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哥。”她喊我的时候，右手无名指上的翡翠戒指在路灯底下闪了一下，刺得我眯起眼睛。
我正蹲在店门口往三轮车上搬水泥。四月的傍晚，风里还带着湿气，工地刚收工，我把最后一袋五十公斤的封好了口，抬头看她。
她站在一辆白色保时捷旁边，穿着浅色风衣，头发挽在脑后，气质干净得和这条泥街格格不入。二十四年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叶晚——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咱爸病了。”她说，声音不大不小，像在谈一笔生意，“需要三十六万。”
我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打火机擦了两下才点着：“哪个爸？”
她皱了皱眉，像是没料到我会这么问。也是，开场白我都替她想好了，什么“哥，好久不见”“这些年你过得好吗”，结果她一个招呼都没打，直接要钱。
“苏建国，你亲爸。”她说，“肝上的毛病，医生说再不治就来不及了。”
我抽了口烟，把烟雾吐进傍晚的风里：“我亲爸二十几年前就把我卖了，九千块钱。买我的人是个走街串巷收废品的，叫老马，你见过吗？”
叶晚的嘴唇动了动，她的脸在路灯下白得不像话，像个被水泡过的瓷器：“哥，那时候家里实在没钱——”
“没钱？”我把烟头按在铁皮车斗上，滋出一小片焦糊味，“你妈说我是扫把星，克死了你妈。她那会儿还有三个月就生了，怕我冲了孩子，非让咱爸把我送走。挺好的，九千块，够你妈坐月子了。”
叶晚攥着手包的带子，青色的指节掐进真皮里：“我妈她……她也走了。前年的事。哥，上一辈的事咱们先不说，爸他真的——”
我的手停在三轮车把手上。老马蹲在屋门口修收音机，听见这话抬起头来，他跟了我二十几年，从我十岁被转手到废品站开始，到现在我开了这个五金店，他一直住在我后头那间平房里。
“小叶。”老马喊她，“你说你爸病了？”
叶晚转头看他，认出他了，眼眶一下子红了：“马叔……”
老马放下收音机，一步一步走过来，他腿脚不好，走路的时候半边身子往右歪，像一棵被风吹斜的老树。他在叶晚面前站定，说：“你爸当年收我钱的时候，是签了字的。他说这孩子卖断，以后生死不问。”
叶晚咬着嘴唇：“那是他糊涂……”
“糊涂不糊涂我不知道。”老马说，“我知道你哥十二岁那年发高烧，烧到四十度，你爸给废品站打过一次电话。我跟他说，带孩子去医院。他说，马师傅，那孩子已经卖给你了，跟我没关系。”
叶晚没有再说话。
风从街口灌过来，卷着灰和碎纸，她的风衣下摆被吹起来又落下。路边有辆面包车按了两下喇叭，把我店里雇的小工给唤出来，小工看见叶晚那车，眼睛亮了亮，喊我：“苏老板，你哪来这么有钱的妹妹？”
我没接话。我把最后一袋水泥从车上搬下来，拍拍手上的灰，对叶晚说：“三十六万，我一个卖五金的，拿不出来。”
“家里房子可以抵。”她急着说，“爸的退休金、医保，我们再凑凑，还差——”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我看着她，“找我凑？你开一百多万的车，你管我叫穷？”
叶晚低下头，过了很久才说：“车是借的。队里要有门面，不然接不到活。哥，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事……我一直以为你去外地念书了，妈说我大点再告诉我，后来妈也走了，我翻到老家那些旧东西才知道……”
她的声音低下去，像一根被风吹断的线头。
我背对着她，把三轮车的锁链绕好：“你走吧。三十六万你找谁凑都行，别来找我。”
“哥——”
“我不是你哥。”我说。
叶晚没有再喊。她站了一会儿，从包里摸出一张纸，想塞到店里去，小工眼疾手快地接住了，又递给我。我低头看了一眼，是省城医院的一张住院单，患者姓名苏建国，诊断栏潦草地写着几个字，我看不清。
我抬手想把那张纸撕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
那天晚上老马蹲在店门口喝了半瓶白酒，也没说话。他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抽那种很呛的旱烟，我坐在他边上抽我的“红梅”，爷俩就这么干坐到后半夜。
“你怨他不？”老马突然问。
我愣了一下，烟灰落在裤子上，烫出一个洞，我不太确定他问的是苏建国还是他自己。
“怨不怨的，钱是没有。”我说完又补了一句，“主要是没那个情分。”
老马把空酒瓶搁在台阶上，玻璃声响了一下，他叹了口气：“你记得你刚来我那会儿，天天夜里哭，哭着喊爸。我寻思过，等你有出息了，帮你打听打听他下落。可真等你有出息了点，我又不乐意了。凭什么呢？”他说着伸出手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下，像在抓住什么，“你为他哭的那些眼泪，比他卖你的九千块值钱多了。”
他说完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土，回屋去了。剩我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街对面的烧烤摊收了最后一张桌子，炭火红彤彤地暗下去。
我掏出手机，把叶晚留下的那张住院单拍了张照，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苏建国，男，67岁，肝占位待查，伴腹水。日期是三天前。
我关了屏幕，没存她的号码。叶晚的号码写在单子背面的边角上，墨水被汗渍洇开一点，我认得那支笔是女人包里常用的那种细头签字笔。
第二天早上起床，店门刚拉开，小工就急吼吼跑过来：“苏老板，门口有人找你。开着车来的，说是你妹。”
我手里的钥匙顿了顿，往门外看。叶晚换了一身朴素的衣服，牛仔裤、白T恤，头发扎成马尾，靠着那辆白色保时捷站着，脚边放着一个保温桶。她见了我，往前走两步，像演练过很多次一样开口：“哥，我给你带了粥。小米的，你小时候爱喝的那种。”
“我不爱喝粥。”我说。
她没走。她把保温桶放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三万，我和对象攒的，先垫着。爸那边我请了护工，先稳住情况。哥，剩下的我慢慢想——”
“我说了我不去。”我打断她。
她垂下眼睛：“我知道。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来要钱的。”
她说完转身钻进车里，走了。车尾灯在早晨的阳光里一闪就没了影子。
我蹲在店门口，低头看着那个保温桶。小工凑过来想打开盖子，被我伸手拍开。我自己拧开来，小米粥还热着，稀稠得当，撒了几颗红枣。
我盖上盖子，把桶拎进屋，放在货架后面。
那天下午我骑着电动车出去送货，路过县城医院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停了一下。医院门口停着救护车，两个护士推着担架车往里跑。我看了一眼，又拧了下油门走了。
晚上回去，老马正在院里给他的收音机换电池。他大概是喝了酒的，说话含含糊糊的：“她走了？”
“走了。”我在水龙头底下冲手，“留了万把块钱，说是先垫着。”
老马没接话，过了半天说了句：“你妹妹比她妈好看。”
我没搭理他。
接下来一个礼拜，日子照常过。店里进了一批角钢，卖了些水管零件，仓库里的旧货清了清。叶晚没再出现。
第八天晚上，我正在店里盘账，手机响了一声。是个陌生的号，发来的短信：哥，我是叶晚。爸转到省医院了，情况不太好。医生说还能做手术，就是费用等不了。已经欠费了，周五之前不交，就得停药。
我看着那条短信，盯着屏幕，没回。
过了十分钟，又一条短信进来：哥，我实在没别的法子了。家里那套房已经挂出去了，中介说不好卖。你要是能帮一把，哪怕几万也行，我打了借条，写我自己的名字，以后一定还你。
我把手机按灭，扔在柜台上。过了几秒又拿起来，把那条短信屏幕截图。
老马从后院过来，看我对着手机发呆，凑了一眼。
“你打算怎么办？”
“不办。”我关上账本，“她爸又不是我爸。”
“那前头那九千块——”
“那是买我的人买的。”
我说完把灯拉了，回屋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在黑暗里像一条歪歪扭扭的河。我想起那年冬天，老马带我去镇上赶集，路过一家卖糖葫芦的，我眼睛死死盯着看，老马掏了五毛钱给我买一串。山楂酸甜的味儿一入口，我突然就哭了，眼泪鼻涕糊了满脸，老马蹲下来问我怎么了，我也说不出来。
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苏建国不会给我买糖葫芦了。卖孩子和买孩子的差别，原来就在这一串糖葫芦上。老马买我，是为了一条命；苏建国卖我，是为了自己那条命。两个人之间隔着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距离。
我翻了个身，睡了。
后来的事发生得很突然——其实也不算突然，人生里那些大事，哪一件不是突然来的呢？周五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省城的区号。我摁了接听，那头说了句什么，声音很陌生。
我握着手机，站在店门口太阳底下，耳朵里嗡嗡响。
电话是省医院护工打来的。她说苏建国醒了，想见见儿子。
“哪个儿子？”我问。
那头沉默了一下：“他说他只有一个儿子。”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又放回耳边：“他叫什么呢？”
“苏建国。老人家叫苏建国。”护工说完，又补了一句，“你是苏晚哥吗？他床头放着一张照片，说是他儿子小时候拍的，我看不太像。”
我挂了电话，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太阳晒得后颈发烫，街上下学的小学生叽叽喳喳走过，有个男孩儿拿着一根烤肠，边跑边咬。我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进店，跟小工说：“我出去一趟。”
“去哪儿？”
我没答他，蹲下把鞋带系紧，站起来走出门。
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省医院比县城那个大多了，门口停着成排的车，灯火通明的。我在挂号大厅站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兜里的手机响了好几次，叶晚的号码亮在屏幕上。我没接，也没挂。
后来我找到了住院部，电梯坐到十楼，走廊尽头那间病房门虚掩着。我透过门缝往里看，病床上的老人瘦成一把骨头，枕头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保温桶，和我店里收起来的那个很像。
叶晚坐在床边，正拿勺子喂他喝粥。老人喝了两口就摇头，叶晚给他擦嘴，动作很轻。
我站在门外，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装着她那张信封装的三万块钱，本来是来还她的。
正犹豫着要不要敲门，走廊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从另一头走过来，经过我身边时停了停，偏头看了我一眼。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愣在原地的话：“你长得——挺像他年轻的时候。”
我不自然地笑了笑，手从口袋里伸出来，还没摸到门把手，病房的门自己开了。叶晚站在门里，她看见我的时候先是愣了两秒，然后眼眶一下就红了。
“哥——”
我没应她。我的眼睛穿过她的肩膀，看到病床上那个叫苏建国的人。他正侧着脸，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清。
叶晚让开半边身子：“进去吧，他一直在等你。”
我站在走廊的白炽灯底下，手里攥着那三万块钱，脚底好像长了钉子。我想起老马那天晚上说的话：“你为他哭的那些眼泪，比他卖你的九千块值钱多了。”
可我没哭。
我走了进去。病房里福尔马林和消毒水的味道猛地灌进鼻腔。苏建国挣扎着想坐起来，被叶晚按回去了，他的眼睛一直挂在我身上，嘴巴翕动着，声音瓮瓮的：“……小诚。”
我很久没听人喊这个名字了。老马管我叫“小马”，街坊管我叫“五金店苏老板”，我自己都快要忘了，我这辈子第一个名字，是叫苏诚。
我在他床边站定，低头看着他。二十四年前他把我送走的时候，我不记得他的脸了，只记得那天下雨，皮鞋踩在泥地上的声响，和一个接一个的大脚印。
现在脚印的主人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脸颊深深凹陷下去，像一个被掏空了口袋的旧包。
他伸出那只扎着针的手，往我这个方向够，够不到，又放下。
“你妈要是知道……”他说了半句，就不说了。
我什么都没说。
沉默了很久，我把手里那三万块钱拿出来，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和那个保温桶并排放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的钱。”我说，“不是替她给的。”
叶晚在旁边张了张嘴，没出声。
苏建国的眼睛湿了，他偏过头去，用衣袖蹭了一下眼角。
我在病房里呆了大概十分钟，十分钟里谁都没再说话。护工端着药盘进来，我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苏建国突然叫了我一声：“小诚。”
我站住了，没回头。
他说：“爸对不起你。”
我攥了攥口袋里空空的钱包，大步走进走廊。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从门缝里看见叶晚追出来，头发散在肩上，嘴唇翕动，说着什么。电梯门合拢了，她的脸被切断了。
我在电梯里站了一路，到了停车场才反应过来手里还攥着那张住院单的复印件，是从我店里那个信封里掉出来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塞进口袋里。单子上写着苏建国的床位号，主治医师那栏签着一个名字，字迹潦草，我辨认了半天，才认出两个字。
顾维。
我盯着这个名字，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可想了半天，脑子里空空荡荡的。
第二天回到县城，老马在店门口坐着，看见我回来，站起来拍拍裤子：“怎么样？”
“还了钱，让他见了见，该说的说了，该了了的了了了。”我说。
老马点点头，没再多问。他转身回屋，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刚才有个包裹送来，是你的。放你柜台上了。”
我进屋拆开，是个牛皮纸信封，寄件人写着顾维。我拆开一看，里面掉出来一张旧照片，和一个病危通知书一样的表格。照片是黑白的，边缘泛黄，拍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抱着一个婴儿。
男人的模样我不认得。
女人我不认得。
可婴儿胳膊上那块胎记，和我左手臂上那块，一模一样的形状。
信封里还有一行字，潦草得很：“苏诚，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苏建国的血型和你不一样。”
我站在柜台后面，外面的太阳斜斜地照进来，落在照片上，那一角泛黄的光，像一根细小的刺，扎进我眼里。
照片在我手里攥了一夜，边角被我攥出几道指甲印，硬纸壳的边缘硌着手心，像一条细小的伤口。天亮透了，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烟抽了三根，烟灰全落在脚边，没扫。老马从里屋出来倒洗脸水，看见了，也没问，蹲下来，跟自己那辆二手三轮车较劲。
我开口喊他：“马叔。”
他回过头来，日光灯在他脸上照出左一道右一道的皱纹，我忽然发现他老得厉害。以前他那张脸在废品站门口路灯底下显不出来，现在太阳一出来，清清楚楚的，像一块被水泡皱的牛皮纸。
我把照片递给他。
他接过来，端详了一眼，又翻过面来看背面。照片背面有什么？我早上看过了，写着几个字：诚儿百日，1999年6月。字迹是钢笔写的，字很工整，不像苏建国那种横七竖八的烂字。
“这谁寄来的？”老马问，声音很平，没有惊讶。
“省医院，一个姓顾的医生。”我说，“他说苏建国的血型跟我不一样。”
老马把照片折起来——我急了，一把按住他的手：“你干什么？”
他没说话。他坐在台阶上，把照片叠成一个四方小块，塞回我口袋里，像是早就知道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了。
“小诚，”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苏诚。”
“错。”他拍了拍自己膝盖，“你叫马诚。户口本上我也给改过，你一直没注意。”
我愣住了。我那会儿做生意的时候办营业执照，也没细看。他一直管我叫“小马”，我还以为他只是图顺嘴。
“什么时候改的？”我问。
“你来我这第二年。”他说，“我寻思着你既然跟了我，也没打算把你送回苏家去，就托派出所的老赵帮了忙，把你户籍挪到我名下，姓了马。你原先那些底子……”他停了停，“迁户口的时候撤干净了。”
我蹲在原地，阳光斜斜地爬过墙头，落在他脚上那双旧皮鞋上。我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不是苏建国的儿子？”
老马没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旱烟，卷了一根，点着。烟臭气窜进我鼻子里，我一直觉得这个味道难闻，那天却突然觉得亲切不起来。
“我买你那天，”他说，“苏建国带你去镇上办手续。他说他养不起了，老婆要生了，家里揭不开锅。我当时看他一个当爹的，把孩子往废品站一放，连头都不回，心里就咯噔一下。”他又抽了口烟，“后来你发高烧，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卖断了，不管了。我也没再打过。再后来有个穿中山装的人来废品站找过我，问了些你的情况，要我好好养你。我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没说。他放下一个信封，里头有两千块钱，一张你百日的照片。”
“那个人长什么样？”我问。
老马摇头：“四十来岁，下巴颏有颗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就见过那一回。后来我再没看见过他。”
“那照片上的女人呢？”
老马又盯着我看了看，那眼神让我心口发紧。他慢慢说：“你长得很像你妈。我一见你就知道。”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留我。我十岁那年，他把我从苏建国手里接过来，其实可以转手再卖，但他没有。他把我养大，供我念完初中，我自己不肯念下去，跟着他收废品，后来开了铺子。他养我，不图我什么。
可我现在才知道，他养的人可能根本不姓苏。
“那苏建国，”我声音有点哑，“他的血型——”
“我不知道。”老马说，“我只知道他不是你亲爹。你亲爹是谁，问我没用，得问苏建国的良心，或者问那个穿中山装的。”
我蹲了不知道多久，脚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抓了一把门框。老马这回没有叹气，也没有再多说。他伸手把我口袋里那个叠成小方块的照片掏出来，摊平，递回给我。
“你要是想查，就查去。不过有一条，”他说，“不管查出来是谁，你是我拿九千块买来的儿子。这话你记住。”
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很乱。
当天下午我骑电动车去了趟县医院。苏建国不在县城医院了，叶晚说三天前转院到省城。县医院这边的住院记录拿不到，窗口的人说要本人或家属带身份证来调。我给叶晚打了个电话，响了两声，她接了。
“哥？”她的声音带着点意外，“你怎么——”
“我想到省医院看个检查报告。”我说，“苏建国的血型报告，你手头有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有。你要这个干什么？”
“随口问问。”
她没再追问，说晚上拍照发给我。挂电话之前她说：“爸下午做了一次介入，人很虚弱。你要是来看他，就这两天来。”
我没应，挂了。
晚上她发来两张照片。一张是苏建国出院小结上的化验单，血型写的是AB型。另外一张是转院前的一份输血记录单，患者名字苏建国，血型那栏也写着AB。我又翻出自己体检时那份旧报告，去年办健康证查过，我没细看，但那张纸一直夹在抽屉里。我翻出来一看，上面写着：B型。
AB型的人，生不出B型的孩子。这是初中生物课学的东西。苏建国要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那叶晚呢？她管苏建国叫爸——她可能是AB型的，也可能不是。但至少这一条，把我和苏建国之间的那层东西，扯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把两张照片都存下来，又给顾维发了一条信息：顾医生，明天下午我去省医院找你，方便吗？
他没多久回了：下午三点。
第二天我坐大巴去省城。三个小时的车程，窗外是春天光秃秃的田野，麦子刚冒头。我靠在车窗上，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还是老马那句“你长得很像你妈”。我从来不知道我妈长什么样。苏建国从来不提，老马也没见过。我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一个女人长什么样子，她把我生下来，留下一个名字，然后消失了。
省医院比上次感觉来得更喧闹。住院部大楼在太阳底下白得晃眼，大门外有卖水果的、卖鲜花的，排成一条长队。我穿过人群，坐电梯上了十二楼，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开着，顾维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老花镜看片子，看见我，把眼镜摘下来。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凳子。
我没有就坐，把那张折叠的照片拿出来放在桌上：“顾医生，你认得这照片上的人吗？”
顾维低头看了看，没有马上回答。他摘下眼镜，又拿起那张照片，端详了很久，久到我能听到墙上石英钟的秒针在走动。最后他说：“这个婴儿是你。”
“照片上的女人呢？”
“我不知道。”他说，“这张照片是从一个旧信封里找到的，信封夹在你的出生记录里。当年县医院妇产科的档案移交到省里，我帮忙整理时看到的。”
“我出生的时候我妈死了？”
顾维抬起头来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温和的犹豫：“你出生时，你母亲大出血。当时条件不好，没救回来。”
“她叫什么名字？”
顾维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复印件递给我。那是一张发黄的出生登记卡，有手写的栏目：父母姓名、民族、籍贯、职业。母亲那一栏写着沈玉清，职业是县剧团唱戏的，籍贯写的是安徽寿县。父亲那一栏是空的。
沈玉清。我在心里把这个名字念了两遍，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像一个陌生人的名字。
“那苏建国呢？”我问，“他为什么能把我带到县医院去办登记？”
顾维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你出生那天夜里，县医院妇产科只有一个值班医生接生。你母亲大出血，抢救了一夜，没能活过来。第二天早上苏建国拿着一份手写的证明，说他是你父亲的同事，你母亲临终前委托他把你带回去。当时医院也没仔细查，就让他签了字把孩子领走了。”他顿了顿，“我后来查过，证明是伪造的。”
我坐在那把硬塑料椅子上，半天没有动弹。窗外的阳光把桌面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地上，像一条老旧的船。
“顾医生，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我问，“你跟沈玉清是什么关系？”
顾维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门口的方向。我一个激灵，跟他一起看过去，叶晚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正在低头发消息。她抬头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目光慢慢沉了下来。
“你也是来找顾医生的？”她把手机塞进口袋，语气带着一丝说不清的味道。
“他来看我的。”顾维说。
叶晚的视线在我的脸和顾维之间来回扫了两遍，她说：“哥，爸的情况不太好，主治医生说如果撑不过这个星期，就准备放弃了。”
我站起来，把那张照片和复印件塞回口袋里：“那不正好？他死了我就更不用还他钱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是后悔我说了什么，是后悔在这个地方、当着这个人的面说了出来。叶晚的脸白了一下，她的嘴唇抖了抖：“苏诚，你说的是人话吗？”
“我叫马诚。”我说，“你爸把我卖的那天起，我就不姓苏了。”
叶晚站住没动，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她说：“就算他不是你亲爹，他养了你十年。十年里他当你是儿子，给你起了名字，带你赶集，给你买糖葫芦——”
“你闭嘴。”我打断她。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攥着口袋里的照片，纸角硌着指尖，手在不自觉地发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发抖，也许是因为她提到了糖葫芦，也许是因为她提到了那十年。那十年的记忆我已经没有多少了，模糊的，小片的，像一块被撕碎的照片。我记得苏建国那年带我去镇上买秋衣，他蹲在摊子前挑了半天，挑了一件蓝的。后来那件秋衣穿在身上两个冬天，袖口磨破了他给我补了一块。补丁是他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像一条蛇爬过。
可后来他把我卖掉了。卖给老马的时候，他连头都没回。
我把那点记忆从眼前拨开，看着叶晚：“他养我十年，他把我卖了。你妈养你二十几年，她把你教成什么样子？”我顿了一下，“开着车来跟我要三十六万，你也不差。”
叶晚站在那里，眼眶红了，她没哭，咬住了牙。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身往病房方向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苏诚，我没有要你拿钱。我只是想……爸的命，你就算一点感情没有，也来看他一眼，行不行？”
“我不是来看他的。”我说，“我是来查我妈的。”
叶晚的背影僵了一下，她没回头，继续走了。
顾维在旁边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等叶晚走远才说话：“你们兄妹俩……”
“她不是我亲妹妹。”我说。
顾维沉默了很久，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我知道。沈玉清当年怀孕的时候，没有登记丈夫。苏建国后来领你走，是因为他欠沈玉清一个人情，还是有别的缘故，我不知道。”他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点欲言又止的深意，“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你母亲当年在县剧团，有个姓江的编剧和她走得很近。风言风语多了半年，后来那个姓江的调走了。你母亲没跟任何人结婚，第二年秋天你就出生了。”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姓江的叫什么？”
“档案上只有个姓，全名不知道。”顾维说，“我也是老同事闲聊时听来的，未必准。”
我站在原地，走廊的灯在头顶嗡嗡响，空调风口吹出一股冷风，我后背的汗被吹得发凉。姓江的，编剧，安徽寿县的沈玉清，县剧团。这些信息拼在一起，像一块碎掉的拼图，缺少中间最关键的那块。
我离开办公室时，经过苏建国的病房门口，脚步不自觉地停了。门上有一块小玻璃，能看到里面的情景。苏建国靠坐在床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鼻子里插着管，脸侧向窗户。叶晚坐在他床边，正拿毛巾给他擦手。他的眼睛半睁着，嘴唇翕动，像是在说些什么。叶晚欠身过去听，听了两句，眼泪落了下来。
我站在走廊里，隔着那块玻璃，握紧了口袋里那张照片。我想进去问他，问他为什么要领走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问他沈玉清到底是谁，问她死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可我又不想进去。我欠他什么？他把我卖了，我又从老马那里得到一条命，这笔账算不清。如果我进去问，问出一个我不知道的答案，那我的人生算什么？我叫了三十来年的名字，到底是谁的名字？
我转身走了。
出了住院部大门，下午的风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土腥味。我没有直接去汽车站，拐进了医院对面的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碗面，坐在角落，慢慢地吃。面条太烫，我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热气一丝一丝地寡掉。
手机又响了，是叶晚发来的一条消息，很短：“爸说他想见你，最后一面。你愿意来就来，我不逼你。”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直到屏幕上那行字也跟着热气一起模糊了。我删掉了那条消息，退了饭钱，走出饭馆。大巴站对面有一家冲印店，玻璃橱窗里摆着几张旧样的照片，我看着那几张照片，忽然想起顾维说的话：“姓江的编剧……”
“江”这个姓，在我认识的人里很少。老马说那个穿中山装的人没有南方口音，苏建国的口音是本地人，那这个“姓江的”呢？我掏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县剧团 江编剧”几个字，等了半天，只出来几行无关的信息。我没抱多大希望。
我又从口袋里翻出那张出生登记卡的复印件，在父亲那一栏的空白处，好像有什么痕迹，不太明显，像是当年有人写过，又擦掉了。我把纸对着太阳光仔细辨认，笔痕很淡，但隐约能看出一个轮廓，是一个字。那个字斜在纸上，笔画稀疏，像江又像沈，我认不清。
我把纸重新折好，装回口袋里，抬头看向远处的县城方向。晚霞烧红了半边天，风把路边一个塑料袋吹起来，在半空打转，然后挂在电线杆上，晃来晃去。
我坐最后一班大巴回去。老马在店门口等我，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见我回来了，也没问。他拿空碗倒了一碗，放在对面凳子上，我便坐下来，把碗里那半碗酒一口闷了。辣得呛喉，我咳了两声，老马就笑。
“查到什么了？”他问。
“查到我妈叫沈玉清，”我说，“县剧团唱戏的，生我的时候大出血没救过来。苏建国不是我亲爹，他只是领走我的人。”
老马慢慢点了点头，像是早猜到这一节。他喝了口酒，清了清嗓子：“那你还想查吗？”
“想查。”我说，“我想知道那个姓江的到底是谁。可是——”我顿住，又倒了半碗酒，“又怕查出来是个比苏建国还不堪的人。”
老马把酒碗搁在桌上，朝我偏过头来：“不管查出来什么样，你都是我儿子。我这话说在前面了，你心里有点底就行。”
我没答他。夜里风凉，他起身回屋时拍了拍我的肩，什么话都没再说。
我坐在店门口，手机屏幕不知何时又亮了一下，是一条新来的短信，来自顾维：“我找到了一封旧信，是沈玉清生前写的一封家书，放在她的病案资料里。你要是想看，来省城取。”
我看着屏幕，没有马上回复。远处的公路上有火车的轰鸣声从县城另一头穿过来，灯光一盏一盏灭了。我把手机关了，搁在膝盖上，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风把那张旧照片的边角吹起来了一点。我按住它，指尖在婴儿那张模糊的脸上停了一下。照片上那个襁褓里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母亲十月怀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生下来，不知道怎么就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路上去。
我用力捏了捏口袋里的纸边，站起来，回屋，把灯拉灭。窗外的月亮升到中天，白晃晃的，照着五金店门口那辆旧三轮车和车斗里没卸完的水泥，像盖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时，眼前还是那张出生卡上那个模糊的字，一笔一画地散开，又拼拢。拼拢，又散开。像是有一个名字，在很远的地方等着我。
我到省医院的时候，天阴着，走廊里的灯白得发闷。顾维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正对着窗户喝保温杯里的茶，见我进来，没多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一封信，夹在你母亲的病历档案里。我整理的时候看见的，一直没拆。”他把纸袋推到我面前。
我坐下来，纸袋边角泛黄，封口处贴着一张窄窄的胶带，胶带已经发脆，一碰就碎。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两页信纸。纸是那种老式的带横格的信纸，字是大红色的钢笔字，用劲很重，有的地方把纸面都划出了痕。
信的开头是“默”。
我抬起头看顾维：“默是谁？”
“你往下看。”他说。
我把目光重新落回纸上。字迹娟秀，带着一点潦草，像是写得很快。
“默：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给你写这封信。你走时说让我等你，等秋天来，等戏散场。现在戏都散了，快两年了，你没有再来。我不怪你。你家里那关过不去，我知道。但有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我有孩子了。你的。”
我看到这一行，手指不自觉地抖了一下。
“我没法告诉别人。苏建国是个厚道人，他答应照顾我到生完。你不用担心我，有他在，我不会饿着。只是孩子生下来，我想给他取名叫诚。诚实的诚。你别怪我。你要是愿意回来，孩子还有爹。你要是不回来，我也不勉强你。我唯一求你一件事：将来孩子长大了，如果他问你，你哪怕不见他，也写几个字告诉他，你不是不要他，你只是身不由己。”
落款是沈玉清。日期是九八年十一月。
信纸末尾还有一行，字更小更挤：“存够了钱我就来找你。你别娶别人。”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纸张边缘被我的指甲掐出一道白印，我赶紧松开手，怕把那行字弄坏了。
“这封信……没寄出去？”我听见自己声音有点哑。
顾维摇了摇头：“我查过邮戳。信应该是在你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写的，但没有寄出记录。也许是当时来不及，也许是后来有人收下了没让她寄。”
“苏建国？”
“我不知道。”顾维说，“这封信和你的出生登记卡放在一起，藏在病历袋的夹层里，如果不是那年病历归档的时候拆开来清理，根本不会被人发现。”
我拿着信纸，又读了一遍，那些字像一根一根细小的针扎进眼睛里，我眨了眨眼，把纸折好，放回纸袋里。
“他什么时候走的？”我问。
“谁？”
“那个默。他叫什么全名？”
顾维想了想：“档案里有查过。江默。原来县剧团的编剧，后来调去了省文化馆，再往后就不知道了。我帮你打听过，有人说他在文化馆退休了，住在东城区。”
我站了起来，椅子腿擦过地砖，发出一声尖响。
“你打算去找他？”顾维望着我。
“我去看看。”我说完又觉得这话有点可笑，“我去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顾维没有拦我，只让我把那封信带上。我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下，调整了呼吸。走廊尽头就是苏建国的病房，我远远看了一眼，门关着，里面没有传出声音。
我转身往电梯走。
省文化馆在东城区，老城区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两侧是高大的梧桐。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子，字都模糊了。门房大爷探出头来问我找谁。
“江默。”我说。
大爷打量了我一眼：“江老师退休好几年了，不常来。”
“他住哪儿？”
“你谁啊？”大爷警惕起来。
我犹豫了一下：“我是……他老家的一个晚辈，托我来看他。”
大爷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写了个地址递给我。我接过来，道了谢，走出巷子。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路面上落成一小片一小片碎光。我把那张纸攥在手里，纸上是一个小区的名字和楼栋号。
我打了辆车过去。小区不大，绿化很好，沿着围墙种了一排桂花树。我在楼下站了一阵，才摸出手机拨了顾维给我的那个号码。响了两声，通了。
“喂？”那头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请问是江默江老师家吗？”我一口气说，“我是省医院的顾医生介绍过来的，想找你了解一点旧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旧事？”
“沈玉清。”
那头没有声音了。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才听见他说：“你上来吧，六楼，东户。”
单元门的门禁滴了一声，我推开进去，电梯门上贴着物业的广告纸。我按了六楼，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上去，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出了电梯，走廊尽头东户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屋里光线有点暗，客厅不大，墙上挂着一排黑白照片，分不清是剧照还是合影。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正在喝茶，见我进来，他放下茶杯，慢慢抬起眼睛。
我看见那双眼的时候，胸口猛地抽了一下。
那是一双和我几乎一模一样的眼睛。
他望着我，目光平静，但握着杯子的手轻轻颤抖了一下，茶水在杯沿晃了荡，洒出来几滴。
“你长得……很像你妈。”他说文绉绉的，声音不大，“坐吧。”
我没有坐。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心里喊着“江默”这个名字。我想过很多遍，如果见到这个人，我第一句要说什么。可此刻真正站到他面前，我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也没有催我。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指了指窗边另一张椅子：“你母亲那封信，你看了？”
我点了点头。
他放下茶杯，慢慢叹了口气：“我等了这封信半年。后来我听人说，她嫁给了苏建国，孩子也姓了苏。我以为她等不了我，作了别的打算。”他一顿，声音沉下去，“我不知道那封信的存在。我要是知道……”
他说到这里就停了，像是不确定该怎么接下去。
“那你后来找过她吗？”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有只鸟扑棱着翅膀落在阳台栏杆上，又飞走了。
“找过。”他说，“第二年春天，我托人回过县里。人回来说，沈玉清不在了，苏建国带着个孩子。我以为是他们的孩子。”他又喝了口茶，目光落在墙上一张泛黄的剧照上，“再后来，苏建国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你妈生那孩子的时候难产，大出血，没救过来。我当时……”他喉咙动了一下，“我寄了一笔钱回去，让苏建国给孩子办个好一点的丧事，把剩下的钱存着给孩子念书用。”
“寄了多少？”我问。
“九千。”他说。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九千。
苏建国把我卖给老马，收了九千。
那笔钱，是他从江默那里拿到的，还是他另外开的口？我没有再问，但那个数字像一根绳子，把我从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拽回了那个下雨的泥巴路上。
江默看着我的脸色，大概也察觉了什么，他放下茶杯：“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着，声音有点干，“苏建国把我卖了，卖给了收废品的老马。收的钱，正好是九千。”
江默的眼睛倏地睁大了。他站起身来，藤椅在他身后晃了几下才停住。他的嘴唇翕动了两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像是什么都说不出来。片刻后，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他是怎么说的？他卖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吃白饭，他养不起。”我说。
江默用手背掩了一下眼睛，转过身去，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回来。他的眼角泛着红，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对不起你妈。”他说，“也对不起你。”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个和我眼睛一样的人，心里滋味复杂得很。我想恨他，恨他当年扔下我妈一个人走了，恨他不知道真相，恨他寄了九千块钱却成了我这条命被标价卖掉的一个数字——可我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和苏建国之间，隔着二十几年，隔着无数个没有被拆开的信封、没有被投递的信，以及被掐断的真相。
“苏建国现在病了，在省医院。”我说，“要三十六万才能治。”
江默一愣，随即问：“你要我出这个钱？”
“我没这么说。”我动了动嘴唇，“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江默在原地站了很久，然后他慢慢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的桂花树，说：“我出这个钱。”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妹妹的爸。”他顿了顿，目光没有转过来，“也因为……你妈临终前托付的人是他，不是气话。”
我站在他身后，听着他的话，像有一点什么在心里慢慢地裂开了。
我离开江默家的时候天快黑了，手机上有两个未接来电，都是叶晚的。我回拨过去，她接起来，声音带哭腔：“哥，爸刚才昏迷了一次，医生说可能就这两天了。你来一趟吧，他想见你，有话要跟你说。”
我挂了电话，打车回医院。
苏建国的病房门口亮着红灯，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就喊：“是家属吗？病人醒了，正在输液，别让他多说话。”
我推门进去。病床上，苏建国比上次见我时更瘦了，眼窝深陷，两颊的骨头把皮肤撑成一块布。叶晚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看见我，起身让了位子。
我走到床边，苏建国微微侧过头来，浑浊的眼睛里映着头顶的白灯。他费力地张了张嘴，声音像锯木屑一样沙哑：“小诚……你见到他了？”
我一怔：“谁？”
“那个姓江的。”他闭了闭眼，“你去找他了，还是他来找你了？”
“我找到他了。”我说。
苏建国的嘴唇颤了颤，好半天才又开口：“他是不是给你钱了？”
“他说，他给你寄过九千块。”我看着他的眼睛，“苏建国，你把我卖了九千块，是从他那里拿的钱吧？”
病房里安静得只剩心电监护仪有规律的滴答声。叶晚愣在原地，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苏建国没有否认。他闭上眼睛，好一会儿才说：“那笔钱，我没有全用。”他说着，手向枕头底下摸去，叶晚赶紧上前帮他。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折得发皱的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展开。那是一个银行存单的复印件，日期是九九年三月。户名是苏诚，金额是九千元整。存单的下面用蓝色钢笔写着一行字：给孩子的，念书用。
字迹是江默的。
苏建国说：“我存了十五年。后来你开店缺周转，老马来找我拿的，我没给，我让他从你仓库里搬了些货抵。”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再后来，这笔钱就被我花完了，治病，抽药，给晚晚上学。你怨我，你该怨。”
叶晚在旁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攥着那张存单复印件，指节泛白。我没说话，站在那里，病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苏建国又张了张嘴，仿佛还想说什么。就在这时候，门口传来几声敲门的声响。我回过头去，走廊的灯光下，江默站在那里。他换了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外套，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老旧的帆布包。
他朝我看了一眼，然后目光落在病床上的苏建国身上。
叶晚不认识他，茫然而警惕地站起来：“你是谁？”
江默没有看她。他望着苏建国，声音不高不低地说：“苏哥，我来看你。当年你告诉我孩子没了，我信了你。那笔钱，你说你是替孩子保管的，我也信了你。你病了，我不跟你算旧账，这三十六万，我来填。”
他说着，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放在门口的矮柜上。
病房里静得可怕。苏建国半睁着眼，胸口起伏了几下，最后笑了笑，说：“江默，你终究是比她等我等得久。”
就在这时候，叶晚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脸色突然变了，接起电话只说了两句，手机便从她耳边滑落，磕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怎么了？”我问。
叶晚抬头看我，嘴唇惨白：“老马叔……县医院打来的，说他今天下午在店里搬货的时候摔了一跤，人已经送到急救室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张存单复印件从手里掉下去，飘落在地砖上。我转身就往外跑，江默在身后喊了我一声，我没有回头。
我赶到县医院的时候，老马的急救室灯还亮着。小工蹲在走廊椅子上，脸白得像纸，看见我“腾”地站起来：“苏老板，马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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