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市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宋思琪推开我们单位那扇玻璃门。

白大褂,头发挽得齐整,目光扫过门口第一张工位牌,落在“孙俊德”三个字上,那张脸一下子白了个透。

她站了大约三秒钟,偏过头,低声跟秘书交代了几句什么。

秘书点点头,转身就走,跟我擦肩而过。

我坐在工位前,手心的汗把签字笔浸得发滑。

总觉得这个名字在哪里见过,可怎么都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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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天是周三,单位对接市医院搞健康讲座。

上午我刚处理完一批整改通知,头昏脑涨。

隔壁工位的郭波站起来,说:“孙哥,市医院的人来了。”我抬头,几个穿白大褂的从走廊那头走过来,领头的是个女的,挺年轻,胸口别着工作牌。

我没在意,低头继续抄材料。等她们走到门口,脚步突然停了一下。

办公室安安静静的,只听见走廊那头有人搬桌子的动静。

她站在门口没动,过了几秒,才慢慢往里走,目光落在我桌面上那块白底黑字的工位牌上,看了很久,久到有人咳嗽了一声,她才把视线移开。

她那个脸色,我到现在都记得。

不是普通的惊讶,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整个人定在那里,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然后侧过头,跟身边那个年轻秘书低低交代了几句。

秘书跟她确认了两句,点点头出了门,脚步很快。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只觉着这个女人眼熟。她却没再看我,跟着其他医生往会议室去了。

下午的讲座安排在四楼。

我在一楼签到台帮忙,名单上写着:宋思琪,副主任医师,主讲内容呼吸系统疾病预防。

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几遍,脑子里转了一圈,想不起来在哪听过。

讲座开始后我坐在最后一排。

她站在讲台上,声音不大但很稳,讲的是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那些事。

台下的同事大多四五十岁,听得认真,偶尔有人举手问两句,她一一作答,语气不急不躁。

散会的时候,我在门口等了一下。

她跟几个同事说了几句话,没往这边看。

我看着她走出大门,上了一辆白色车,尾灯在暮色里亮了一下,消失在街口。

回到老屋已经七点多了。

母亲在厨房热饭,隔着墙喊我洗手。

我坐在堂屋里,脑子里还是下午那副画面。

她看工位牌的那个眼神,不像认错人。

那种目光里带着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有话要问,又像是很多很多年前就认识我。

母亲端着一碗汤出来,见我在发愣,拿筷子敲了敲碗沿:“发什么愣呢,你爸在工地上,今晚不回来。”

“妈,我接过碗,想了想,”你还记得咱家隔壁住过一家人吗?一个父亲,带着个坐轮椅的姑娘。

母亲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看了我一眼:“你问这个干啥?

“今天单位来个人,我觉得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是谁。”

母亲放下勺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隔壁那户,你高一那年搬来的。爹在工地当钢筋工,姑娘出车祸下肢瘫了,叫宋思琪。你那时候天天背她上下楼,背了整整三年,你忘了?”

我整个人愣了一下。

背了三年。

我慢慢放下碗,脑子里那块地方像被人猛地捅开了,旧画面一股脑涌上来。

灰蒙蒙的水泥楼梯,冬天楼道里漏风的窗,她趴在我背上时那种轻得几乎可以忽略的重量。

“她叫宋思琪?”

母亲点点头:“就是她。她爸后来病故了,她就搬走了。你大学那会儿老写信回来问,我还帮你打听过几回,人家搬了地方,打听不着。”

我坐在那里,半天没动。

桌上的汤冒着白气,碗里的白菜叶打着卷儿。

我想起下午她转身交代秘书的那个动作,想起她在一楼签到台看了一眼我的名牌,什么话都没说,却让秘书出了门。

她让秘书去办的事,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翻了一会儿柜子,从最底下拖出一个旧纸箱。

里面全是大学时候寄出去被退回的信,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查无此人”的蓝戳子,摞起来有半尺厚。

我蹲在床边,一封一封翻过去,指尖碰到那些退回的戳印,凉凉的,像碰到了十一年前的冬天。

纸箱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高一的,学校运动会,全班在操场上拍的。

照片边缘有点发黄,我站在最后一排,隔我两个人的位置,她坐在轮椅上,微微侧着头,正跟旁边的同学说话。

我盯着那张侧脸看了很久,终于确认了一件事:下午那个穿白大褂的宋主任,就是当年我背了三年的那个女孩。

我把照片放回去,合上纸箱,坐在黑暗里一直坐到后半夜。

窗外的风刮得呜呜响,老屋的窗户有点漏风,那年冬天也是这样。

她趴在我背上,呼出的气白蒙蒙的,说:“孙俊德,你背我这么久,累不累?”

我说不累。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有些事我以为早就过去了。但看她今天那副神情,显然没有。

02

高一那年,我在教务处门口听到的那段对话,改变了很多事。

那是个九月的早晨,天热得厉害,蝉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

我抱着新领的课本往教室走,路过教务处门口,门半掩着,里面有个男人的声音,低低的,带着小心翼翼的恳求:“老师,我闺女成绩挺好的,在老家初中一直是年级前几名。您看看,能不能……让她来试试?”

另一个声音打断他:“不是我们不收,她的情况你也了解,学校是教学楼,没有电梯,她在轮椅上,上不了三楼。课间怎么上厕所?万一出了事,谁负这个责任?”

“我每天送她来,我来背她。”

“你背她到三楼?那教室里头呢?午休呢?真出了事,学校要担责的。”

里面安静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声音更低了:“老师,我自己出个保证书不行吗?一切责任我自负,不找学校。”

“这不是责任的问题,是学校的规章制度。”

我站在门口,透过门缝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地工作服,头压得很低很低。

他旁边放着一台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女孩,校服是新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一只手紧紧攥着轮椅扶手,指节发白。

我又看了几秒钟。

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画面,八岁那年,我在巷口见过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女孩,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那个男人的背微微弓着,像背着一座山,脚在地面上拖出细细的尘土。

那个男人,就是眼前这个蹲在地上的男人。

我推门进去了。

教务处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老师,见我进来,抬了抬头。我说:“老师,我家住她隔壁,我背她。”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她父亲猛地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嘴唇抖了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轮椅上的女孩也抬头看我,她没有什么表情,就是那双眼睛,又黑又深,像一潭水,盯了我好几秒,又低了下去。

女老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多高了?背上她上三楼,能行?”

我把课本放在一边,走到轮椅前蹲下身去,说:“你们家是不是住六栋二单元?”她父亲点点头,声音发哑:“对……你、你怎么知道?”

“我住三栋,有次在巷子里见过你们。”

他愣了半天,嘴唇又抖了一下,终究什么也没说。

班主任让我当场试一试。

她父亲把她扶到我背上,很轻,比我以为的要轻得多。

她两只手搭在我肩上,整个人绷得紧紧的,像一根拉满的弦。

我背着她从教务处门口走到楼梯口,上到三楼,又从三楼的走廊走到头,再折回来。

整个过程楼道里很静,只有我的脚步声,还有她在我耳边轻轻的呼吸。

我走到教务处门口,把她放回轮椅上,对那位女老师说:“老师,我背得动。”

女老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对父女,最后叹了口气,拿过一张表格:“行吧。你叫什么名字?”

“孙俊德。”

从那天起,我每天清晨六点十分到她家门口,蹲下身。她父亲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拎着一只铝饭盒,塞到我手里:“早饭,你们俩分着吃。”

我接过来,把人背起来,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她家里住五楼,没有电梯。

她的身体贴着我的背,隔着校服,能感觉到她肋骨硬硬的轮廓。

她总是一声不吭,直到我走出单元门口,才轻轻说一句:“麻烦你了。”

“说这个干啥。”我头也没回。

班里的同学一开始都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们,有些人在背后嘀咕,说我是脑子有病才揽这个活。我没解释。

有一天课间,班长陈曼婷走过来,帮我给宋思琪打了杯热水,放在她桌上,说:“以后有什么不方便的,你喊我就是。”宋思琪轻轻说了声谢谢,等陈曼婷走远了,她低头看着那杯水,看了很久。

那天放学我背她下楼,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她忽然开口:“孙俊德,你为什么要背我?”

我说:“不为什么。

她沉默了一阵,又问:“是不是我爸找过你?给你钱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帮我?”

我停下脚步,把她在背上稳了稳:“我八岁那年见过你爸,在巷子里抱着你走。他一个人,背着你,一步一步往前挪,没有一个人帮他。我当时就在想,要是哪天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帮。”

她的下巴抵在我肩膀上,好长时间没动静。后来她说了一声:“哦。”

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惊了什么东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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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时候日子过得像钟摆,枯燥又稳定。

每天清晨六点十分到她家,蹲下,背上,下楼。

冬天楼道里冷,风从窗户缝里往进钻,她总把围巾往上拉一拉,遮住半张脸。

呼出的白气从我耳边飘过去,有一点淡淡的雪花膏味,是她每天早晨抹的。

她父亲总在门口等着,手里拎着那只铝饭盒。

有时候饭盒里是米饭和咸菜,有时是馒头夹煎蛋,偶尔会有几块酱好的肉块。

他蒸好饭的时间比我们上学时间早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他每天几点起床。

有几次我六点不到就过去,楼道里黑着,他家的灯已经亮了,黄黄的一小团光从门缝底下漏出来。

到了学校,我蹲下,她把书包接过去,慢慢从轮椅上挪到我背上。

她体重很轻,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后背的肩胛骨硌着我的背,像纸片一样薄。

但她从来不喊疼,从来不喊累。

上课的时候她坐在教室第一排靠窗的位置,轮椅固定在那里。

她的成绩好,数理化拔尖,我有时候有一道物理题怎么都算不出来,把卷子递过去,她看两眼,在草稿纸上写几行公式,递回来。

期中考试她考了班里第二。

家长会那天她父亲来了,穿着一件干净的灰色外套,站在走廊里听老师念成绩,听到她的名字,嘴角抿了抿,头微微低下去,像一个得了表扬的孩子。

课间的时候,班里几个男生在走廊里打闹,一个男生倒退着跑,没留神踹了她的轮椅一下。

那一脚力道不大,顶多让轮椅转了一个角度。

可班里一下子就安静了,所有人都回头看她的反应。

她低着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翻桌上那本书。

那个男生脸涨得通红,支吾了一句“对不住”,转身就跑开了。

我走过去,把她的轮椅重新摆正,沿着课桌的方向挪了挪,问:“没事吧?”

她说:“没事。”声音平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站在她身边停了两秒钟,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的感觉,很快,也很浅。

我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座位。

后来期末考试结束,学校放暑假了。

她父亲在工地上摔了一次,胳膊裹了纱布还照样去上工。

我听说之后,跟母亲多要了一倍的零花钱,但想了想,又不知道怎么给她家送去,最后不了了之。

暑假里我有时候经过她家楼下,从窗户缝里能看到她坐在轮椅上,对着窗台看书。

她没有看见我,我也没有喊她。

后来有一天傍晚,她父亲下班回来,在楼下碰见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汽水:“孩子,天热,拿一瓶喝。”

我说不用,他硬塞到我手里,转身就往楼上走。

我站在楼下,把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他的步子有点慢,右胳膊还裹着纱布,手里拎着工地的安全帽,一步一步上了五楼。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她父亲找到我家,手里拎着一袋子葡萄。

进门先鞠了一躬,我母亲慌忙让他坐下,他坐了一会儿,说:“嫂子,我家思琪多亏了俊德。我没什么能回报的,就想说一声,这孩子的情,我记一辈子。”

母亲说了几句客气话,他走了。我坐在里屋没有出去,听见他那句话的时候,心里闷闷的。

三年,一共一千零九十五天。我每天早上蹲下,背起她,走完那六十八级台阶。她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我背的早就不是一个重量了。

04

高三上学期,宋大山在工地上扭了腰。

他忍着没说,每天照样天不亮起来蒸饭,骑着二手三轮车送她到学校门口。

后来有一天他从三轮车上下来的时候,腰直不起来了,整个人撑着车把,满头是汗。

宋思琪坐在车斗里看见他那个样子,当场眼泪就下来了。

她跟我说了她爸的事,说她想退学,去餐馆刷盘子,养活她爸。

我头一回冲她发火。

那是在她家楼道里,我背着她上楼梯,她说了那句话,我脚步猛地一顿,站在楼梯中间没动。她说:“孙俊德,你放我下来吧,我不能拖累你们。”

我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能拖累你们。”

那你这辈子,就要被你爸一个人背着过吗?

楼道里安安静静的,她的呼吸声停了一拍。过了好一会儿,她低声说:“他背不动我了。”

“我背得动。”我说。

她没有说话。我站在楼梯上,稳了稳她的重量,继续往上走。她趴在我背上,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像在哭,但我没有回头看。

后来我爸知道了这事。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前,碗都没端,问我:“隔壁老宋,工地上的活还能干不?”

我说腰都那样了,干不了了。

我爸放下筷子,没说话。

第二天他去找了工头,托关系给宋大山安排了一份仓库看门的轻省活。

晚上回来跟我妈说了一声:“老宋那活儿清闲点,钱少些,但不用弯腰使劲了。”

母亲点点头,多给他碗里夹了一块肉。

宋大山搬去仓库值班的前一天,晚上来我家,拎着一瓶白酒和一兜子橘子。

他站在门口,冲我爸鞠了一躬,我爸摆了摆手:“都是邻居,别整这个。”

宋大山坐了一会儿,把那瓶酒拧开,倒了两杯。我爸和他碰了碰杯,仰头干了,他也仰头干了。两个男人谁也没说话,那杯酒像是什么交代了似的。

那学期的最后几个月,日子过得很快。

宋思琪每天晚上在台灯下复习功课,撑到后半夜,第二天眼皮底下青黑一片,却在课间把那些整理好的重点笔记传给我。

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记不住那些”,只能闷头接着。

高考前一个星期,学校安排体检。

她坐在轮椅上排队,我站在旁边等,旁边有个别的班的女生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小声嘀咕了一句“残疾人也来高考”。

宋思琪的背脊挺得很直,像没听见一样,我却看见她攥着扶手的指节又泛了白,跟那天在教务处门口一模一样。

我很想走过去说点什么,但我终究什么也没说。

体检完出来,她让我背她去操场那边的台阶上坐一会儿。

四月的风暖洋洋的,操场上有低年级的学生在踢球。

她坐在台阶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说:“孙俊德,你说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以后能干什么?”

“你考得上。”

“万一呢?”

“没有万一。”我说。

她笑了一声,没有再说话。

那一刻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比三年前好看多了,额前碎发被风吹起来,露出眉眼,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不太会形容的东西。

高考前三天,她父亲在仓库值夜班,晚上十点,工友打来电话,说人送到医院了,突发心梗,正在抢救。

我骑着我爸那辆旧摩托车,带着她赶到医院。她还穿着家里的拖鞋,头发散着,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两只手攥着一只旧饭盒,一声不吭。

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医生出来了,摇了摇头。

宋大山最后也没能留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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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的光。

医院走廊的白炽灯管,惨白惨白的,照得地面上的瓷砖反出一层冷光。

她的拖鞋踩在上面,踢踢踏踏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了很久,又停了。

她蹲在太平间门口,旁边没有一个人。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

她没有看人,也没有哭,两只手抱着那只铝饭盒,指甲陷进饭盒边缘的凹槽里,一句话不说。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孙俊德,我只有你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我守在医院,她的亲戚一个都没来。

宋大山老家在陕南山区,父母早没了,跟兄长也断了联系。

工友们凑了一笔钱塞到她手里,她接过来,鞠了一躬,什么都没说。

三天后出殡。棺材是从殡仪馆租的最便宜的。我妈帮忙缝了白布孝服,她穿着一身白布,跪在灵堂前。

下葬的时候,她扶着坟墓前的水泥台子,慢慢站起来,站直了,弯腰磕了三个头,起身,又弯下去。

第三个头磕完,她没有立刻起来,额头抵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

我把她扶起来,她的额头上沾了一层灰。她看了我一眼,眼眶干干的,没有一滴泪。

葬礼结束后,她回了家,把那件白布孝服叠好收起来,又开始复习功课。

高考前那几天的日子沉默得像一潭死水。

她每天坐在书桌前看书,我看不出她读进去了多少,但她一页一页翻着,没有停下来。

高考那两天,我骑车带她去考场,进考场前她把饭盒塞到我手里,说:“你替我拿着。”我说好。

等了两个小时,她出来,从手里接过饭盒,打开,里面的饭菜一口没动,她看了半晌,把盖子合上了。

成绩出来,她考上了省医专。我考上了省城工程学院。隔了四十多公里,不算远。

那年暑假,我跟她说:“上了大学好好念,有什么事打电话来。”她坐在轮椅上,抬头看我。

孙俊德,”她说,“我以后不能再让你背了。

我愣了一下:“你说啥?”

“我上了大学,要自己走,不能一辈子让你背。”

那句话在我心里转了好几圈。我想说我又不怕你拖累,我从来没觉得背你是件麻烦事。但话到嘴边,看着她认真的眼神,我没有说出口。

整个暑假我都在工地上搬砖,攒了两千块钱。

快开学的时候,我把钱交给母亲,让她转给宋思琪,就说是学校帮扶的补助款。

母亲看了看我,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走的那天,母亲站在门口,说我:“你真不去送送她?”

“不送了。”我说,“她说了要自己走。”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傍晚,宋思琪在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

她向我母亲问了我的去向,母亲说你走了,她低头想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那我也走了”,就转身回了家。

临走前,她留下一张纸条。母亲后来把纸条给我看了,五个字,蓝色圆珠笔写的,笔尖有点洇墨:你去哪了?

我看着那张纸条,什么也没说,把它夹进了一本课本里,一夹就是十一年。

06

大学四年,我每个月写一封信,寄到她以前的地址。

一月份的信被退回来,二月份的信也被退回来。

三月份的时候,我在信封上多写了一行字:“请邻居转交,也算了却我老爹留给她的一个念想。”结果半个月后原封不动退了回来,连封口都没拆开过。

那一学期我没有再写信。

后来我又想,地址总该有人告诉我。

期末考完试,我骑着自行车去了趟省医专。

门卫大爷翻了好一会儿花名册,说没有叫宋思琪的学生,可能休学了吧。

我蹲在学校门口抽了半包烟,蹲到天黑,又骑着车回去了。

后来从刘辉那里打听到,宋思琪那学期没去报到,休学了,在家里待了两个月,又搬走了。

老房子卖了,卖房子的钱还了债,剩下的一点说是拿去租了间小房。

刘辉说,她爸去世前欠了工地食堂一笔饭钱,还有医药费,零零碎碎加起来不少。

她处理完房子,就消失了。

我每个月照旧写信,地址还是那个老地址。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傻的,明知道查无此人,还是把信投进邮筒。

那四年大概写了四十多封,每封都退了回来,厚厚的一摞,压在我宿舍床底的纸箱里。

毕业那年,我回了滨江。

我进了住建局,郭波是我第一个同事。

他在单位待了十几年,话多,人热络。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两杯,跟我说:“单位有个同事,上班十几年了,天天就坐那抄材料,也不说话,也不跟人搭茬。你刚来,别跟他学。”

我说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郭波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他不知道我脑子里的那根弦一直绷着,走到哪里都没松过。

其实我不是没有找过她。

头一年,我几乎每三个月就问一次刘辉,有没有消息。

刘辉每次都摇头,说打听了,没有。

后来我托郭波帮忙打听过,郭波认识市医院一个护士,问了一圈,也没有叫宋思琪的医生。

那时候我以为,她这辈子可能不会回来了。或者回来了,也不想再见我。

有一年冬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背影,一个女人穿着灰色的羽绒服,推着一辆自行车,走路的姿势微微有些跛。

我追了半条街,追到红绿灯口,她回过头看路,是一张陌生的脸。

我在路边站了很久,觉得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是有一个地方被风灌着,一直没关窗。

后来我托陈曼婷打听过一次。

陈曼婷说她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有人提过一句“宋思琪”的名字,说她在省城的医院里进修,人很拼,从来不敢歇假。

陈曼婷问她:“你认识一个叫孙俊德的人吗?”宋思琪低着头,停了很久,说:“不认识。”

陈曼婷把这话带回来转告给我的时候,我正蹲在单位楼下抽烟,听完,点了点头。

烟头烫到指尖,我甩了一下手,把它踩灭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听过她。

我以为她不需要我这个人了,是我自己多余惦记。

那句话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扎了很多年,后来慢慢也就不觉得疼了。时间是个好东西,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磨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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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十一年过得不算快,也不算慢。

我每天六点半起床,路过门口的早餐摊,要一份豆浆两个包子,骑车去单位。

早上抄整改通知,下午处理投诉工单,晚上回家陪我爸妈吃饭。

周末的时候去河边走一走,偶尔跟刘辉喝一顿酒。

体重长了几斤,头发少了几根,腰椎劳损的毛病在体检报告上一年比一年写得清楚。

医生说是年轻时候负重太多,脊椎变形提前了,让我少背重东西。

我笑了笑,没说话。

那三年背着她上下楼的事,我没跟任何同事说过。

单位的同事只知道我腰不好,不知道我腰为什么不好。

郭波有时候问我:“孙哥,你年纪轻轻的,腰怎么跟老头一样?”我摆摆手,说干活累的。

有时候半夜腰疼得睡不着,我坐起来靠着床头,窗外是黑漆漆的夜。

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早晨,六点十分,我蹲在她家门口,她搭着我的肩慢慢挪到我背上。

她的呼吸声在耳边,很轻很均匀,像一只猫睡着了一样。

那三年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有一天她会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我妈催过几次相亲。

我去见过两个,都聊不到几句话。

第一个问我做什么工作,一个月多少钱,我说了,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第二个问我有没有房,我说现在跟父母住,她说那以后呢,我说以后再说吧。

我妈骂我不上心,说人家姑娘挺好的。我没有反驳,只是说再说吧。

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可能等了太久,早就习惯了“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