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别的地方没好意思说，大多都在强调努力和攻克。回到北京，就可以承认自己的天赋了。”
当被问到如何跨越作者与笔下人物的性别差异时，郑执回答：“天赋吧？”
现场笑成一片。这当然是一句略带“臭屁”的玩笑，但深入下去会发现，真正让作者走近人物、令读者相信人物的，绝非源于身份背景的完全一致，而是对共同困境的体察和辨认。
8月2日，郑执携新书《朱砂掌》来到北京国贸西西弗，对话播客《文化有限》主播张超。两个多小时里，两人从书中人物聊到许多人正在经历、却未必说得清的问题：
生活还算体面的人，有没有资格痛苦？接受普通，是否意味着向生活认输？当现成的词语不断替我们判断对错、定义关系，我们是否还有耐心面对一个复杂的人？
性别、年龄和经历或许不同，但面对痛苦、庸常与他人，我们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不一样。
郑执用“可贵”来形容重新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感受。
“在今天大家还愿意因为一本小说，（为了）跟一个作家交流，跋山涉水的来到一个地方，大家面对面说话，我觉得这事儿本身挺可贵。”
这正是《朱砂掌》的主题之一，郑执将其形容为一种“求生欲”——这里的“生”不是生存的生，而是“活生生”的生。在他看来，当交流过分强调正确与安全，人们会逐渐绕开那些不够美、不够体面，却真实存在的感受。
“现在公开说话其实是一个如履薄冰的事。在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知道大家都在刻意表达所谓正确。”
“咱俩可能在这聊了三、四个小时，其实啥也没说。你知道背后并没有触及到人与人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有眼泪，有笑声，有节奏，但那是一场精湛的表演。
张超把这种处境概括为一种“感受的退场”，形容今天的人往往脑袋很大，装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观念和意识，身体与四肢却在萎缩，因为具体的细微的感受变得越来越贫乏：
“所谓‘蘸鞋底都好吃的调料’，这背后其实是你不能去细微地描述味觉。这是一种感受的丧失。”
这种丧失，也可能表现为一个人越来越难以辨认自己的痛苦，《朱砂掌》的主角王润南就处在这个状态中。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她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有住处，有过体面的职业经历，即使暂时不工作，也不至于立刻陷入生存危机。可她却始终痛苦，甚至因为察觉自己“不应该痛苦”而更加痛苦。
这正是郑执关注的。这种藏在沉默背后，对于痛苦的不配得感。在与一些陷入抑郁状态的朋友交流，也回溯自己相似的情绪经历后，他意识到“大家真正的痛苦来自于觉得自己不配痛苦……痛苦的不配得感是某种痛苦的来源。”
可痛苦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该是被拒绝、被厌弃、被避而不谈的东西。当一个人不断用“我已经过得不差”“还有人比我更难”来审查自己时，自身的痛苦不仅不会因此消失，反而会叠加一层对自我的否定。
郑执因此强调：“鄙视自己的痛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顺着“感受”与“痛苦”继续往下，郑执聊到了“恨”，“人在表达恨意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那些在吵架中控制不住流露出来的怨气很难被精心设计——
“爱很容易演，恨很难。恨更接近本能。本能是很难演出来的。”
当现场有观众提出小说结局呈现的“母女互恨”时，郑执强调，王润南与母亲之间有“远不止恨能形容的那种情感”。在小说里，为了完成对朱玉环的报道，润南不得不“强迫自己感受另一个人的人生”，在理解朱玉环的爱恨与创伤时，她也被迫重新面对自己的经历，反观自己的情绪。
郑执在现场特别谈到，王润南对母亲的记忆是一层层拨开的，甚至连她自己也无法完全确定恨的来源。全书最后一句——“因为恨，我紧紧牵起那只手。”——不是对这段母女关系的简单定调，更像一个“起点”：
当怨恨重新回到王润南的讲述中，与它纠缠在一起的眷恋、失望和其它复杂的感情也随之回归她的身体。正如张超在现场所说，“这是她活过来的一个标志之一”。
一个人重新知道自己为什么痛、为什么怨，也就重新确认了自己的“活生生”。
《朱砂掌》中出现的气功、附体、宇宙语（上方语），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这些常被读者归为“魔幻现实”的元素，却是郑执最熟悉的日常之一。
这里的“日常”并不只有重复的吃喝起居，更是在特定地域、年代和家庭中长期生活后，一个人逐渐形成的经验与判断。它未必会被有意识地辨别，却决定着这个人如何说话、如何理解世界，也决定着什么是他眼中稀松平常的生活细节。
这也解释了书中两位主角，王润南与朱玉环之间的差异。王润南十八九岁离开东北，在北京读大学、工作，她的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早已和故乡渐行渐远；朱玉环一生没有离开过沈阳，她的语气和判断中自然保留着独属于那片土地与那个年代的痕迹。
但离开不等于根除，朱玉环的来信，仍然能轻易地把王润南带回过去。
在张超看来，一个人的日常看似轻描淡写，却是塑造这个人最重要的力量。也让她进一步追问：“庸常跟日常应该不一样？”
郑执对此作出了明确区分：“日常是客观的物理世界，是你每天的吃喝拉撒；庸常则包含精神世界。”
如果说日常让人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验，那么庸常指向的，恰恰是这些差异背后反复出现的共同困惑——
“你所有想得明白跟想不明白的问题，或者你以为自己想明白的问题，都是庸常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张超注意到新书的变化。与郑执以往作品中那些倔强、不服、试图摆脱命运的人物相比，《朱砂掌》的主人公王润南似乎有了一种新的转圜，她不再执意从庸常中逃离，反而决定“不再与庸常为敌”。
郑执没有把这种变化解释成轻松的成长，相反，“挺悲凉的”，更进一步说，“（最后这）是个‘我服了’的故事”：
“提出言和的一方，往往是打不过的一方。”
“庸常是无法被打败的，只有你被它打败。不被打败的唯一方式是加入它。”
这显然不是什么昂扬的胜利，却也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失败。郑执坦言，以往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恐惧向庸常服软，是因为他们相信庸常面目可憎，相信一旦认输，生活便会跌入一种暗无天日的境地。
但如果换一种理解，站到庸常这一边，“加入它”，接受生活的无力和有限，不再依靠对抗证明自我，这同样是一种智慧。对于王润南而言，这意味着她终于不再把普通视为背叛。故事最后，她仍然要回到具体的日常中去，依然需要面对一大堆尚未被彻底解决的问题，只是不再把庸常当作必须击败的敌人。
“我不称之为服软，我称之为言和。这也需要巨大的勇气。”
这大概也是郑执的态度，
“我不去试图打败它，我试图去阐述它，把它阐述得更加细致入微，和蔼可亲一点。”
“不要鄙视痛苦”和“不要害怕庸常”，这并不是两句互不相关的劝慰。鄙视痛苦，因为人总是按照外界的尺度在衡量自己，看低自己的痛苦；害怕庸常，因为人会按想象中的目标衡量人生，觉得普通就意味着被命运击败——两者都让人离开真实的感受，被卷入一种由“应该”组成的生活。
文学提供的，恰恰就是对冲这种“应该”的空间。在分享会最后，郑执说：
“当我们在一个追求狭隘的，极速的，想要达成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的时候，文学真正我觉得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是自由的，敞开的，包容的，甚至是模糊的。（文学）允许我们在这一片文字塑造的时空当中，去感受更多原本不出现在你生活中，或者你的个人经验并不熟悉的那些快乐、痛苦、爱恨，甚至是更复杂，更难以言说的语言。”
命运总是自行其是，庸常也不会被谁真正打败，但人仍然可以不鄙视自己的痛苦，不轻易交出自己的感受；可以在迅速的“共识”外，耐心地听另一个人说话；也可以在与庸常言和之后，继续把普通的生活过得具体、细微、活生生。
或许，这正是《朱砂掌》最终想要交到每个读者手中的那一点力量。
（本次活动由新经典文化、西西弗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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