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日报）

转自：沈阳日报

□弘 勤

三伏天的日头最是毒辣，正午的阳光把柏油路晒得发蔫，空气里浮动着黏稠的热，人站着不动，汗珠子也能顺着额角滚下来，砸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园子里的豇豆藤垂着头，倭瓜叶卷了边，连最喜阳的向日葵都蔫了瓣，只有祖母屋前的葡萄架，还撑开一片斑驳的荫凉。

这时祖母总会端出一碗高粱米水饭、小葱蘸酱、倭瓜花炒蛋，简单得像幅白描，飘着朴素的香，却总勾着我们往她屋里钻。尤其她腌的酱菜，像是有双点石成金的手——盛夏的豇豆、指节大的小辣椒、圆滚滚的茄包、刚坐果的香瓜蛋子，甚至连倭瓜花、辣椒秧，到了她手里都能变成下饭的珍馐。她转身走到屋檐下的酱缸边，酱缸盖边缘缠着圈旧布条，掀开时总要屏住气，像开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吱呀”一声轻响，醇厚的酱香便漫出来，混着阳光的味道，在院子里打着旋儿。她用长柄酱勺舀出一勺自酿的黄豆酱，又从旁边的小坛子里夹出半碗酱菜——多半是酱瓜瓢，黄澄澄的，裹着酱色的光晕，再配上几根刚从菜园劈下的嫩葱，碧绿得掐得出水。我们祖孙俩的午饭，就这么在蝉鸣声里妥当了。

祖母是父亲的婶娘，无儿无女，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20世纪80年代，她年纪大了，便由我家照料，我们几个孩子自然成了她膝下绕欢的孙辈。

祖母做的黄豆酱，比母亲做的多出几分醇厚的鲜。小时候追着问秘诀，她只眯眼笑，后来听母亲说，老辈人讲金命、火命的人酿酱香，祖母是金命，母亲是土命，便差了些意思。祖母走后，每年下酱时，母亲总要让弟弟动手——他也是金命，说这样酱味才正。我向来不信这些命格之说，却不得不承认，母亲做的酱，确实少了点祖母那股子让人念想的劲儿。

酱瓜瓢是园子里的“歪瓜裂枣”，长不成甜香的正经香瓜，扔了可惜，腌成酱菜却恰好。祖母每年都用上年剩下的陈酱腌一缸，新酱鲜灵，留着直接吃，陈酱醇厚，正好借味给瓜瓢。她把小香瓜蛋子洗净，拦腰切开，撒层薄盐，一层一层码在瓦盆里。过了一天一夜，把腌出的水倒掉，再将瓜瓢装进纱布袋，沉进酱缸。月余后捞出来，瓜肉吸足了酱味，黄澄澄油亮亮，咬一口，咸鲜里带着点回甘，配着冰凉的高粱米水饭，在溽热的夏天里，最能勾出馋虫。那时我总吃得最快，祖母坐在旁边看着，扇着蒲扇笑：“慢些，没人抢。”

我最早识的字，也是祖母教的。她只上过四年小学，字却写得遒劲有力，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都透着认真。她握着我的小手在纸上画，教我写“人”，写“天”，五六岁的我，认定这个会酿酱、会腌菜、会写字的老太太，是最好的启蒙老师。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她的样子总在不经意间冒出来：有时是梦里她掀开酱缸盖的背影，有时是闻到酱香时，突然记起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

如今物资丰裕，超市的酱菜琳琅满目，大鱼大肉更是寻常，可我总在某个闷热的午后，突然馋起那口酱瓜瓢。不是馋那口咸香，是馋那个有祖母的夏天，馋她手里的酱缸，馋她教我写字时，落在纸上的阳光。

祖母，我已经30多年没吃过您腌的酱瓜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