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彻底改写。
她曾是北京某顶尖高校的博士,主攻人工智能方向,导师口中“十年一遇的天才”。三十一岁,一篇顶会论文刚被接收,所有人都以为她的人生会一路高歌猛进。直到那年秋天,她开始频繁地发烧、盗汗、体重骤降,连着两个月都缓不过来。
校医院查不出问题,让她去大医院。
首诊在三甲医院血液科,医生的表情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那个中年男人拿着她的血常规报告,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沉默了整整半分钟,然后说:“林博士,你最好住院,我们需要做骨髓穿刺。”
林晚当时还笑着说:“医生,您别吓我,我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
她没有累。
骨髓穿刺的结果出来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危型。医生扶着眼镜,语气尽量平稳地告诉她,这种类型预后较差,但现在的医疗技术比以前进步很多,如果积极配合治疗,还是有希望的。
她没哭。她只是觉得耳朵里嗡嗡响,像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脑子里轰鸣。她掏出手机,给导师发了条消息:“老师,我请个病假,可能比较长。”
导师当天晚上就赶到医院,把一个信封塞到她枕头底下,说有困难尽管开口。林晚的父母从老家赶过来,母亲在病房门口哭得站不住,父亲红着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化疗开始了。
第一次化疗,恶心、呕吐、脱发、口腔溃疡,所有她能想象到的副作用一个不落全来了。她瘦了十五斤,白细胞掉到几乎为零,感染了三次,高烧到四十度,躺在层流病房里,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管一根一根地数,告诉自己熬过去就好了。
第二次化疗,第三次化疗,第四次化疗……
每一次化疗结束,她都要做一个骨穿来评估疗效。第一次评估,完全缓解——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第二次评估,复发。第三次化疗,再次缓解。第四次评估,又复发。
主治医生开始频繁地找她谈话,说这个病出现了耐药,常规化疗方案效果不理想,建议她考虑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林晚同意了,在骨髓库找到了一个全相合供者,做了移植手术。
移植后的日子比化疗更痛苦。排异反应让她浑身脱皮,口腔黏膜烂到喝水都疼,肝功指标飙得吓人。她咬着牙熬了三个月,以为终于熬出头了。
结果移植后第四个月,复查结果出来——白血病又复发了。
移植无效。
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把她整个人砸懵了。她躺在床上,第一次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会死。母亲端着粥进来,她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父亲坐在角落里,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的老人。
主治医生叹了口气,说:“林博士,国内目前能用的方案,我们基本上都用过了。如果你家里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去美国试试,那边有一些临床试验和新药,可能对你有帮助。”
林晚不想去。她已经花光了家里大半积蓄,父母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母亲的退休金全搭进去,还欠了亲戚一屁股债。去美国?那得多少钱?
但她的父母不这么想。
母亲说:“囡囡,卖血也得去。你活着,我们就有盼头。”
父亲说:“爸这辈子没求过人,但为了你,我去求。你安心去治,别的不用管。”
林晚最终还是去了。父母东拼西凑借了十六万人民币,她带着这笔钱,带着一个行李箱,带着母亲连夜缝的平安符,一个人飞到了美国。
来接她的是一个在斯坦福做访问学者的师兄,帮她联系了一家私立医院,据说那里有最新的CAR-T疗法临床试验。林晚满怀希望地去了,做了全套检查,见了主治医生,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说话带着职业性的温和。
“林女士,你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需要先做一些评估,看看是否符合入组条件。”
评估做了两周,花了她将近两万美金。然后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状况暂时不符合入组标准,需要先做几次化疗控制病情,再考虑入组。
林晚已经没有退路了。她咬牙同意了化疗。美国的化疗和国内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账单。一次化疗,三万美金。她看着账单上的数字,手都在抖。
她给母亲打电话,说钱快花完了。母亲说,别怕,妈再想办法。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但她听得出来,母亲在哭。
两个月,她做了两次化疗,花光了十六万人民币。身体没有好转,反而因为长途奔波和持续治疗,状态越来越差。师兄委婉地告诉她,医院那边说她可能还是入不了组,建议她先回国休养。
林晚坐在出租屋里,看着窗外陌生的街道,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她给父亲打电话,说想回家。父亲沉默了很久,声音沙哑地说:“好,爸接你回来。”
回国那天,她瘦得不成人形,整个人像一张纸片,风一吹就能倒。父母在机场接她,母亲抱着她放声大哭,父亲背过身去,肩膀一抖一抖的。
林晚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之前的主治医生那里报到。她以为医生会叹气,会摇头,会说“我们已经尽力了”。但医生看了她新做的检查报告,表情却变得很奇怪,眉头拧在一起,像是在努力辨认什么。
“你这个……你再去做个骨穿,我重新看看。”
林晚又做了一次骨穿。三天后,医生让她到医院来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谈。
她走进诊室,看到医生面前摊着一大堆报告,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像是震惊,又像是困惑,还夹杂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林博士,”医生深吸了一口气,推了推眼镜,“我们重新做了全套检查,包括骨髓活检、流式细胞术、染色体核型分析和基因测序,全部重新做了,而且请了协和、北大的专家一起会诊。”
林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坏消息,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甚至想好了遗言要怎么跟父母说。
“结果……确诊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伴免疫功能紊乱。”
林晚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慢性疲劳综合征,”医生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涩,“你得的不是白血病,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临床表现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高度相似,但本质上完全不同。它不会让你死,但会让你非常难受,长期低烧、盗汗、体重下降、淋巴结肿大,甚至骨髓象都可能出现异常细胞,但那些不是白血病细胞,是激活的免疫细胞。”
林晚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那……那我之前做了那么多次化疗,还有移植……”她的声音在发抖。
医生沉默了很久,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些化疗和移植,对你的病来说,不仅没有用,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副作用和并发症。你身体的免疫系统被彻底摧毁又重建,整个过程……都是不必要的。”
诊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林晚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想起自己剃光的头发,想起层流病房里刺眼的灯光,想起母亲蜷缩在病房角落的椅子上打盹的样子,想起父亲在走廊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想起美国医院里那些天文数字的账单,想起自己无数次在深夜无声痛哭,想起自己已经写好了遗书,甚至想好了墓志铭。
她想起自己活生生被当成白血病治了两年。
她想起自己已经欠了四十多万的债。
她想起自己差点死掉。
“慢性疲劳综合征,”她慢慢念着这几个字,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笑容,“所以,我其实只是累了?”
医生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只说出四个字:“对不起,林博士。”
林晚走出医院的时候,北京的秋天正暖洋洋地洒下来。她站在医院门口,仰头看着天,阳光刺得她眼睛发酸。
她掏出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妈,医生说我没得癌症。”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然后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哭喊。
“真的,我没得白血病,是一种别的病,不用化疗,也不用移植,吃药就能控制。”
母亲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抢过电话,声音抖得厉害:“囡囡,你再说一遍,爸没听清。”
“我说,我死不了了。”
她挂掉电话,蹲在医院门口,嚎啕大哭。
路过的护士以为她得到了什么坏消息,连忙跑过来问她怎么了。她抬起头,满脸泪痕,却笑得比哭还难看:“没事,我就是……太累了。”
她确实太累了。累到被人当成癌症患者治了两年,累到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累到差点把命丢在大洋彼岸。
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太累了。
后来,林晚把那段经历写成了论文,发表在医学伦理期刊上。文章的标题叫《误诊的代价:一个患者的叙事》。她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是在责怪医生,医学的边界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模糊。但我想说的是,当一个人被确诊为绝症的时候,请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值得多想一次。”
“因为那万分之一的概率,对一个家庭来说,不是数字,是全部。”
她至今还会定期复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头发已经长出来了,黑黑的,软软的,像新生婴儿的绒毛。母亲说她现在看着像个正常人,气色不错。
“妈,我本来就是正常人。”
“对,本来就是。”
林晚把那个平安符从旧行李箱里翻出来,挂在了床头。她不再做AI研究了,她开了一个公众号,专门写医患故事。她说,这可能是她这辈子最该做的事。
“我经历过最深的绝望,也见过最荒唐的误会。如果我的故事能让哪怕一个医生多长个心眼,让哪怕一个患者少走弯路,那我这条命,就没有白捡回来。”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那个美国医院,账单还欠着。我打算分期还,也不知道要还到什么时候。”
“但没关系,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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