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沪上，蜜桃惟嘉。上海水蜜桃以皮薄、汁多、味甜而闻名于世，400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南方桃产区的主栽品种，如今的南汇水蜜桃、阳山水蜜桃、奉化水蜜桃皆源于上海水蜜桃。
198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陈宾如在《农业考古》杂志发表《上海水蜜桃探源》一文，对上海水蜜桃的来源、栽培及外传历史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引发学界关注。他认为最早著录上海水蜜桃的是王象晋《群芳谱》。1996年版《上海农业志》载：“天启元年（1621年），王象晋在他的《群芳谱》中最早记述了上海水蜜桃：‘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即露香园）所出尤佳。’”1993年版《上海县志》、2005年版《上海通志》都有类似记载。多年来，此说广为流传，申城各媒体提到上海水蜜桃时亦多持此说。
站在前人肩膀上，我们将对此话题作一些新的探索。
张所望的《阅耕余录》
在探源研究中，我们遇到了一则史料：清嘉庆《松江府志》（1818年）卷六《疆域志·物产》篇引《阅耕余录》曰：“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支（枝）。雷震红，每雨过辄见一红晕。”
《阅耕余录》是一部知名的笔记体杂著，内容涵盖风物考证、书画品评、地方掌故及农事见闻等，刊行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著者张所望（1556—1635），字叔翘，号七泽，松江府上海县（今华泾镇）人，历官衢州知府、广西副使、左江参政、湖广按察使。崇祯八年（1635年），卒于故里。其著述甚富，有《阅耕录》《阅耕余录》《归田录》《梧浔杂佩》《岭表游记》等传世。康熙和嘉庆《松江府志》将其列入“名臣”和“古今人传”。
张所望《阅耕余录》卷五“水蜜桃”言：“水蜜桃独吾邑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枝。又有一种名雷震红，每雷雨过辄见一红晕，更为难得。”嘉庆府志引文较之稍略，但将雷震红当作水蜜桃的一种。现存王象晋《群芳谱》各版本中，都将水蜜桃、雷震红并列为桃的两个品种：“[水蜜桃]独上海有之，而顾尚宝西园所出尤佳，其味亚于生荔枝。[雷震红]每雷雨过辄见一红晕，更为难得。”相较《阅耕余录》，水蜜桃的记载一为“上海”、一为“吾邑”，雷震红的记载少了“又有一种名”五字。需要注意的是，其“雷震红”条目下明确标注引自“张七泽”，即张所望《阅耕余录》。
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情况。2018年，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冯竹清、王思明在《古今农业》杂志发表《历史时期上海水蜜桃变迁研究》一文指出，最早记载上海水蜜桃的是成书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的《阅耕余录》，同年成书的《群芳谱》也有同样记载，“二者先后尚未有定论”。2022年4月9日，新民晚报发表海派文化研究学者鲁克龄《上海古城的露香园桃花》指出，中国水蜜桃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明代张所望撰、1621年刊刻的《阅耕余录》一书（按：说“中国水蜜桃”并不准确，1268年的南宋《咸淳临安志》就已有记载“桃有金银、水蜜、红穰、细叶红等种”）。
那么，《阅耕余录》与《群芳谱》孰先孰后？
王象晋《群芳谱》的初刊时间
《群芳谱》，全名《二如亭群芳谱》，是中国十七世纪的农学巨著，整理和汇集了明末以前中国园艺和植物学的重要成就，是一部“熔铸百氏，汇成一家”的博物学著作。编著者王象晋（1561—1653），字荩臣，号好生居士，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人，历官礼部仪制司主事、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浙江右布政使。入清后隐居不仕，顺治十年（1653年）卒于新城老家。新城王氏是官宦世家，王象晋的孙子王士禛是清初文坛领袖，官至康熙朝刑部尚书。
世传《群芳谱》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源自《群芳谱》的自跋，其落款曰“天启辛酉花朝好生居士再题于涉趣园”。天启辛酉即1621年，是《群芳谱》初稿完成的时间，但不是付梓刊行的年份。1986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崔建英在《文物》杂志发表《〈二如亭群芳谱〉版本识略》一文，认定《群芳谱》传世版本中最早的是明崇祯刻本。今查中华古籍资源库、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国内外各大图书馆藏《群芳谱》版本中最早的刊刻于明崇祯年间。
王士禛《内府广群芳谱后记》言：“万历中，先祖（王象晋）官京师，为党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谪官，家居十载，甘农圃以没齿，作为此书，名亭曰‘二如’以见志。后刻于虞山毛氏汲古阁，流传已久。”其《历仕录序》又言：“先方伯（王象晋）著书尤富，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阁者已多散佚，惟《群芳谱》一书，亦归吴中质库。士禛于二千里外多方赎归，告诸家庙，不啻宝玉大弓焉。”万历丁巳是1617年，“家居十载”乃成书，“后刻于虞山毛氏汲古阁”自然是崇祯年间（1628—1644）的事情了。从王士禛所言可知，在毛氏汲古阁刻本之前，《群芳谱》并没有其他刻本行世。如此，较之《阅耕余录》，《群芳谱》问世要晚10年左右。
2024年，南通大学文学院封树芬教授在《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发表《汲古阁书版流散考略》一文指出，《二如亭群芳谱》“由毛晋汲古阁刊刻于崇祯七年（1634年）”，可作参考。
《群芳谱》对《阅耕余录》的利用及传播
“山重水掩处，一径桃花里。（王士禛）”判断《群芳谱》和《阅耕余录》刊行孰先孰后，最简单的方法还要回到文本自身。古籍上网工程、数字中国建设为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经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藏《群芳谱》和《阅耕余录》的几个明刻本作初步全文检索，在《阅耕余录》中没有发现包含“王象晋”“王荩臣”和“群芳谱”等关键词的文字内容，而《群芳谱》中注引“张七泽”“阅耕余录”“梧浔杂佩”三个关键词或直接引用《阅耕余录》内容的条目有30条之多。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王象晋《群芳谱》刊行当在张所望《阅耕余录》《梧浔杂佩》之后。
王象晋在《群芳谱》中征引的图书多达1370余种，虽然引用文献时大都标注了来源和出处，但难免存在讹误、衍文、脱漏等情况。《四库提要》亦言：“其所载者又多裨贩于《花镜》《圃史》诸书，或迷其出处，或舛其姓名，讹漏不可殚数。”经初步检索和统计，王象晋《群芳谱》征引张所望《阅耕余录》《梧浔杂佩》的30个条目，分布在天、岁、谷、果、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等12谱中，仅茶、鹤鱼两谱未见引用，这足以看出王象晋对张所望著作之重视。其中，引文标注“张七泽”的有19条，标注“张七泽梧浔杂佩”的3条，标注“阅耕余录”的1条，标错出处的1条，未标明出处的有6条。经文献查证比对，30个条目中引自《阅耕余录》的实有23条，引自《梧浔杂佩》的有7条。回到《群芳谱》中水蜜桃、雷震红的记述，我们自然可以断定，这是引自张所望《阅耕余录》的“水蜜桃”条；只不过，因编校或排版的失误，错把雷震红当成和水蜜桃并列的一个桃的品种了！
《群芳谱》中征引张所望著述，都标注其号“七泽”而不称其字、更不直呼其名，也可以看出王象晋对张所望的尊重与敬仰，他是断不会掠人之美、“摘”七泽公的“桃子”的！
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面世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迅速流布士林。《四库提要》言“凡注花草，必引王象晋《群芳谱》”，可见《群芳谱》一书的影响之大。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敕令开馆广续，命汪灏等人在《二如亭群芳谱》基础上增删、改编、扩充，至康熙四十六年告成，凡100卷，赐名《佩文斋广群芳谱》，并亲撰序文，“以是刊布天下，垂之久远”。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佩文斋广群芳谱》正式刊行，后世简称《广群芳谱》。
上海水蜜桃的更多文献记载
“莫问旗亭远近，窗前认取桃花。（陈继儒）”查阅清代以前的古籍方志，上海种桃的记载早已有之。南宋绍熙《云间志》（1193年）中收录有朱之纯《湖斋》诗：“平湖十顷水汪洋，得意茅斋且屈藏。园种小桃今结子，池栽翠芰更闻香。六龟已兆千年瑞，双鹤看呈八月祥。居此倏然忘世味，此心尤懒去龙阳。”朱之纯（1046—？），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以文名于时，元符年间（1098—1100）归老松江，作湖斋谷阳园（今上海醉白池）。谷阳园种桃是现存文献中上海地区栽培桃的最早记载，距今已有900多年；其栽培品种则尚不可考。
上海水蜜桃栽培的明确记载始见于明万历《上海县志》（1588年），其卷三《物产》篇“果之属”中，收录了桃、金桃、墨桃、水蜜桃等4种桃及梅、樱桃、杨梅、橘、柑、橙、柚、枣、梨、葡萄、西瓜等29种其他果品的名称，未再有更详尽的记述。万历县志由张之象主纂、张所敬等协修，而张所敬正是《阅耕余录》著者张所望的胞兄。
到崇祯《松江府志》（1630年），其卷六《物产》篇载：“入夏则有桃，桃之美者曰金桃、水蜜桃、墨桃。”又载：“金桃，皮如金色，其味甘鲜芳泽。……水蜜桃，甘美如金桃，而种多水，稍损其皮，则膏液外流。绛桃，如以绛纱裹甘露。此三种皆出海上。又有墨桃，其色如墨。又一种雷震红，每雷雨过，见一红晕，亦海上有之。”其对水蜜桃性状的描述，形象生动，为现存文献所始见。崇祯府志由松江知府方岳贡主修、著名学者陈继儒主纂，而方陈两人都为《群芳谱》作过序；陈继儒也为《阅耕余录》写过叙文，并担纲《群芳谱》三人“同校”之首席。显见，在上海水蜜桃的最早文献记载与传播过程中，这一人际往来密切的文人群体作为整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阅耕余录》六卷、《群芳谱》二十八卷都入编《明史·艺文志》，分列小说家类、农家类。《阅耕余录》虽成书早，但其卷帙没有《群芳谱》多，后世影响也远没有《群芳谱》大，特别是《广群芳谱》刊行之后更为明显。在上海水蜜桃扬名海内外的甜蜜旅程中，农书中的徐光启《农政全书》（1639年）引《群芳谱》、清代官修《授时通考》（1742年）引《广群芳谱》；清代官修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康熙、乾隆和嘉庆三版中，皆言“桃出上海县，有水蜜桃为第一”，显系转引自《广群芳谱》；地方志中，康熙《松江府志》《上海县志》引《群芳谱》，嘉庆《松江府志》引《阅耕余录》，嘉庆《上海县志》引《五茸志逸》、实出《阅耕余录》。其后所出的上海地区方志，记载水蜜桃的内容多有增补，等等不一。
结 语
“桃花万点春三月，时有东风为扫门。（王士禛）”通过追本溯源，我们发现上海地区栽培桃的历史悠久，早在宋代就已有明确的诗文记载。明万历《上海县志》（1588年）最早明确记载水蜜桃，说明当时水蜜桃在上海县已实现规模化栽培。天启元年（1621年），张所望《阅耕余录》中最早具体记述水蜜桃。崇祯年间，王象晋《群芳谱》问世，为士林所重，推动上海水蜜桃名播海内。清代，随着《广群芳谱》刊行，加以农书、政书及官修地理志、方志的接续载录，上海水蜜桃声名日隆，不断在苏浙地区推广栽培，并逐步传播到海外。
晚清文学家姚燮（1805—1864），浙江镇海人，也是海派画家。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歌咏水蜜桃的佳作——《洞仙歌·水蜜桃》：
嫣红褪乍，爱玉浆沁齿，谁割蜂房蜜脾紫。等荔娘十八，锦笼忙缄，铃响月，驰到泖湖飞骑。
仙根蟠彩凤，酥核如珠，荡口香茄逊珍味。蕤帐梦回甜，隔镜春涡，怜一样、晕来柔腻。甚客去、西园闭重门，等萍泛年华，东风吹绮。
《洞仙歌》收录于姚燮《疏影楼词》道光十三年（1833年）刻本，词下自注：“水蜜桃随摘随食，逾时即糜，送远者以飞骑达之。……《群芳谱》云：‘水蜜桃独上洋（上海）有之，顾尚宝西园尤佳，味亚于生荔支（枝）。’”这是现存古典诗词中唯一一首歌咏水蜜桃的作品（网传王又曾《醉蓬莱·水蜜桃》等诗词是伪作），且是专为上海水蜜桃而作。姚燮通过对水蜜桃形、色、味的描绘，赋予其仙果、情谊与曼妙时光的美好意象，为我们盛夏说桃送上清甜快饮，也给我们的上海水蜜桃探源之旅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原标题：《刘平 路华卫：盛夏说桃——上海水蜜桃探源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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