是你们一家三口的窝，以后她跟孩子住哪儿？"
老吴躺在床上，声音已经很虚弱了："我说了不让卖，她非卖，我拦不住。"
我转头看周敏，她正在旁边削苹果，手很稳，表情平静："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老吴你放心，卖了房咱钱够了，治好了病咱们再赚回来。"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难受。我知道周敏说的"治好了病"更像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祈祷，因为医生已经暗示过，免疫治疗在老吴身上的有效率可能不到百分之十。可她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惜稻草终究是稻草。
第一个周期PD-1打下去，老吴的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CT显示腹腔肿瘤明显增大，肝上还出现了新的转移灶。免疫治疗在他身上不仅无效，还引发了免疫性肝炎。
主治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这次没有拐弯抹角："情况不太好，现有的治疗手段效果都不理想。我的建议是……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考虑临终关怀。"
周敏的身子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她站直了，深吸了一口气，问："医生，还有多久？"
"可能就这几个月了，最多半年。"
从办公室出来，我扶着周敏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她低着头不说话，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砖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过了很久，她抹了一把脸站起来："建国，你帮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洗把脸，不能让他看出来。"
我点点头。她走远了，背影瘦削单薄，但我看见她的脊背挺得很直。
那天之后，老吴不再做任何抗癌治疗了。医院把他转到宁养病房，主要做疼痛管理和营养支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醒过来，意识也是模糊的，有时候会喊女儿的名字，有时候会喊周敏，有时候会喊我。
我每天下班都去医院待一会儿，有时候他在睡，我就坐在旁边看手机。有一次他忽然睁眼，盯着我看了半天，开口说："小建国，你怎么还在这儿，赶紧回家写毕业论文去，答辩的时候别说错了。"
我愣了一下，然后顺着他的话接："还用你操心，我早准备好了。"
他点点头："那就好。"然后闭上眼睛又睡了。
护士说他是清醒的时候太痛苦，大脑主动选择了用过去的事情来覆盖现实。有时候他会以为自己还在大学里，有时候以为自己刚参加工作，偶尔还会喊我的名字让我去买啤酒。可他从来没说过"我要死了"之类的话，好像那个词在他的认知里不存在。
我想他大概是真的不记得了。也许忘记，是身体最后的仁慈。
09
四月十二号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改材料，周敏打了电话来。她说话很平静，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松弛："老吴刚刚走了，下午两点二十分。他睡着睡着呼吸就停了，特别安详，没受罪。"
我赶去医院的时候，老吴已经被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躺在白色的床单下面，表情很平和，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瘦得脱了相的脸反而有种奇异的安详，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的疼痛和疲倦，沉沉地睡了过去。
周敏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手心朝上贴在自己脸上。她没有哭，就是安静地靠着。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才走进去，走到床边，看着老吴的脸。二十三年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笑着的，牙齿很白，眼睛很亮，伸手对我说"你好，我叫吴建国"。
我伸手握住他冰凉的手，小声说："大建国，一路走好。"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四月的上海开始落雨，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有点凉。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街上车水马龙，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这个世界什么都不会改变，但是老吴没有了。
我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爸？"
"没事儿，就想听听你的声音。"我说，"你作业写完了没？"
"快了快了，妈在做红烧肉，你回来吃饭不？"
"回来。"我说，"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雨里，让雨水混着眼泪一起淌下来。
儿子八岁，老吴的女儿也八岁。我还能看着儿子长大，老吴看不到了。今天放学是他去接女儿，明天呢？后天呢？以后的每一天呢？那个小姑娘要开始习惯爸爸不在的日子了。
我想起老吴说过的话：他死了以后会变成一棵树，长在我家楼下。我仰头看路边的梧桐，枝叶在晚风里簌簌地响，像有人在说话。
我抹了把脸，走进雨里。
10
周六上午十点，龙华殡仪馆。
告别厅不大，摆满了花圈。正中间是老吴的遗像，笑得很灿烂，是前年公司团建在普吉岛拍的，背景是一片蓝得耀眼的海。那时候他还没生病，脸是圆的，眼睛是弯的，整个人意气风发。
来了很多人，公司的同事、大学的同学、老家的亲戚。周敏穿着黑衣站在第一排，女儿穿着同样的黑衣被她搂在怀里，小姑娘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懵懂地看着爸爸的照片，偶尔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
周敏蹲下身，耐心地说："爸爸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爸爸永远爱你。"
我在第二排站着，旁边是我儿子，他拉着我的手，小声问："爸，吴叔叔真的不会回来了吗？"
我蹲下来平视他的眼睛："不会了，但吴叔叔会一直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你记住，他对你特别好，你小时候发烧，是他背着你跑去了医院。"
儿子点点头，似懂非懂。
追悼会上有同事发言，有同学发言，都哭了。轮到周敏的时候，她走到话筒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抖着手展开。她说："老吴走之前让我替他念一段话，他说一定要在今天念给大家听。"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念。声音很轻，但一字一句无比清晰——
"各位亲朋好友，我是吴建国。你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别难过，我就是换了个活法，没准儿现在正是一阵风，吹过你们每个人身边呢。
这辈子我有几个遗憾。一是没能陪女儿长大，女儿对不起，爸爸失约了。二是没能带周敏去西藏，我们说好了退休了开车去，现在只能让你一个人去了，你要是不想去就找个朋友陪你去，路上注意安全。
最不遗憾的事情，是交了一帮好兄弟。小建国，你听见没，说的就是你。咱俩名字一样，性格一样，连找老婆的眼光都一样——你媳妇也姓周，我媳妇也姓周，这事儿咱俩说过好多次，每次都觉得特别神奇。这些年谢谢你陪着我，下辈子咱俩还当兄弟，还住隔壁，还一起喝酒撸串。到时候我肯定比你能喝，你信不信。
行了，就这些。大家散了之后去吃顿饭，别太省，钱不够让小建国垫上，回头我烧给他。"
大厅里安静了两秒，然后有人笑出了声，笑着笑着又哭了。
周敏念完了，把纸折好放回口袋，走下台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低声说："这是他精神还好的时候写的，写了好几天，改了无数遍。"
我点点头，眼眶滚烫。
追悼会结束，大家在门口领了白色的菊花，排队去遗体前告别。我最后一个进去，把花放在老吴身边，站了很久。
外面阳光正好，四月的风温暖和煦，吹进来撩动着白色的纱帘。一片花瓣被风卷起来，在空中打了个旋，落在我脚边。
我弯腰捡起来，轻声说：
"大建国，下辈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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