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在悄然改变规则，使高污染行业更容易继续污染空气。正如约翰·奥利弗所说，“如果你想做一件有害的事，就把它藏进一些无聊的东西里。”
最近，数百万美国人见证了橙色天空和空气质量警报，烟雾影响了许多人的健康，再次提醒我们空气质量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让空气变得更不清洁。如今，他们采用了一种更隐蔽的策略来削弱清洁空气标准。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开始时，政府采取了一种“震慑式”策略来放松环境监管。他们试图抹去气候政策，声称气候变化并不严重，并引用了一份由气候怀疑论者撰写的报告。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其他知名科学机构对这份报告的批评极为严厉，导致环境保护局在取消关键温室气体标准时，不再依赖这份报告，而是诉诸站不住脚的法律论证。
如今，该机构经常声称，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过于不确定，无法量化，甚至无法估值。
到了任期第二年，特朗普政府改变了策略，转向一种在法律上同样站不住脚但更隐蔽的路径。这种方法不仅针对温室气体，还包括所有污染物。美国环境保护局在监管决策中常常断言，减少空气污染的收益——对美国民众至关重要的健康收益——不确定性太大，无法量化，也无法估值。
在实施这一策略时，政府没有提供分析或引用科学研究。事实上，大量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已经用复杂的方法量化了污染减少的影响，并处理了相关不确定性。几十年来，美国环境保护局一直依赖这些研究结果，即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及其他共和党政府时期也是如此。但从今年开始，环境保护局局长李·泽尔丁认定，空气污染减少带来的健康收益过于不确定，因此不应计入；而监管成本则应被视为决定性因素。在今年1月有关燃气轮机排放的规定中，环境保护局宣布了这一新做法，称今后将不再对减少细颗粒物和臭氧带来的公共健康收益进行估值。细颗粒物和臭氧是最常见且危害严重的空气污染物。
该机构提到多种不确定性，包括不同污染物浓度如何导致过早死亡等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死亡估值的不确定性，以及增长率和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后两者用于将未来影响折算为当前价值。环境保护局长期以来采用的方法早已考虑了这些不确定性。由于这一新做法，环境保护局不再估算能够挽救多少生命，也不再估算能够避免多少疾病和住院病例。它完全不为这些环境收益赋予任何价值，忽视了该机构成立之初为应对的健康问题。
此后，环境保护局在废除一项车辆排放规定和推迟另一项规定时，继续坚持这一新做法。在涉及燃煤和燃油发电厂的空气污染规定、木制品行业的另一项空气污染规定，以及本月早些时候放宽重型车辆排放测试程序时，该机构同样忽视了这些健康后果。
今年1月，环境保护局首次宣布这一新做法时，泽尔丁坚称，尽管该机构不会为避免的死亡赋予货币价值，但“在设定污染限值时，仍会考虑挽救的生命”。后续的监管程序显示，泽尔丁的这一说法并不属实。此外，环境保护局并未将这一做法局限于细颗粒物和臭氧。该机构还拒绝为减少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赋予任何收益价值。在多项程序中，它也无视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收益，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氢氟碳化物。
在成本分析方面，环境保护局的做法则截然不同。该机构继续全面量化并考虑受影响行业的合规成本，即便这些成本与收益一样，也面临许多相同的不确定性。例如，与健康收益一样，合规成本在不同时间发生，因此也必须折算为现值，而使用的正是环境保护局此前认定对收益而言“不确定到无法使用”的贴现率。
在部分成本分析中，环境保护局还依据了一些存在争议的行业说法，只要这些说法符合政府偏好的放松监管叙事。为证明削弱新型制冷设备中氢氟碳化物及其他强效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合理性，该机构采信了一些超市和其他受监管主体关于成本的未经核实说法，尽管主要制冷行业协会反对这些说法，并解释称，环境保护局的行动实际上会提高合规成本。
在没有实证证据的情况下，泽尔丁声称，环境保护局的这一行动“将直接体现在美国家庭更低的食品杂货价格上”。但这项制冷规则在未来可能需要更换制冷设备之前，并不会给受监管主体带来任何成本。因此，即便带来成本节省，短期内也不太可能让消费者感受到。环境保护局的这些做法显然违法。政府机构在权衡规则影响时不能只计算成本而不计算收益，尤其是在已有成熟方法可以对收益进行估值的情况下。
由于没有像去年质疑气候变化那样的“重磅”举动，环境保护局的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未引起公众注意。泽尔丁似乎正是在遵循约翰·奥利弗的调侃：如果你想做一件有害的事，“就把它藏进一些无聊的东西里”，以此避开公众的审视。但这些违法行动将让美国民众付出沉重代价，表现为更多过早死亡、哮喘发作、住院以及其他严重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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