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的领导在大会上解释，学校申报硕士点，核算科研经费后，发现还有不少的缺口，所以将钱摊派到各学院，吴彬所在学院被分配到两三百万，学院按照每位老师的职称进行了分摊，讲师每人7万，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每人10万以上。前两年，随着材料提交截止时间的临近，领导不断强调经费的缺口和重要性，在大会上告诉大家如果再不完成，就要扣绩效。2025年起，科研处更是每个星期通报经费缺口。吴彬能感受到，院长也是焦头烂额，召开了好几次专题会议，召集没有满足要求的老师，一个一个询问横向经费的进展，神情和语气都非常严肃。
韩建明是一家传媒企业的董事长，2025年被引入北方一所普通本科高校，成为教授。最近几年，他陆续听一些地方高校教师说起“假横向”，“这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公开的秘密”。韩建明告诉本刊，在纵向项目拿不到、真实企业找不到的情况下，花钱“做”一个横向课题，成了部分教师眼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选择。部分中小企业则发现这是一个商机：通过“配合”教师签虚假合同、走账，可以赚取一笔服务费或过桥费，且没有任何研发成本和风险。根据现行税法，企业研发费用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因此，企业有动机将非研发支出包装为研发支出，从而避税。还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借用高校的名头来包装自己的“产学研合作背景”，以便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或获取政府补贴。对于高校来说，横向关乎其资源获取和学科排名，因此在审核环节流于形式，对资金来源和真实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横向项目的价值又发生了异化。樊秀娣观察到，这两年，高校出现了“比经费”的趋势。“大家认为，有本事争取到科研经费代表学校有实力。很多高校为了提高经费预算，都会把指标摊派到各个学院，包括纵向和横向，甚至还有校友捐助。”普通本科院校也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樊秀娣说，这跟近些年财政拨款在缩减也有关系——部分高校自筹经费的比例在上升，横向经费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孙志平说，头部的院校拉横向比较容易，学校收取一笔管理费，可以用于学校科研的投入，弥补学校收入的不足。但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真实的横向少，为了鼓励横向，一般不收管理费，还会给老师几个点的奖励。
在孙志平看来，地方院校鼓励横向，是因为申请硕士点、博士点，高校的学科排名、年度办学绩效中，有一项指标是师均科研经费，大约6-10万，且逐年增加，这个要求对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很高。虽然科研经费包括纵向和横向，但地方高校的老师很难在纵向课题的申报上和头部的高校竞争，只能依赖横向来完成指标。“但进账也很难。”孙志平说，地方性本科院校接触更多的是地方性企业，大多是十几万、几十万的小项目，平均到每位老师头上，对完成指标来说杯水车薪。地方高校不能因此而退出学科排名的竞争。“学科排名在本科招生时是考生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如果排名靠后，可能连学生都吸引不到。高校之间竞争激烈，排名更高的学校在学科领域也更有话语权，申请经费会相对容易。如今他也很头疼，“怎样让教师和社会理解横向的价值和重要性，做更多真实的横向？”
在樊秀娣的观察里，在“破五唯”执行7年后，高校教师普遍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唯”，“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唯经费’。”樊秀娣说，这是因为以量化指标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没有改变，量化指标数量还在变多，内涵在扩大。这样的评价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教学和科研本身的质量，会导致目的功利、异化。“现有的评价体系太过简单，像教学的质量、课堂受学生欢迎的程度、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很难直观地被量化成可比较的指标，因此大多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
南方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理工科的教师周航也发现，学校里很多老师为了评职称而做假横向。“有的老师做基础研究，一年却能拉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横向，资助他们的公司是服装店、五金店。”造假的人多了，造成一种错觉——做横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觉得不公平，“他们把认真做事的人的空间挤走了。”
周航过去一直在企业工作，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但如今合作更多的还是前单位。为了拿到项目，他要时不时地请前同事吃饭，暗示对方自己最近项目结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但他很清楚，“横向的合作，老师再努力也没有用。只有公司有需求，老师的研究方向又恰好对口，合作才能达成。”周航这两年拿到的横向都是10-20万的小项目，没有学生帮忙，全靠自己。除了每周12节课，他的精力全部都花在这些项目上，一年也只能完成一个项目，非常辛苦。但是他能够完成的横向经费总额总是不如直接充值的老师，在晋升副教授这件事上，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吴彬博士毕业于一所专业型头部院校，选择进入高校是因为氛围“相对单纯和自由”，为了不“非升即走”，选择了如今这所地方院校。他观察到，在学校里，还是有许多教师受困于绩效考核，功利一些的把几乎所有精力放到了满足职称晋升的条件上，还有一些整日忧心忡忡，担忧随时下岗。吴彬的科研分足够申请副教授的评审，但他不想晋升。“评了副教授，科研分要提高，最后如果达不到考核要求，就要扣绩效。很有可能拿着副教授的头衔，背更重的任务，拿的却是讲师的工资。即使在这个学校评上教授，社会地位不会提高太多，资源也不会变多。”
吴彬告诉本刊，教学现在变成一件“全凭良心”的事。在他的价值排序里，“把课上好是底线。”吴彬从小在城市长大，家庭条件不错，来到这所地方院校，很为学生们的情况触动。这所学校吸纳了很多附近县乡的学生，很多人是家族几代唯一的大学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走到这里，父母对他们寄予厚望。吴彬说自己希望有时间多为同学们提供一些知识、技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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