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一场电视讲话。面对国内强硬派的质问，他直接引入了中国作为对比，向伊朗全国抛出一个关键问题：美国把中国视作主要对手，为什么双方没有走向战争？这篇讲话直接点破了伊朗眼下面临的路线抉择。
伊朗究竟是要把资源全部消耗在同美国的对抗中，还是留出空间解决自身的发展难题？
佩泽希齐扬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首先是为了回应伊朗国内对外交谈判路线的强烈质疑。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一直非常担心，政府与美国进行谈判，会把多年积累的军事抵抗成果变成政治上的妥协退让。
甚至有声音公开指责政府在向最高决策层施加压力，迫使国家接受谈判。面对这些质疑，佩泽希齐扬给出了明确的回应。他直接指出，国家的所有重大外交和军事决定，全部经过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并且和武装力量进行了充分协调。
他特别说明，多数高级军事指挥官同样支持通过外交谈判来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判断：一个国家必须清楚知道，什么时候应当作战，什么时候应当谈判，什么时候应当保持距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把中国拿出来作为参考对象。
他强调，美国对中国施加了长期的经贸、科技和安全压力，但中国并没有把全部的国家议程都变成对美国的回应。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依然在推进科技投入、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佩泽希齐扬希望伊朗国内能够接受这种政策上的区分。
他明确表示，与美国开展谈判，并不意味着盲目相信美国；减少军事冲突的频率，也不意味着削弱国家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保持有效威慑的同时，避免让对手来决定本国的政策节奏。
实际上，早在战争规模扩大之前，佩泽希齐扬就曾经用中国举过例子。他当时就认为，伊朗应该更多考虑国家的发展与对外合作。
佩泽希齐扬现在放下了两种幻想：一种是通过长期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迫使美国彻底退让，另一种是以为签署一份协议就能自动解决伊朗所有的发展难题。
伊朗为什么必须在此时调整国家战略？战争带来的直接破坏确实严重，但佩泽希齐扬在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困难，并不完全来自战场本身。
在讲话中，佩泽希齐扬公开承认，伊朗国内在水资源、电力供应、天然气、能源分配、银行体系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另一次公开讲话中，他更是直接给出了具体的官方数据：伊朗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45%至50%左右。
多年的外部制裁与内部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严重挤压了政府的治理空间。这些严重的经济与民生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无法依靠导弹和无人机来解决。
军事威慑能够提高外部势力发动进攻的成本，却无法替代国内电网的升级改造，无法修复陷入困境的金融系统，也无法让国内的企业获得稳定的融资渠道。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却不能长期维持国家的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政治精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全部投入到安全对抗中，生产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外部冲突的长期化，会导致极高的风险溢价。
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除了考虑制裁禁令之外，还会评估港口能否维持稳定运转、汇率是否会发生剧烈波动、设备能否按时进口以及跨境结算是否会随时中断。
即便没有出台新的限制措施，只要战争风险持续存在，融资成本和保险费用就会居高不下，从而直接降低企业的投资意愿。佩泽希齐扬强调对话的原因就在于此。伊朗需要一段能够有效缓解安全压力的时间。
只有外部军事风险下降，港口和航运恢复正常，企业才会重新评估投资，政府也才有机会把财政资金从紧急状态重新转移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上。
伊朗要向中国学习，核心在于如何降低美国政策变化对本国发展的负面影响。外交手段可以争取到时间，但这些时间最终能产生多少价值，完全取决于伊朗用它建设了什么。中国的发展经验展现了极其充沛的数据支持。
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达到了39262亿元人民币，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了2.80%。在保持庞大科研投入的同时，中国维持着巨大的外贸规模和产业投资。
这些能力的积累产生了一个直接效果：外部的限制措施虽然能够增加中国的成本，却无法中断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这正是伊朗需要借鉴的部分。伊朗需要把谈判争取到的低风险窗口，转化为对电力、天然气、水资源、交通设施、工业设备以及金融体系的修复。
伊朗需要让私营企业看到稳定的经营预期，让技术人员和资金留下来，让更多财政收入进入生产能力建设。这种改变不会体现在外交声明中，而是会体现在停电时间是否缩短、货币是否稳定、企业是否敢于投资以及青年人能否找到工作上。
普通人的日常处境，决定了战略自主的实际含量。在经贸领域，中国长期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中伊双边货物贸易额接近100亿美元，这其中还没有计入规模巨大的原油贸易。
这种经贸联系缓解了伊朗的制裁压力，但也提示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风险。中国发展经验中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在维护安全的同时保持广泛的外部经济联系。伊朗除了需要中国，也需要周边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中亚、南亚以及欧洲市场。
只有外部关系实现多元化，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伊朗的可调整空间才会增加。从长期来看，支撑一个国家承压能力的基础始终是国内建设。伊朗领导层虽然在外部安全问题上维持统一姿态，但围绕对美谈判和治理方向仍存在明显分歧。
佩泽希齐扬能否说服政治体系接受这一转变，将是最大的考验。外部环境如果得到缓和，伊朗资金是否会优先用于修补能源与生产体系？安全部门能否给经济部门提供一个稳定的政策周期？这些选择将直接决定伊朗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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