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9日，美国疾控中心公布上一年的临时数据：2025年美国共出生约360万婴儿，育龄妇女生育率53.1‰，再创历史新低。比2024年下降约1%，比2007年低了将近23%。
三个月后的7月，联邦政府开始按《大而美法案》为2024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的美国公民新生儿自动开设"川普账户"，每个账户由联邦财政注入1000美元。
此前白宫内部讨论过的方案更直接：给每位新生儿母亲5000美元现金；给生育六个以上孩子的女性颁发"母亲勋章"；把30%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名额留给已婚或已育的申请人。
匈牙利、俄罗斯、韩国搞现金激励十几年了。三个国家的生育率至今仍在世界最低的一档。
所有这些政策共享同一个假设：金钱可以刺激生育。
一百年前，有人已经把这个假设推到过极端，做了一场生育实验。
1926年10月31日，加拿大多伦多杨格街与科尔伯恩街路口的皇冠人寿大楼里，72岁的律师查尔斯·万斯·米勒（Charles Vance Millar）正在和同事讨论一桩案子。他突然倒下。医生赶到之前，他已经死了。
米勒终身未婚，没有子女，父母早逝，没有近亲。他1884年在奥斯古德学堂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此后四十多年做律师、投资啤酒厂、买地、经营驿运公司。
遗嘱提交认证时，遗产估值75万加元，约合今天的1200万加元。
多伦多的报纸很快发现，真正的新闻不是他有多少钱，而是他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
米勒在遗嘱开头写明：这份文件必然是不寻常且任性的，因为他没有受抚养人、没有近亲，没有任何义务在死后留下财产；他留下的东西，只能证明出于愚蠢，他一生积攒了超出所需的金钱。
他是个出了名的恶作剧爱好者。生前最喜欢的把戏之一，是把钱放在人行道上，躲在旁边看路人的反应。他从没给任何慈善机构捐过钱。学生时代被一个望族女子拒绝，此后终身没有认真的感情关系。他习惯在自家门廊上睡觉，不分寒暑，说是为了"保持硬朗"。
他的遗嘱条款几乎每一条都是同一个结构：给你钱，但你必须要和自己作对。
牙买加的度假别墅，留给三个互相憎恶的律师共同终身持有，条件是他们必须住在一起。
O'Keefe啤酒厂的股票，留给多伦多每一位在职新教牧师和每一个奥兰治会所，前提是参与经营并领取分红。当时这些牧师大多支持禁酒。最终99位牧师和103个会所接受了这笔遗赠。1928年O'Keefe以135万加元售出，每人分到56.38加元。
安大略赛马会的股票，留给两位反赛马运动的领袖和一个憎恨该赛马会的人，条件是三年内成为在册股东。前两位后来把股份捐了慈善机构，第三位收下了。
而遗嘱的第十条，也是最后一条，金额最大，争议也最大。
米勒在第十条规定：他死后满十年，剩余遗产全部变现，交给这十年间在多伦多生育子女最多的母亲。以《生命统计法》下的出生登记为准。若出现并列，奖金平分。
这笔钱当时估值约50万加元，相当于今天近900万加元。
第十条的目的是什么，至今没有定论。
一种说法是米勒认为避孕不该是禁忌——加拿大当时避孕属违法行为，直到1960年代末才除罪化，这条遗嘱是对该法律的讽刺。也有人认为他在嘲弄司法系统，看它会不会认真执行一份荒唐的文件。
遗嘱1926年12月9日通过认证。此后近四年，这条"生育竞赛"条款几乎无人提起。
变化发生在1930年秋天。大萧条已经波及加拿大，工作难找，钱很紧。
1930年10月8日，《多伦多每日星报》刊出一篇报道，采访了两位母亲。
一位是37岁的格蕾丝·巴尼亚托（Grace Bagnato），第二代意大利移民，丈夫从意大利来与她结婚。她刚生下第20个孩子，声称符合米勒的比赛条件。
另一位是42岁的弗洛伦斯·布朗（Florence Brown），自称生育26次，13个存活，米勒死后生了6个。布朗特意强调她和丈夫都是"土生土长的第五代加拿大人"，说她不能让任何意大利人拿走"领先"的名头，希望更多加拿大人多生孩子，免得国家被外国人占满。
这篇报道把两个家庭写成了生育对手，很快就引起了讨论。
当时在加拿大和美国，子女众多的家庭被视为无知或不道德，优生学正在塑造关于人口构成的公共讨论。1926年12月，《时代》周刊报道这份遗嘱时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赢家是两个智力缺陷者怎么办？会有多少移民为了奖金涌进来？
1932年3月，安大略省议会提出法案，要把米勒遗产中这部分无人认领的财产全部转给多伦多大学，理由是"出于公共政策考虑"。
舆论反弹很大，争论集中在政府有没有权力干预个人的财产处分。法案不久后撤回。
副作用是决定性的：全加拿大都知道了这件事。
从那以后，报道的主角不断更换。有些母亲是读到新闻主动出面的，为的是给一大家子换个活法。有些是被记者找上门才加入的。还有几位用了化名，只为避开镜头。
1936年10月31日，截止日到了，清点开始。
米勒的远房亲属又提起一轮诉讼，主张这份遗嘱鼓励未婚男女生育，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法院驳回。案子一路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遗嘱条款被维持有效——米勒毕竟是个准备周密的律师。
主持后续审理的是安大略高等法院法官威廉·爱德华·米德尔顿（William Edward Middleton）。他本人是九个孩子中的长子。
1938年2月，筛选正式开始。争议不在于谁生得多，而在于三个技术问题：死胎算不算？非婚生算不算？没有及时登记的算不算？
巴尼亚托被取消资格，理由是有两个孩子没有登记。
波琳·梅·克拉克（Pauline Mae Clarke）声称十年内生了10个孩子。她在与丈夫分居但未正式离婚期间，与另一名男子生育了其中数名。这几个孩子被认定"非婚生"，不计入。纽约《每日新闻》把她这段关系描述为一段不正当的恋情。克拉克公开为自己辩护，但结局已定。
肯尼的个案最惨烈。她生育次数达到甚至超过对手，但其中三个是死胎，另有几个属于事后补登记。遗产方律师的立场是：不能允许当事人多年之后才回头主张登记。法庭传唤了她的医生，就那些出生即死或出生不久死亡的婴儿逐一详细质询。肯尼在第二轮质询中途离开法庭，对记者说：他们把她当狗一样对待。
清算完成时，米勒的遗产价值568,106加元，比他去世时增加了。原因之一是他生前的一笔投资：底特律—温莎隧道旁的一块地，2加元的成本，后来价值超过10万加元。另一个原因是通缩——在物价下跌的十年里，现金资产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上升。
米德尔顿最终判定四人并列，每人在十年内生了九个合法且经正式登记的孩子：安妮·凯瑟琳·史密斯（Annie Katherine Smith）、凯瑟琳·艾伦·内格尔（Kathleen Ellen Nagle）、露西·艾丽丝·蒂姆莱克（Lucy Alice Timleck）、伊莎贝尔·玛丽·麦克莱恩（Isabel Mary Maclean）。
四人各得约11万加元，相当于今天200万加元以上。
肯尼和克拉克各获1.25万加元庭外和解金，条件是放弃上诉。
赢家基本上是竞赛期间保持低调、最符合白人新教中产阶级标准的家庭。法国裔和意大利裔家庭一个都没进入赢家圈。
安大略省长米切尔·赫本（Mitchell Hepburn）1936年的评价：这是文明国家有史以来搞出的最令人作呕的展演。
回到开头的那个假设：生育是不是一个可以用价格调节？
米勒的十年赌约给出了答案。
价格确实改变了行为。至少有一个家庭公开承认，正是这笔奖金促使他们多生了孩子。十一个家庭为此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一条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是好消息。
但钱能定义奖金，定义不了什么算一个孩子。米勒的遗嘱只写了"生育子女最多"，剩下的全交给了法官。法官的答案是：死胎不算，非婚生不算，没按时登记的不算。这套标准正好把最贫困、最边缘的几个家庭筛了出去。
米勒的赌约证明，价格可以诱导生育选择，但最终赢家总是那些恰好符合标准的人。政策可以设定规则，但规则永远有代价。
资料来源：英文维基百科 Great Stork Derby 及 Charles Vance Millar 条目；《史密森尼》杂志2026年4月报道；Elizabeth Wilton, *Bearing the Burden: The Great Toronto Stork Derby, 1926–1938*（1994）；《时代》周刊1926年12月20日、1936年9月28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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