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爸那三十三万，一分都别想拿出来。”
四年前我妈躺在病床上说的这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却亮得吓人，死死攥着我的手腕说：“安禾，你记住，你大伯沈国梁不是个好东西。妈走了以后，他肯定要来打这笔钱的主意。”
我当时觉得她想多了。
我妈叫宋知筠，在城南开了二十年建材店，攒下五百三十万存款。她查出来胰腺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前后不到三个月人就没了。走的那天晚上，我守在她床边，她断断续续跟我说了很多话，大部分我都记不清了，唯独那句“防着你大伯”，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脑子里。
那年我十八岁，刚高考完。
我妈的丧事是我爸和大伯一起操办的。我爸叫沈国栋，在机械厂当了大半辈子技术员，老实巴交一个人，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拧螺丝。我妈活着的时候常说他是“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我妈一走，他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整天坐在客厅里发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丧事办完第三天，大伯来了。
沈国梁推开我家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箱牛奶，脸上挂着那种我从小就熟悉的笑容——嘴角往上翘，眼睛却不笑，看着特别假。他在我们家沙发上坐下，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说：“国栋啊，弟妹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大哥替你想想办法。”
我爸抬头看他，眼睛里全是血丝：“什么办法？”
“你看啊，”沈国梁掰着手指头算，“安禾马上要上大学了，学费生活费一年少说要三五万。你这工资一个月才几千块，怎么供？弟妹留下的那笔钱，放在银行里吃利息，一年到头也就那么点。不如拿出来，大哥帮你做个生意，保证比你存银行强。”
我爸没说话。
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咯噔一下。我妈刚走三天，尸骨未寒，他就来打这笔钱的主意了？
但我当时不敢说什么。沈国梁在我们家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他比我爸大五岁，从小就是我爸的“主心骨”。我爸什么事都听他哥的，连娶我妈这件事都是他哥撮合的。我妈活着的时候就不待见大伯，说他“心眼太多”，但我爸从来不听。
“大哥，这事……再说吧。”我爸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
“再说？”沈国梁的脸沉下来，“国栋，你别犯糊涂。安禾还小，不懂事，你得替她打算。这钱要是放在银行里，几年下来就被通货膨胀吃光了。大哥在城东认识一个搞工程的老板，人家愿意带咱们入一股，稳赚不赔的买卖。”
我爸还是不说话。
沈国梁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安禾，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说大伯说得对不对？”
我抬起头看着他，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我妈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枕头底下还压着她生前用的那把桃木梳子，上面沾着她的气息，淡淡的洗发水味混着中药味。我把梳子攥在手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翻遍了我妈所有的遗物，在她的衣柜夹层里找到了那张银行卡。密码我知道，我妈住院的时候让我去取过钱，用的是我的生日。我把卡揣进口袋，骑着自行车去了市里的建设银行。
柜台的小姑娘问我取多少钱，我说不取钱，我要办业务。
我把我妈留下的五百三十万全部转进了信托账户。这是我妈住院期间跟我提过的，她说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让我把这笔钱交给专业的信托机构打理，谁都不能动。我当时以为她在说胡话，没想到她早就替我想好了。
信托经理姓周，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她看了我一眼，问：“小朋友，你成年了吗？”
“昨天刚满十八。”我说。
“你确定要这么做？这笔钱一旦进了信托，五年之内是不能随意支取的，每年只能按比例提取一部分收益。”
“我确定。”
周经理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大概是看出了我眼里的坚决，没再多说什么。她把合同推到我面前，指着签字的地方说：“在这里签你的名字。”
我握着笔，手有点抖，但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三个字：沈安禾。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给我爸发了条短信：“爸，妈的钱我存起来了，谁都拿不走。”
我爸回了个“哦”，就再也没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大伯说这件事。反正从那以后，沈国梁再也没有提起过那笔钱。但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以前是长辈看晚辈的那种漫不经心，后来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像是猎人盯着猎物，又像是赌徒盯着筹码。
四年很快过去了。
这四年里，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金融管理。信托账户每年会按时打到我的卡上一笔钱，不多不少，刚好够学费和生活费。我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周末去奶茶店端盘子，暑假去公司实习，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还算安稳。
我爸还是老样子，在机械厂上班，下班回来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他不怎么跟我打电话，偶尔发条微信也是“吃饭了吗”“天冷了多穿点”这种。我知道他想我，但他不会表达。
至于大伯沈国梁，这四年他倒是没怎么来找麻烦。听说他跟着那个工程老板干了一票大的，赚了不少钱，在城南买了套房子，还给堂哥沈明轩买了一辆二十多万的车。每次过年回家，他都穿得人模狗样的，脖子上挂根金链子，说话嗓门都比以前大了。
今年五一，堂哥沈明轩要结婚了。
消息是我爸打电话告诉我的。他说沈明轩找了个城里姑娘，家里条件不错，女方要三十三万彩礼。大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还在市里最好的酒店订了五十桌酒席。
“安禾，你堂哥结婚，你得回来。”我爸在电话里说，“你大伯说了，让你当伴娘。”
我说好，挂了电话就开始收拾行李。
回老家那天是四月二十八号，天气热得要命。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又在镇上打了辆摩的，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白色宝马，车牌还没上，一看就是新车。
我爸站在门口等我，看见我从摩的上下来，赶紧迎上来帮我提箱子。他比四年前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背也有些驼了。他看着我，咧嘴笑了笑说：“长高了，也瘦了。”
“爸，院子里的车是谁的？”
“你大伯给你堂哥买的，说是结婚用的婚车。”我爸压低声音说，“花了好几十万呢。”
我没说话，跟着他进了屋。
屋里坐满了人，大伯沈国梁坐在正中间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喝茶。堂哥沈明轩坐在他旁边，穿着一件花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看见我进来，沈明轩冲我摆了摆手：“哟，大学生回来了！”
“堂哥。”我叫了一声，在他对面坐下。
沈国梁放下茶杯，笑眯眯地看着我：“安禾啊，四年不见，越长越漂亮了。听说你在省城念书？学的什么专业来着？”
“金融管理。”
“金融好啊，将来毕业了去银行上班，体面。”沈国梁点点头，话锋一转，“对了安禾，你妈那笔钱，还在吗？”
我心里一紧，面上不动声色：“在啊，怎么了？”
“没什么，随便问问。”沈国梁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大伯就是替你操心，那笔钱放了好几年了，也不知道增值了没有。你要是不会打理，大伯可以帮你看看。”
“不用了大伯，我自己能搞定。”
沈国梁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行，你有主意就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床头柜上我妈的照片上。照片里的她笑得很好看，眼睛弯弯的，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我拿起照片，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轻声说：“妈，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拿走一分钱的。”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九号，距离堂哥婚礼还有两天。
一大早，我就被我爸的敲门声吵醒了。他站在门外，脸色很不好看，手里攥着一张纸，嘴唇哆嗦着说：“安禾，你大伯刚才来了，说……”
“说什么？”
“说明天要去银行取三十三万，给你堂哥随份子。”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
“爸，你说什么？大伯让我们去银行取三十三万给他随份子？”
我爸点了点头，把手里的纸递给我。那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堂哥婚礼的礼单，密密麻麻列了一大串名字和金额。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我爸的名字：沈国栋，三十三万。
“你大伯说了，这是规矩。”我爸的声音很低，眼睛不敢看我，“他说当初你妈生病的时候，他借给咱家好几万块钱，这次就当还他了。”
“他什么时候借过钱给我妈？”我气得手都在抖，“我妈生病的时候，他一分钱都没出过，连医院都没去过一次！”
“安禾，你别激动……”我爸搓着手，一脸为难，“你大伯说那是九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你还小，不知道。”
“九年前？”我冷笑一声，“九年前我妈的建材店刚开张，确实缺钱周转，但她宁可去银行贷款，都没找你那位好大哥借过一分钱。这事我妈亲口跟我说的，她说大伯那个人，借钱容易还钱难，沾上了就甩不掉。”
我爸不说话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心里的火压下去，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爸，那笔钱现在在信托账户里，五年期限没到，取不出来。就算能取，我也不可能拿三十三万给堂哥随份子。凭什么？他结个婚，我们要掏这么多钱？”
“可是你大伯说了，这是给咱家长脸的事……”我爸还在试图说服我，“你想啊，明轩是你亲堂哥，他娶媳妇，咱们家随个大礼，亲戚朋友都看着呢，多有面子。”
“面子值三十三万？”我看着我爸，突然觉得他很陌生，“爸，你知道我这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一个月生活费不到一千块，周末去奶茶店打工，一站就是十个小时，脚底板疼得走路都瘸。我为什么这么省？因为我知道那笔钱不能动，那是妈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
我爸的眼圈红了，低下头不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也不好受，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辈子被他哥拿捏得死死的。沈国梁说什么他都信，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我妈活着的时候还能替他拿主意，我妈一走，他就彻底成了他哥手里的提线木偶。
“安禾，要不这样，”我爸抬起头，试探着说，“你先取一部分出来，凑个十万八万的，大伯那边我去说……”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一分都不行。”
说完我转身回了房间，把门摔上了。
我坐在床边，掏出手机翻了翻信托账户的信息。四年下来，账户里的钱经过专业团队的打理，已经从五百三十万增值到了将近六百万。按照合同约定，五年期满之后我可以选择续约或者全额赎回，但现在距离期满还有整整一年。
也就是说，就算我想取钱，也取不出来。
这本来是件好事，意味着没人能动这笔钱。但在大伯眼里，这反而成了我的把柄——他会觉得我是故意不取，存心跟他作对。
果不其然，当天下午大伯就找上门来了。
这回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堂哥沈明轩和我二叔沈国平。二叔是个墙头草，谁有钱就跟谁亲近，这些年一直跟在大伯屁股后面转。三个人往我家客厅里一坐，那阵势就跟来讨债似的。
沈国梁翘着二郎腿，叼着烟，眯着眼睛看我：“安禾，听说你不愿意拿钱？”
“大伯，不是我不愿意，是那笔钱现在取不出来。”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一些，“我妈走的时候办了信托，五年期限，现在还差一年才到期。”
“信托？”沈国梁嗤笑一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叫信托？别是被别人骗了吧？”
“合同是我亲自签的，经办人是正规金融机构，不会有问题。”
“那你把合同拿来我看看。”沈国梁伸出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包里翻出了那份信托合同的复印件。沈国梁接过去，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他把合同递给二叔：“你看看，这写的什么东西？”
二叔接过去看了半天，挠了挠头说：“我也看不懂，反正就是说这钱不能动呗。”
“不能动？”沈国梁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冷冷地看着我，“安禾，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妈留下的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做主？那是你爸和你妈的夫妻共同财产，你爸也有份！”
我愣住了。
这一点我还真没想过。我妈去世的时候，家里的财产确实有一半是属于我爸的。我把所有钱都转进了信托，从头到尾没跟我爸商量过，严格来说确实不太妥当。
“爸，”我转头看向我爸，“你觉得呢？”
我爸张了张嘴，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我，最后低下头说：“我听你大伯的。”
那一刻，我的心凉了半截。
沈国梁满意地笑了，站起来拍拍我爸的肩膀：“这才对嘛，国栋。你放心，大哥不会亏待你的。明轩结婚，你这个当叔叔的随个大礼，将来明轩发达了，还能忘了你？”
我在旁边听着，拳头攥得指节发白。
“这样吧，”沈国梁转过身看着我，“既然合同签了取不出来，那就想办法。安禾，你不是学金融的吗？肯定有路子能把这笔钱弄出来。实在不行，去找那个信托公司商量商量，交点违约金也行。”
“违约金是百分之十五。”我说。
“百分之十五怕什么？你那里头有五百多万，扣掉违约金还剩四百多万，够你花的了。”
“大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妈临终前交代过我，这笔钱要留着给我爸养老，不能动。”
沈国梁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然后缓缓开口：“沈安禾，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惦记你妈那点钱？”
“我没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沈国梁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几上的杯子都跳了起来，“我沈国梁混了大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我会稀罕你那几个臭钱？我是在替你爸着想！你倒好，好心当成驴肝肺！”
二叔在旁边帮腔：“是啊安禾，你大伯也是为了你们家好。你看你爸一个人在老家，孤苦伶仃的，你大伯平时没少照顾他。现在你堂哥结婚，随个份子钱不是应该的吗？”
“那也用不着三十三万。”我咬着牙说。
“三十三万怎么了？”沈明轩终于开口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我爸说了，这是给咱家长脸。你要是不愿意，以后就别叫我堂哥了。”
我看着他们三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配合得天衣无缝。我突然明白我妈为什么临死前都要叮嘱我防着大伯了——她太了解这家人了。
“行，”我深吸一口气，“钱的事我再想想办法。但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至少要给我几天时间。”
沈国梁眯起眼睛看着我，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拖延时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点了点头：“行，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明轩婚礼前一天，我要看到钱。”
说完他站起身，带着二叔和堂哥扬长而去。
门关上的一瞬间，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气的。
我爸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安禾，你真能想到办法？”
“爸，”我抬起头看着他，“你就那么听大伯的话？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我爸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说：“他毕竟是你大伯，是一家人……”
“一家人？”我苦笑一声，“妈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大伯这种人，嘴上喊着一家人，心里盘算的全是自己的利益。你今天信了他，明天吃了亏，他不会管你的。”
我爸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到底该怎么办。信托账户的钱确实取不出来，就算能取，我也不可能拿三十三万去随份子。可大伯那边咄咄逼人，我爸又耳根子软，我怕他扛不住压力，自己跑去银行闹。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的建设银行。
接待我的还是那个周经理，四年不见，她还是戴着那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她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沈小姐，根据合同条款，提前赎回确实需要支付违约金。但我可以帮你申请一个特殊处理方案——部分赎回，也就是只取出一部分资金，剩下的继续放在信托里。”
“能取出多少？”
“按照合同规定，每年可以提取不超过总资产百分之十的收益部分。目前你的账户累计收益大约七十万，你可以提取其中的七万左右。”
七万。
离三十三万差了整整二十六万。
“只有这个办法了吗？”我问。
周经理推了推眼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信托资产做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但需要你父亲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而且贷款的金额也不能超过信托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我眼睛一亮：“这个可行吗？”
“可行是可行，但你父亲愿意签字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爸现在完全被大伯牵着鼻子走，要是让他知道我宁愿贷款都不肯动那笔钱，他肯定会觉得我不懂事，说不定还会跑去跟大伯告状。
“我再考虑考虑。”我跟周经理道了谢，走出了银行。
站在银行门口，我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突然觉得很累。我才二十二岁，就要跟自己的亲大伯斗智斗勇。别人家的长辈是遮风挡雨的伞，我家的长辈是往你身上泼脏水的桶。
手机响了，是我爸打来的。
“安禾，你在哪呢？”他的声音很急，“你快回来，你大伯又来了，这回还带了律师！”
我赶回家的时候，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车牌不是本地的。客厅的门敞开着，远远就听见大伯沈国梁的声音，中气十足，像是在宣布什么重要决定。
我跨进门，看见客厅里坐着四个人。大伯沈国梁坐在正中间的单人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二叔沈国平坐在他旁边，手里捧着一杯茶，时不时点头附和。我爸坐在对面的双人沙发上，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关节都捏白了。
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深蓝色西装，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看起来四十出头，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不用猜，这就是大伯带来的律师。
“安禾回来了？”大伯看见我，脸上堆起笑容，但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假，“来来来，坐下，大伯正跟你爸商量事儿呢。”
我在我爸身边坐下，看了一眼那个律师，问：“大伯，这位是？”
“哦，这是李律师，我在市里找的，专门处理家庭财产纠纷的。”大伯弹了弹烟灰，说得轻描淡写，“安禾啊，大伯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昨天回去我想了想，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那笔钱毕竟是弟妹留下来的，你舍不得动也正常。”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但是，”大伯话锋一转，“你爸的权益也得保障。弟妹走了，那笔钱有一半是你爸的，这是法律规定的。你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决定，就把你爸的那一半也锁死了，对不对？”
李律师适时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我面前：“沈小姐，这是一份财产分割协议。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宋知筠女士去世后，其名下的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百分之五十应当归属于沈国栋先生。沈国栋先生有权处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我接过文件，快速扫了一遍。协议写得很专业，大意就是要把我妈留下的存款分成两份，一份归我爸，一份归我。我爸的那份他可以自由支配，包括用于“家庭人情往来”之类的用途。
“安禾，”我爸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爸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你大伯说得对，那钱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明轩是你亲堂哥，他结婚，我这个当叔叔的不能太小气。”
我看着我爸，心里堵得厉害。他不是不懂道理，他只是太容易被说服了。大伯说什么他都信，律师拿出文件他就觉得有道理，从来没想过这些人是不是在算计他。
“爸，这份协议我不能签。”我把文件放在茶几上，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我不是不想给你钱，而是这笔钱现在真的取不出来。信托合同有法律效力，提前赎回要付违约金，而且需要所有受益人签字同意。”
“那就签啊！”大伯一拍大腿，“你签个字，你爸签个字，钱不就出来了？”
“大伯，受益人不止我和我爸两个人。”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妈在设立信托的时候，指定了三个受益人——我、我爸，还有我外婆。”
空气突然安静了。
大伯的笑容僵在脸上，二叔端着茶杯的手顿住了，连李律师都皱了皱眉。
“你外婆？”大伯的声音提高了八度，“那个老太婆都快八十了，你妈还把她列为受益人？”
“这是我妈的决定。”我说，“我妈说外婆养了她二十多年，她没能给外婆养老送终，这笔钱就当是补偿。”
这话当然是假的。我妈设立的信托受益人只有我一个，我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大伯这个人最怕麻烦，一听说还要牵扯到我外婆家的人，他肯定会重新掂量掂量。
果然，大伯的脸色变了。他掐灭烟头，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看着我：“安禾，你这话是真的？”
“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信你可以去信托公司查。”
大伯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判断我是不是在撒谎。最后他哼了一声，对李律师说：“李律师，你明天去查一下，看看这个信托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沈先生。”李律师点了点头。
大伯又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一些：“安禾，大伯也不是非要为难你。这样吧，既然信托那边手续麻烦，咱们先不管那笔钱了。你爸这边，你看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凑一凑？三十三万不行，二十万总可以吧？”
“我身上只有两万块，是我打工攒的学费。”我说，“大伯要是不嫌弃，这两万块我可以拿出来。”
“两万？”大伯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你打发叫花子呢？”
“那我也没办法了。”我摊了摊手，“我一个学生，哪来的钱？”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二叔在旁边打圆场：“算了算了，大哥，安禾也不容易，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读书，能攒两万块已经很不错了。要不这样，国栋这边先拿两万，剩下的咱们再想想办法？”
大伯没说话，阴沉着脸坐回沙发上，又点了一根烟。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暂时过去了，但我低估了大伯的决心。
第二天上午，我还在睡觉，就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我爬起来透过窗户往外看，看见大伯带着三四个人站在院子里，其中一个穿着银行的工作服，手里拎着一个工具箱似的东西。
我心里一沉，赶紧穿好衣服跑出去。
“大伯，你这是干什么？”
沈国梁看了我一眼，皮笑肉不笑地说：“安禾，大伯找了银行的师傅来，帮你看看你妈那张银行卡到底还能不能用。万一你被人骗了，那信托是假的呢？”
“不可能，合同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查了才知道。”大伯一挥手，那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走进了屋子。
我拦在他面前：“你们不能随便查别人的账户！”
“谁说不能？”李律师从后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这是沈国栋先生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他作为宋知筠女士的合法配偶和共同财产所有人，有权查询妻子的银行账户信息。”
我看向我爸，他站在角落里，低着头不敢看我。
“爸，你签了？”
我爸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那一刻，我感觉胸口被人狠狠捶了一拳。我知道我爸耳根子软，但我没想到他能软到这个地步。大伯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连跟我商量一下都不肯。
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我的房间里捣鼓了半天，最后走出来，摇了摇头说：“沈先生，这张卡里确实没钱了。系统显示，四年前有一笔转账记录，五百三十万全部转入了一个信托账户。”
大伯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冷得像刀子：“沈安禾，你真的把钱转走了？”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我平静地说。
“你——”大伯举起手，似乎想打我，但最终还是放下了。他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说：“行，你有种。但你记住了，这事儿没完！”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二叔和李律师赶紧跟上。
院子里很快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我爸。
“爸，你为什么要签那个授权书？”我问他。
我爸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愧疚：“安禾，爸对不起你。但你大伯说了，要是不签，他就不认我这个弟弟了……”
“他不认你，你就不活了吗？”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妈在的时候，你什么都听妈的。妈走了，你又什么都听大伯的。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你到底是为谁活的？”
我爸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擦了擦眼泪，转身回了房间，把门锁上了。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想了很久。大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今天吃了瘪，明天肯定会想出更狠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我打开手机，给信托公司的周经理打了个电话，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周经理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沈小姐，我建议你把信托账户的受益权做一个公证声明，明确这笔钱在你父亲健在期间只能用于他的养老和医疗支出，任何人不得挪用。这样就算有人起诉到法院，也很难撼动这个信托结构。”
“好，我明天就去办。”
挂了电话，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妈生前曾经跟我说过，大伯早些年做生意亏了不少钱，欠了一屁股债，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突然翻身了。我妈怀疑那些钱来路不正，但一直没有证据。
如果我能找到大伯的把柄，也许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两天，我表面上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暗地里却在四处打听大伯这些年的发家史。我去找了我妈生前的老朋友陈阿姨，她在城南开了二十年的理发店，消息最灵通。
陈阿姨听说我在查大伯的事，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说：“安禾，有些事阿姨本来不想说的，但你妈走得早，你一个人也不容易。你大伯那个工程老板，叫什么刘德旺的，去年被抓了，你知道吗？”
我心头一震：“被抓了？因为什么？”
“好像是偷税漏税，还有什么非法集资，具体我也不清楚。”陈阿姨说，“不过你大伯运气好，没牵连进去。但我听人说，你大伯在那家公司投了不少钱，刘德旺被抓之后，他的钱也打了水漂。”
“那他哪来的钱给堂哥买车买房？”
“这我就不清楚了。”陈阿姨摇了摇头，“反正你大伯这个人，水深得很。”
从陈阿姨家出来，我心里隐隐有了一个猜测。大伯所谓的“发家致富”，很可能只是一个空壳子。他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可能已经债台高筑了。他之所以急着要我妈那笔钱，根本不是想帮我爸理财，而是想拿去填他自己的窟窿。
这个猜测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如果能证实这一点，大伯就再也没脸来要钱了。
但问题是，我该怎么拿到证据？
第二天就是堂哥婚礼的日子了。按照计划，大伯会在今天去银行取钱。他不知道的是，我已经提前跟银行打过招呼，只要有人来查询我妈的账户，立刻通知我。
上午九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沈小姐，我是建设银行的周经理。刚才有一位自称沈国栋的先生来柜台办理业务，要求查询宋知筠女士名下的存款，并试图支取三十三万元。”
我的心跳加速了：“然后呢？”
“按照您之前的备案，我们告知他该账户已于四年前注销，所有资金已转入信托账户。目前该账户余额为零。”
“他是什么反应？”
“他……看起来非常震惊，好像完全不知情的样子。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中年男性，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质问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深吸一口气，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周经理。”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嘴角慢慢浮起一丝笑意。
大伯，你以为你能拿捏住我爸，就能拿捏住我吗？
你错了。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那头传来大伯沈国梁阴沉的声音：“沈安禾，你现在立刻到建设银行来一趟。”
“大伯，我在省城，赶不回去。”
“你别跟我装蒜！”他的声音突然拔高，“我知道你在县城！你爸现在就在银行门口站着，你要是不来，我就让他跪在这儿，跪到你来了为止！”
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
“大伯，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想要一个交代。”沈国梁的声音忽然平静下来，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安禾，你听好了。你妈那笔钱，我今天必须见到。你要是拿不出来，那我就只好走法律途径了。到时候别说大伯不讲情面。”
“你走法律途径也没用，信托合同是合法的。”
“合法？”沈国梁冷笑一声，“你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背着监护人转移巨额财产，你觉得法官会怎么看？你爸要是告你，你觉得你能赢？”
我的心猛地一沉。
他说得没错。虽然我转钱的时候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但如果我爸作为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法院很可能会判定这笔交易存在程序瑕疵。到时候就算我赢了官司，也会被拖进漫长的诉讼泥潭里。
“你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一个小时后，我给你答复。”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脑子飞速运转。硬碰硬肯定不行，大伯有我爸撑腰，又有律师助阵，我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既能保住这笔钱，又能让大伯彻底死心。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周经理的电话。
“周经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帮忙……”
半个小时后，我打车来到了建设银行门口。
远远就看见我爸站在台阶下面，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大伯站在他旁边，双手抱胸，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二叔也在，靠在旁边的柱子上抽烟。
我走过去，大伯看见我，冷笑一声：“来了？”
“来了。”我说，“大伯，你不是要交代吗？我给你交代。”
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他面前。大伯接过去，皱着眉头看了几眼，脸色渐渐变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妈生前立的一份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的。”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遗嘱里写得很清楚，她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那五百三十万存款，全部由我沈安禾一人继承，任何人无权干涉。”
大伯的手开始发抖。
“你……你什么时候弄的？”
“四年前，我妈查出癌症的时候。”我说，“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她提前做好了所有准备。大伯，你输了。”
大伯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猛地撕碎了那份文件，扔在地上，吼道：“假的！这肯定是假的！”
“撕吧，这只是复印件。”我平静地说，“原件在公证处存着呢，你想要多少份，我给你印多少份。”
大伯愣住了，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肩膀塌了下去。
就在这时，我爸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安禾，你妈……真的立了遗嘱？”
“真的。”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涌上一股酸楚，“爸，妈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她说你太善良了，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她怕你被人欺负。”
我爸的眼眶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
“你妈……她怎么不告诉我……”
“因为她知道，告诉你也没用。”我说，“你永远都会听大伯的，永远不会反抗。妈不想让你为难，所以她把这些事都交给了我。”
我爸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起来。
大伯站在旁边，脸色铁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弯腰捡起地上被撕碎的文件碎片，看着大伯说：“大伯，今天是堂哥大喜的日子，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这笔钱的事，到此为止。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说完，我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大伯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些诡异：“安禾，你以为你赢了？”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
大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几下，然后把屏幕转向我。上面是一条短信，发送时间就在十分钟前。
我看清楚短信内容的那一刻，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
短信上写着：
“沈先生，关于您侄女沈安禾四年前办理的信托业务，经核查，该信托的设立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因受益人沈安禾当时年仅十八岁，且未取得法定监护人沈国栋先生的书面同意，该信托合同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建议您尽快委托律师启动司法程序。——建行法务部”
我的手开始发抖。
大伯收回手机，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安禾，你以为你妈立了遗嘱就万事大吉了？你以为大伯这么多年在社会上是白混的？我告诉你，我早就托人查过了。你那个信托合同，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我死死盯着他，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却感觉不到疼。
“大伯，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大伯慢悠悠地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烟雾，“我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姜还是老的辣。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跟我斗，还嫩了点。”
他走到我面前，俯下身，凑近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
“安禾，明天明轩的婚礼，我要看到三十三万现金摆在我面前。否则，我就让你爸去法院告你。到时候不光那五百三十万保不住，你还得背上一个欺诈的罪名。你自己掂量掂量。”
说完，他直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大步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双腿发软，几乎站不稳。
风吹过来，吹起地上的碎纸片，在空中打着旋儿。我看着那些碎片，突然觉得很讽刺。我以为我准备好了万全之策，我以为我能赢，结果到头来，我还是输得一败涂地。
我爸还蹲在地上哭，二叔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银行门口，像个笑话。
我掏出手机，想给周经理打电话，却发现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
是周经理发来的：
“沈小姐，刚才建行总部的人联系我了。他们说有人举报你的信托合同存在程序问题，要求我们暂停执行。我这边正在协调，但情况不太乐观。建议你尽快找个靠谱的律师。”
我握着手机，手指冰凉。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抬起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妈，对不起。
我没能守住你留给我的东西。
就在我绝望到极点的时候，手机突然又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市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而沉稳：“请问是沈安禾小姐吗？”
“我是，请问您是？”
“我叫陆景川，是锦川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有人委托我代理您的案子，方便见面聊一下吗？”
我愣住了：“谁委托您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那个男人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都呆在原地的话——
“是宋知筠女士，在四年前委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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