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的银行营业厅，空调嗡嗡作响。
我把那张用了22年的银行卡推到柜台前。
"销卡。"
柜员愣了一下，打了几个字，突然抬头看我："先生，这张卡最近一笔转账是三天前。"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不可能。"我的声音在发抖，"我妻子16年前拿着这张卡回伊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柜员看了看屏幕，又看看我，小声说："先生，您稍等，我叫主管过来。"
16年。5840天。
我以为她早就忘了我。
01
1998年的深圳，到处是机会。
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单证员，每天对着英文合同和报关单，工资不高，够吃够住。那年夏天，公司来了个伊朗客户，谈一批地毯进口的事。
客户姓阿里，五十多岁，留着浓密的胡子。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年轻姑娘。
"这是我女儿，法蒂玛。"阿里先生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介绍，"她在德黑兰大学学中文，这次跟我来实习。"
法蒂玛穿着长袖衬衫和长裙，头发用丝巾半遮着，皮肤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她冲我点点头，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好，林先生。"
那声音很温柔。
接下来两周，我负责陪同他们看工厂、谈价格。法蒂玛的中文说得比她父亲好太多，很多时候都是她在翻译。休息的时候，她会好奇地问我深圳的生活，问这里的房价，问年轻人都喜欢做什么。
"你们伊朗也有这么热吗？"我指着窗外三十几度的太阳。
"德黑兰夏天更热。"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但是干热，不像这里这么闷。"
合同签完，阿里先生要回国了。临走那天，法蒂玛单独找到我，递给我一张纸条。
"这是我的邮箱。"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国的事。"
我接过纸条，手心有点出汗。
那之后，我们开始通邮件。一开始聊工作，聊文化差异，慢慢地聊到各自的生活，聊童年，聊梦想。她说想多了解中国，我说想去伊朗看看波斯文明。
1999年春节过后，法蒂玛说她要回深圳，这次是自己来的。
我去机场接她，看见她推着行李箱出来，戴着墨镜，丝巾换成了浅蓝色的。她看见我，摘下墨镜，眼睛里有光。
"林浩宇。"她叫我的全名，"好久不见。"
那次她在深圳待了一个月。我带她去爬梧桐山,去东门老街吃小吃，去海边看日落。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深圳湾的堤岸上，她突然说："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我转头看她。
"我是说，如果我们结婚，我可以留在中国。"她的声音很轻，"我爸妈会同意的，只要我幸福。"
我愣了好几秒，然后点头："我会让你幸福。"
1999年10月，我们在深圳登记结婚。婚礼很简单，请了几个同事朋友，在餐馆摆了三桌。法蒂玛穿着白色的长裙，没有婚纱，但她说这样就很好。
她父母没能来，打了越洋电话祝福我们。电话那头，阿里先生说了很长一段波斯语，法蒂玛听着听着就哭了。
挂了电话，她抱着我说："我爸说，让你一定要好好待我。"
"我会的。"我说。
婚后我们租了个一室一厅，在福田区的老小区。房子不大，但法蒂玛很会收拾，买了些布艺和小摆件，把家里装饰得温馨。她在社区找了份兼职，教小孩子英语，一个月能挣两千多。
日子过得平淡，但踏实。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她会做好饭等我。她做的菜是中国菜和伊朗菜混搭的，有时候炒个青菜，配上她家乡的烤饼和酸奶。我们坐在小餐桌前，说说一天的事，看看电视。
她很少提起伊朗，但我知道她想家。
02
婚后第六年，是2004年。
那年春节，我们照例在家过年。法蒂玛包了饺子，虽然包得不太好看，但味道不错。吃完饺子，我们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她突然没什么表情地盯着电视。
"怎么了？"我问。
她摇摇头："没事。"
但我看出来了，她心情不好。
后来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背对着我。我听见她在哭，很轻很轻的那种，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翻过身，抱住她："法蒂玛，怎么了？"
她没说话，哭了一会儿，才转过来，眼睛红红的："浩宇，我想回家看看我爸妈。"
我心里一紧。
"六年了。"她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六年没见过他们了。我妈上次打电话说，我爸身体不太好，老是咳嗽。我想回去看看他们。"
我搂着她，心里很难受。
这些年，我们一直想攒钱回伊朗，但深圳的生活成本不低,房租、水电、吃穿用度，每个月剩不下多少。我工资涨得慢，她兼职的收入也不稳定。回伊朗的机票很贵，一张往返要两万多，两个人就是四五万，还不算在那边的花费。
"我知道。"我说，"等我们再攒攒钱，明年一起回去。"
"不用两个人一起。"她说，"我自己回去就行，你要上班，不能请那么长假。"
我想了想，点头："那也得等攒够钱。"
她没再说话，只是抱着我。
从那天起，我开始拼命攒钱。上班之外，我接了些翻译的私活，周末去帮人做兼职搬运工。法蒂玛也增加了教课的时间，每天晚上都要上课到九点多。
我们把所有能省的都省了。不买新衣服，不下馆子，连水果都挑最便宜的买。
邻居老陈有次看见我扛着货爬楼梯，问我："小林，你这是干啥呢？不是有正经工作吗？"
"攒点钱。"我喘着气说。
老陈是退休工人，一个人住，平时喜欢跟邻居聊天。他摇摇头："年轻人就是爱折腾。"
到了2004年6月，我把所有的钱加起来，凑了32万。
这些钱里，有我们俩这几年的积蓄,有我找朋友借的一部分，还有我把手里一只股票抛了换来的。
我把存折递给法蒂玛："够了，你可以回去了。"
她接过存折，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
"浩宇……"她抱着我，"谢谢你。"
"别哭。"我拍拍她的背，"早点回去，早点回来。"
接下来半个月，我帮她办签证、订机票、准备行李。她要带很多东西回去，给她爸妈买的衣服、药品、保健品,还有一些中国特产。
出发那天是7月5日，早上六点的飞机。
我们四点就起床了,打车去机场。一路上她都不说话，只是握着我的手。
到了机场，办完托运，还有一个小时才登机。我们在候机厅坐着，周围都是来来往往的旅客，广播里不停播报航班信息。
"三个月。"法蒂玛说，"最多三个月我就回来。"
"不急。"我说，"你好好陪陪你爸妈，多待一阵也行。"
"不行。"她摇头，"我得回来。你一个人在家，谁照顾你？"
我笑了笑："我都这么大人了，还能饿死不成？"
登机广播响了。
法蒂玛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她抱住我，抱得很紧很紧，脸埋在我肩膀上。
"浩宇，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我说，"到了给我打电话。"
她松开手，拖着行李往安检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我冲她挥手："去吧，别误了飞机。"
她转身进了安检口。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03
法蒂玛走后的第一个月，我们每天通电话。
她说德黑兰比她离开的时候变化大了，街上多了很多新建筑，物价也涨了不少。她爸妈身体还好，就是老了很多，看见她回来高兴得不行。
"我妈天天做好吃的。"她在电话里笑，"说我在中国肯定吃不惯,要把我养胖点再回去。"
"那你就多吃点。"我说，"反正我不嫌你胖。"
她笑得更开心了。
第二个月，电话开始变少了。有时候我打过去，她说在陪父母出门,或者在忙别的事，说话有点急。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再等等，爸爸要去医院复查，她想陪着。
"复查？"我心里一紧，"他怎么了？"
"没事，就是老毛病，咳嗽。"她说，"医生说要做个详细检查。"
我说那你就好好陪着，不着急回来。
第三个月，她的电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周才打一次，说几句就挂了。我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她说没事，就是最近比较忙。
"你爸身体怎么样了？"
"还在检查。"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浩宇，我可能要多待一阵子。"
"行，你安心待着。"我说，"家里有我呢。"
到了第四个月，10月份，她的电话彻底打不通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信号不好，或者她手机坏了。连着打了三天，要么是无法接通，要么是关机。我给她发短信，发邮件，全都石沉大海。
我开始慌了。
我找到当初帮她办签证的中介，问能不能联系到伊朗那边。中介说他们只负责办签证，不管后续的事。
我又找到伊朗驻广州总领馆，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有人接了。我说明情况，对方说他们需要核实，让我提供法蒂玛的护照号和详细信息。
我把所有资料都发过去，等了两个星期，领馆回复说查不到相关记录。
"什么叫查不到？"我在电话里急了，"她是拿着合法签证回去的，怎么会查不到？"
"先生，请您理解，我们的系统可能存在延迟。"对方的语气很官方，"或者您提供的信息有误。"
我挂了电话，整个人都懵了。
邻居老陈那天晚上敲我的门，端着一盘炒花生："小林，吃点下酒菜。"
我让他进来，他看我脸色不好，问怎么了。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老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林啊，你别怪我说话直。这女人，会不会是跑了？"
我愣住。
"你想啊。"老陈嗑着花生，"回了自己国家，又见着爸妈了，说不定就不想回来了呗。这种事我见多了，跨国婚姻，不牢靠。"
"不会的。"我摇头，"法蒂玛不是那种人。"
"那她为啥不接电话？"老陈反问，"都四个月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小林啊，你得想开点。"
老陈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电话。
我不信法蒂玛会跑。
但她为什么不联系我？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去上班，整个人都是恍惚的，领导叫了我三次才反应过来。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发短信。有时候半夜醒来，也会拿起手机试一次。
全都没有回应。
半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我托了所有能托的人，找了所有能找的渠道，都没有她的消息。
2006年春节，我一个人在家过年。电视里放着春晚，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以前坐过的位置，突然就哭了。
老陈那天晚上又来敲门，这次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一瓶二锅头。
我们俩坐在阳台上，对着楼下的万家灯火，一杯一杯地喝。
"老陈。"我说，"她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老陈叹了口气："小林啊，人得往前看。"
我没说话,又喝了一杯。
04
日子还是要过。
法蒂玛走后的第三年，我换了工作，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做主管，工资比以前高了些。老陈说这是好事，总算想开了。
但我没有想开。
我只是不能一直停在原地。
那张银行卡，我一直留着。卡是法蒂玛走之前办的，当时我们说好，她在伊朗如果需要钱，就用这张卡取。我往里面存了5万，作为她的应急资金。
这些年，我每个月都会去ATM机查一次余额。
余额从来没有变过。
2010年,法蒂玛离开的第六年，老陈突然跟我说他要回老家了。
"在深圳待够了。"他说，"岁数大了，想落叶归根。"
我帮他收拾东西,搬家那天,他拍拍我肩膀："小林,你也该找个人了。"
"再说吧。"我说。
老陈走后，楼里搬来了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经常在走廊里跑,看见我会喊"叔叔好"。
有一天,孩子的妈妈敲我的门,说孩子把球踢进我阳台了,能不能帮忙扔出来。
我去阳台捡球,看见晾衣架上还挂着法蒂玛的一条围巾。围巾已经褪色了,但我一直没舍得扔。
我把球扔回去,关上阳台的门。
2015年,法蒂玛离开十一年了。
那年我四十三岁,头发开始有白的了。公司有个年轻的女同事,人挺好,总是主动帮我打印文件,倒水。有次她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结过了。
"离了？"
"算是吧。"我说。
她没再问。
那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爸妈都七十多了,看见我回来很高兴。吃饭的时候,我妈突然问:"浩宇,那个伊朗媳妇,是不是真的不回来了？"
我愣了一下:"妈,别提她了。"
"我就是问问。"我妈叹气,"你也四十多了,总得有个人照应着。"
"我挺好的。"我说。
我爸放下筷子,看着我:"浩宇,你还在等她？"
我没说话。
我爸摇摇头:"傻孩子。"
回深圳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突然想起法蒂玛说过的话。
她说,德黑兰的秋天很美,满城都是金黄色的梧桐树叶。她说她小时候喜欢捡树叶,夹在书里做标本。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
05
2020年11月,法蒂玛离开十六年了。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查那张银行卡的余额。每个月一次,雷打不动。
余额永远是5万。
我四十八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公司的年轻人叫我"林叔",我也习惯了。
那天下班,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也许该结束了。
十六年。
她如果还记得我,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也许老陈说得对,她早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忘了深圳这个家,忘了我这个人。
我回到家,翻出那张银行卡。卡已经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半天假,去银行办销卡。
银行是工作日上午,人不多。我在取号机上取了号,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
大厅里很安静,只有叫号的声音和键盘敲击的声音。我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银行卡,心里空落落的。
"36号,请到3号窗口。"
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前,把卡递进去。
柜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接过卡,看了一眼,在电脑上操作。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表情有点奇怪。
"先生,这张卡最近一笔转账是三天前。"
"不可能。"我的声音在发抖,"我妻子十六年前拿着这张卡回伊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柜员看了看屏幕,又看看我,小声说:"先生,您稍等,我叫主管过来。"
她站起来,走到后面的办公区。我站在柜台前,手撑着台面,腿有点软。
三天前？
怎么可能？
几分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走过来,戴着眼镜,胸牌上写着"王主管"。
"先生,您好。"他的语气很温和,"我是这里的主管。关于您的情况,我理解您的难处。请跟我到贵宾室,我们详细谈谈。"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小房间,里面有张桌子,几把椅子。他请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先生,您别着急。"他坐在我对面,"我查了一下您这张卡的记录,确实有些特殊。"
"什么特殊？"我的声音有点哑。
王主管打开一台笔记本电脑,调出记录:"从2004年7月到现在,这张卡一共有192笔转账记录。"
"192笔？"
"是的。"他把电脑转过来给我看,"每笔金额不等,从几百块到几千块。最早的一笔是2004年7月15日,最近的一笔是三天前,11月10日。"
我盯着屏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日期和数字。
"而且。"王主管顿了顿,"每一笔转账,都有留言。"
我的手开始发抖。
"留言？"
"是的。"他点开第一条记录,"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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