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闹钟还没响,百合子就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这是她结婚十年来养成的生物钟。她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没有惊动身旁背对着她、发出沉重鼾声的丈夫健二。

百合子熟练地切着玉子烧,将煎好的鲑鱼小心翼翼地剔去刺,摆进丈夫和儿子的便当盒里。七点,唤醒儿子,伺候他洗漱吃饭;七点半,健二穿着熨得笔挺的西装坐在餐桌前,一边看报纸一边喝下百合子端来的味噌汤。从头到尾,健二没有和百合子说一句话,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他的眼神只在报纸的经济版面和手表之间来回移动。

“我出门了。”健二走到玄关,穿上鞋。

“您走好。”百合子跪在玄关的木地板上,低着头,看着丈夫黑色的皮鞋消失在门外。

门关上的那一刻,那栋位于东京郊外的两层一户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百合子站起身,开始了一天的“隐形工作”:洗碗、洗衣服、擦拭地板、去超市抢购打折蔬菜、参加枯燥的社区主妇会。她的身份是“健二的妻子”和“翔太的妈妈”,唯独不是“百合子”。

在日本这个国家,像百合子这样的全职主妇有成千上万。她们被社会称赞为家庭的基石,却在家庭内部被彻底物化。健二每个月把工资如数上交,没有家庭暴力,甚至不怎么抽烟喝酒。在所有人眼里,百合子拥有一个完美的婚姻。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种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中一点点枯萎的感觉,有多么令人窒息。健二回家通常在深夜十一点以后,带着一身居酒屋的酒气和疲惫。他对待百合子,就像对待家里那台准时运转的洗衣机一样,只需要按下按钮,不需要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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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的生活发生改变,是在一个周四的下午。那天,儿子在学校参加社团活动,健二照例要加班。

百合子在常去的超市买完东西后,突然感到一阵毫无由来的虚弱。她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点了一杯红茶。隔壁桌坐着几个打扮精致的女人,年纪和百合子相仿,都是三十多岁的主妇。她们压低声音交谈着,时不时发出轻快的笑声。

其中一个女人,百合子认识,是社区里有名的完美主妇小百合。她的丈夫是一位牙医,女儿在著名的私立学校读书。小百合注意到了百合子,微笑着端着咖啡坐了过来。

几句寒暄之后,小百合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异样,随即对百合子说:“百合子,帮我个忙好吗?如果我先生打电话问起,你就说下午我们一直在银座看画展,好吗?”

百合子愣住了,她看着小百合从包里拿出两张皱巴巴的画展门票存根,塞进她手里,然后又拿出手机,对着桌上的两杯咖啡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小百合压低声音,语气里没有丝毫慌乱,反而透着一种老练的从容。“百合子,你也是时候出来喘口气了。总待在那个叫做‘家’的盒子里,人是会发疯的。”

那是百合子第一次接触到所谓的“出轨互助会”,那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正式团体,而是一张由无数个感到窒息的主妇编织成的地下网络。她们彼此掩护,互相提供不在场证明。

有时是一起看电影的票根,有时是两张去轻井泽的新干线车票,有时只是在对方丈夫起疑时,在电话里用无比自然的声音说一句:“是啊,昨天下午我和麻美在一起做烘焙呢。”

小百合后来告诉百合子,在这个圈子里,将近一半的主妇都有自己的“秘密生活”。她们的对象不一定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也不一定是英俊潇洒的帅哥。她们寻找的,仅仅是一个能把她们当成“女人”,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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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起初感到震惊,甚至有些反感。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这是背叛,是不道德的。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当健二连续三周在周末去打高尔夫球,当她在高烧三十九度还要爬起来给儿子做夜宵而健二只在旁边抱怨她咳嗽吵到他睡觉时,百合子心里的那道防线,无声无息地崩塌了。

她遇见隆史,纯属偶然。隆史是个自由摄影师,四十岁,离过一次婚,收入不稳定,但眼神里有一种成年男人的温和与包容。

当时,百合子正在努力将一团泥巴塑成花瓶的形状,但边缘总是塌陷。隆史放下相机,走到她身边,没有说话,只是用带着薄茧的手指,轻轻托住了百合子沾满泥浆的手。

“不要用蛮力,去感受泥土的呼吸。”隆史的声音很低,像大提琴的琴弦在耳边震动。

那一瞬间,百合子感到一种电流从指尖窜遍全身。她抬起头,迎上隆史的目光。在他的眼睛里,百合子没有看到“主妇”,没有看到“母亲”,只看到了一个略带惊慌、脸颊微红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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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开始偷偷见面,起初只是一起喝咖啡,后来是一起去新宿看冷门的欧洲电影。隆史会认真倾听百合子说话,哪怕她说的只是今天超市里的卷心菜涨价了,或者社区里的流浪猫生了小猫。他会看着她的眼睛,对她说:“百合子,你今天穿这件浅蓝色的毛衣真好看。”

听到自己的名字被一个男人用如此温柔的语气唤出,百合子竟然在马路边掉下了眼泪。结婚十年,健二叫她“喂”,叫她“妈妈”,在外面称呼她为“内人”,却再也没有叫过她的名字。

互助会的作用在这个时候显现了出来,每当百合子要去见隆史,小百合或者其他主妇就会为她打好掩护。她们会在LINE群里共享信息:“今天下午有去过涩谷买衣服的人吗?我需要一张购物小票。”或者“谁能帮我代收一下网购的包裹,我公公下午要来,但我约了人。”

这种精密的互助机制,让百合子的双重生活运转得天衣无缝。她和隆史的关系,最终跨越了那条界限。在涩谷一家光线昏暗的精品酒店里,百合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既陌生又熟悉。

她以为自己会感到深重的罪恶感,但在隆史拥抱她的那一刻,她感受到的只有一种久违的、令人颤栗的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