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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允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隐藏设定。成功案例里功劳主要归当地政策,失败案例里责任就归贸易结构。同一个变量,却有两套归因标准。

让我们先看在此人的观察之中,成功的为什么成功。

越南是目前最接近“正面典型”的那一个,中国机械、电子零部件和工业原料在该国进口总额中占比极高,但这些进口物资支撑起了越南全球增速领先的出口制造业。

但事实上越南能做到这一点,靠的远不只是“中国给了机会”。越南的国情,决定了他们的政策长期连续,政府动员能力强,这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素质。

换了别人就未必行,给同样的食材,不是每个厨子都能做出一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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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逻辑的上限非常低,禁止原料出口或许可以逼出冶炼业(至于设备和技术哪来的不要问),但很难就顺理成章形成研发能力,并产生下游制造业巨头。

资源民族主义是第一步,但太多国家永远停在了第一步。最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明显开始急了,说明他自己也知道不够。

而印尼的政策连续性还远不如越南,换一届政府,可能整个方向就变了。有些事越南能做,印尼做不了,不是因为中国对它们不一样,是因为它们本身有差别。

但贸易转型就是没跟上,巴基斯坦的对华出口仍然以铜、棉花和大米为主,进口端被中国机械和电子产品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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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电站、公路、港口,放在越南能变出电子制造业,放在巴基斯坦为什么不行?这不只是营商环境的问题,是治理体系本身在拖后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课题,这些不是中国能代为解决的。

这个批评对错不论,但起码漏掉了一个事实:在和中国做大宗商品贸易之前,拉美从来就没走出过资源依赖。这不是对华贸易造成的,是拉美自己的命门。

不过这只是洪都拉斯自己的统计数据,按照中方海关统计,该国对华出口额为9682万美元,两套统计口径存在明显不同,当然,巨大逆差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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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70的逆差背后是什么?洪都拉斯除了虾、咖啡和香蕉,几乎没有可卖的东西。虾产业崩了,也不是因为中国市场关门,中国市场的虾消费量巨大,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对进口虾有严格的品质和检疫标准,洪都拉斯的虾企达不到。

洪都拉斯2023年还是台当局的“邦交国”,换成大陆以后,一些不能满足我方严格检疫、溯源流程的虾商被市场淘汰,这不是贸易结构问题,是企业自身实力和灵活性导致的后果。

把这一系列例子串在一起,结论其实很简单:抱怨中国给不了贸易之外的东西,根本就是一种乞讨者心态。

中国的经贸合作是一个机会,它提供了市场、资本、技术和供应链接入点,但机会不等于结果。

抓住机会需要前提,地理位置是不是能让你嵌入中国供应链?治理体系能不能保持政策连续性?国内的产业政策有没有配合?营商环境能不能支撑制造业?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贸易伙伴能替你解决。

要中国给你机会,也要你有点底子。要么靠近中国、利用供应链扩规模,像越南那样;要么地处遥远但可以用中国资本和技术做桥头堡,像匈牙利或塞尔维亚那样。以上条件都不具备的,原地踏步甚至倒退都是完全正常的剧情。

回避本国的缺陷、把责任推给贸易伙伴,可能有短期政治作用,转移国内矛盾、在大国博弈里站队表态要资源,但无助于把自己的经济搞好。

营商发展环境是一国的内部事务,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也只有自己能丢掉。连水产品质都搞不定,还指责贸易伙伴没有给它“有质量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国家,去和它谈产业升级它听得懂吗,它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