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省里来了考察队。
村口停了一溜黑色轿车，村支书头天就吆喝着把路面扫了三遍。我提着一桶水，站在人群外头，白衬衫洇得透湿，贴在背上。
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干部们簇拥着往村里走。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走在前头，皮鞋踩在土路上，忽然站住了脚。
几百双眼睛看着她。她没理那些干部，转身朝我这边走过来。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落在我心口上。
她站定，开口：“哥，这些年还好吗？”
水桶脱了手，砸在我脚面上，凉水泼出去，洇开一大片深色。
01
1982年冬天冷得出奇。腊月二十三，天擦黑，奶奶从镇上赶集回来，怀里裹着个红布包，冻得嘴唇发紫，进门就往炕上放。
我爹从灶间探出头来，看了一眼，手里的柴火棍子掉在地上。红布包动了动，发出一声细弱的啼哭，跟猫叫似的，又细又哑。
奶奶解开红布，里头是个女婴，脸皱成一团，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女婴身上贴着一张纸条，小字写着生辰八字，算来刚出生没几天，就被搁在那草垛里了。
我娘从里屋出来，手里还端着一碗玉米糊糊，站在门槛边没动，也没说话。
我爹蹲在门槛边，半天憋出一句：“咱家揭不开锅了，你还要捡。”声音闷闷的，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奶奶没搭话，把女婴裹紧，用小勺子从碗里舀了米汤，一勺一勺往那发灰的小嘴里送。女婴起初不张嘴，奶奶的勺子就抵在她唇上，一遍一遍地碰。
屋里静下来。灶膛里的火苗噼啪响，窗外北风刮过屋檐，带起一阵哨子声。米汤从女婴嘴角溢出来，奶奶拿自己的袖口给她擦了，接着喂。
我爹蹲在门口，抽完了三根旱烟，又续了第四根。我娘端过热水的瓦罐，搁在炕沿上，轻声道：“米汤太稀了，加两勺面糊吧。”
奶奶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把瓦罐接过去，搅了搅，又喂了一勺。
那女婴，就是后来等了二十多年的郭乐菱。
我那时刚出满月，裹在旧棉褥子里，啥也不懂。
后来奶奶跟我说，那天夜里她没合眼，抱着那女娃在炕头坐着，一直坐到天亮。
外头的雪下了一尺厚，风灌进窗缝，吹得油灯的火苗一摇一晃。
“碰上了，就不能不管。”奶奶说了这么一句。这句话跟了我一辈子。
奶奶给我取名郭宣朗，给她取名叫郭乐菱。说“乐”是盼她往后快快乐乐，“菱”是水里的菱角，根扎在泥里，却长得出水面。
我爹起初不乐意，嫌家里多一张嘴。
那年月，村上好几户人家连盐都吃不上，多一个娃就是多一分愁。
但他到底没拗过奶奶。
我娘说了一句让奶奶半晌没接话的话，她说：“你非捡她回来，是不是又想你那丢了的大妮了？”
奶奶的身子僵了一下，没应声，扭过头去哄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年轻时候丢过一个女儿，三四岁的大妮，赶集时候丢的。找了五年，没找着。那之后奶奶再见不得路上有没人管的孩子。
这些话，她不说，家里人也都知道，但谁也不提。日子就这么過下去。
头两年最难。
家里六口人，靠十几亩薄地过活，粮食不够吃，奶奶顿顿喝稀的，省下干粮喂两个孩子。
女娃身子弱，三天两头闹病，奶奶把祖上传下来的一对银镯子典了，换钱抓药。
我娘嘴上说“一个捡来的娃，何必下那么大力气”，夜里却总把女娃往怀里搂。她说女娃睡着了手攥得紧，像怕人趁她睡着把她丢了一样。
就这一句话，我爸没再反对过。
02
我跟妹妹一起长大。
说是妹妹，其实她跟我同岁，也就比我小了一个来月。我娘说，当初捡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并排搁在炕上，跟两只小耗子似的，谁也不比谁大多少。
五岁那年，村里通了村小。
爹把我送到学堂去，妹妹跟在后头也要去。
村小的李老师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看着妹妹说：“她还没到年纪，明年再来。”
妹妹站在门口，两只手攥着衣角，不走，也不哭。
李老师拿她没办法，让她坐进教室最后一排旁听。
她倒好，回了家就把那天教的四个字全背下来了，一笔一画写在地上，把奶奶看得眼泪直打转。
第二天一早，奶奶背着我，我背着妹妹，去学校。妹妹伏在我背上，胳膊圈住我的脖子，小声说：“哥，我认字厉害不？”
我说厉害。
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那是她头一回笑出声来。
上学路上要翻一道土坡，坡不长，但雨天滑。我背她背了五年。她上了三年级就非要自己走，我拗不过她，就跟在后头，隔十来步，一步一步跟着。
村里的碎嘴婆娘不少。
有一回，一个外号叫“快嘴王”的女人在井台边打水，看见妹妹，对旁边人说：“你看看这丫头眉眼长得多精灵，可惜是个捡来的野种，咱村的根脉可不认。”
妹妹正从旁边经过，脚步慢了半拍，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没停下来质问，也没哭，走到我跟前，扯了扯我的袖子，说：“哥，咱回家。”
我回头看了那婆娘一眼，攥紧了拳头。
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十二岁。
我没忍住，冲上去推了那婆娘一把，她趔趄两步，水桶摔在地上。
婆娘扯着嗓子骂起来，村里人围了一圈，指指点点的。
我爹从地里赶过来，当着众人面给了我一记耳光，喝令我跟人家道歉。
我没道歉。我站在井台边，咬着牙，腮帮子的肌肉一跳一跳，硬邦邦说了一句：“她是我妹妹，亲的。”
我爹的手抬起来，又放下，转过身去，蹲在田埂上抽了一整包旱烟。
那天晚上，妹妹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块红糖，掰成两半，塞给我一半。
她没说话，嘴里含着那一半糖，含着含着就哭了。
她把脸埋进被子里，哭得肩膀一抖一抖。
我坐在炕沿上，把那半块糖攥在手心里，攥化了也没舍得吃。
那是我头一回觉得，这个世上有些东西，比地里的庄稼金贵。
第三年的春天，妹妹拿回一张卷子，上面红笔写着一百分。
奶奶把卷子看了又看，回过头翻出早就藏好的红纸，把卷子包起来，打开樟木箱，压到最底下一层。
那樟木箱是奶奶的嫁妆，原木色，铜锁已经生了锈。平时谁也不让碰。
我问奶奶：“一张卷子，包那么严实干啥？”
奶奶拍了拍箱子盖，说：“这是咱家的正事，往后每回考好，我都收一纸。”
后来我才知道，箱子底下还压着一些别的东西。
03
妹妹十三岁那年，考了全乡统考第一名。
消息传开那天，学校里里外外都轰动了。李老师亲自到家里来，站在院子里跟我爹说：“这孩子有出息，将来不定能考上大学。”
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闷声点了点头。我娘搓着围裙，连声说“承蒙老师费心”。奶奶在灶间烧水，给李老师沏了碗糖水，还往里头卧了个鸡蛋。
李老师走后，爹把烟杆子收了起来。他从那天起，再没抽过一根烟。娘问他干啥，他说：“省下钱给丫头买本子。”
妹妹考试成绩好，村里人又说起闲话。
有人说“捡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种”，有人说“再出息也是人家不要的”，还说什么“她那亲爹娘还不知道在哪儿站街要饭呢”。
这些话都是背着妹妹说的，但有一回没背着。
那天妹妹从学校回来，还没进院门，快嘴王站在自家门口跟人唠嗑，远远看见妹妹就提高嗓门：“哟，状元回来了，也不知道她那亲爹妈瞧见这出息，会作何感想。”
妹妹在门口站住了。手里的书包带子攥得紧紧的，指节泛白。她没进门，转身往村外走。
我追出去，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找到她。
她蹲在树根底下，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走到她跟前，她没抬头，声音闷闷地从胳膊缝里传出来：“哥，我是捡来的，是不是？”
我蹲下来，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叫郭乐菱，是我妹妹。”
她不吭声，埋着头，好半晌，袖子擦了擦眼睛，抬起头来看我，问：“那你也不嫌我？”
我说：“你是我妹，嫌你什么。”
老家有话说，亲不亲，看谁给你盛过饭。妹妹从小吃我家的饭长大，这情分不是一句话就能斩断的。
那天晚上，妹妹早早睡了。
奶奶坐在油灯底下，把妹妹白天穿的那件小褂子缝了又缝，补丁摞补丁。
我听见她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把三十多年的心事都叹了出来。
我睡下以后，迷迷糊糊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睁开眼，看见奶奶坐在炕沿边，背对着我，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扎着两根小辫，嘴微微张着，像在笑。
奶奶拇指摩挲着照片的人影，一遍又一遍。
她没有哭。她把照片贴着心口放了一会儿，弯腰打开樟木箱，轻轻放了进去。锁上。回到自己炕上，躺下。油灯熄了。夜色把一切都盖住了。
后来，妹妹在作文里写了一首没头没尾的小诗，被李老师拿到课堂上念了。
里头有一句我至今记着：“我不问来处，不问归途，只要灶膛里有火，就还有家。”我听不懂那诗写的是啥意思，但我知道妹妹心里有一块地方，谁都进不去。
奶奶知道。奶奶只是不说。
04
1997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桃花还没谢透，村里来了一辆黑色的小汽车。
那年头，轿车在村里是个稀罕物，孩子们追着车屁股跑，大人站在田埂上张望。
车子停在郭家门口，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从车里下来。
他四十几岁，个头不高，脸膛晒得黑红，看见我爹站在院子当中，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是来找我闺女的。”
我爹手里的锄头没撂下，眼皮也没抬一下，问：“你闺女是谁？”
那人说：“十六年前，我搁在镇上集市草垛里的闺女。”他的声音有点干涩。
我爹手里的锄头便慢慢放下来了。
他上下打量了来人两眼，也没说请进，转身进了屋。
奶奶从里屋出来，扶着门框，在门槛内站定，看着那人，目光定定的。
那人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站着，手心搓着裤缝，指甲掐着掌心，嘴巴张了几回才出声：“婶子，我姓谢，叫谢海明。当年我媳妇难产走了，我一个人走投无路，才把闺女搁在草垛上。我知道我对不住孩子，对不住您家。我想着等她大些了就来认，可一走就是十六年。”
他说完这些话，院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议论声嗡嗡的，像一群苍蝇绕着一锅粥。
奶奶站在门槛上，脸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像水面上泛起的波纹。
她问：“你这些年干啥去了？”
谢海明低下头，说他去南方闯荡了，先做零工，后跟人合伙倒腾建材，攒了些钱。
他后来成了家，继室姓蒋，又给他生了个儿子。
日子好过了，想起这个遗落在外的闺女，心里放不下，就一路问着寻过来了。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始终没敢往屋里看。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翻动墙头干枯的豆角荚。
奶奶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孩子十五了，你让她自己拿主意吧。”
妹妹在屋里，门反锁着，整整两天没出来。
我给她送饭，她把碗接进去，门又闩上。
第三天的饭她没接，我蹲在门外，对着门缝说了一句：“菱菱，你开开门。”
过了一会儿，门里头传来她的声音，闷闷的：“哥，你怕我走？”
我说：“我怕你心里难受。”
门那边安静了一阵，然后她说：“我不想走。咱家穷，但爷奶从来没让我饿着过。”
我贴着门板坐着，没有接话。
那个春天，风很大，把院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
谢海明没有逼她，每天上午准时到村口站一阵，中午就走了，第二天再来。
他也没住镇上旅店，听说他夜里睡在汽车后座上。
我爹蹲在院子角落抽了两天旱烟，抽完了整整一烟袋锅子，然后把烟杆搁在墙头上，再没摸过。
后来是奶奶进了妹妹的屋。
她在里头待了一整夜，谁也不知道她跟妹妹说了什么。
只知道第二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奶奶的眼睛肿得厉害，但神色平静。
妹妹跟在后头，眼眶红红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了我娘连夜改好的一件绿格子上衣。
05
妹妹走的那天，是个晴天。太阳很大，晒得地上泛白。
全村的人差不多都站在路两边，没人说话。
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奶奶站在树荫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两只手垂在身前，攥着衣角，攥得紧紧的。
妹妹站在车边，回头看了一眼老屋，看了一眼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看了一眼房檐下那根晾衣绳。
晾衣绳上还挂着她那件补了补丁的碎花褂子，在风里晃悠着。
她收回目光，走到奶奶面前，喊了声“奶奶”。奶奶抬手，把她歪了的领口理正，又把她额前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然后说：“去吧，好好念书。”
妹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作业本裁的小纸头，塞进我手心里，然后转身，上了车。
车发动的那一瞬，我看着她隔着玻璃回头，脸贴在车窗上，嘴张了张。
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看她口型，像是在喊“哥”。
车轮扬起的尘土漫上来，糊了半个村子。
我拔腿就追。
车出了村，上了土路。
土路坑坑洼洼，车颠颠簸簸。
我跑，拼命地跑，脚底下传来土块咯吱咯吱碎裂的声响。
路边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闪。
车没有停，越走越远。
我的鞋跑掉了一只，脚心踩在碎石子上，硌得生疼。
我没停，一直跑到村口那片杨树林边上，车拐上大路，一溜烟没了影。
我弯着腰，两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
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青草的气味。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我的喘气声。
我光着一只脚站在路边，好半天没动弹。
回过头，远远的，奶奶还站在槐树底下，姿势跟刚才一模一样，一动没动，像一尊刻在那里的石像。
晚上回去，我才想起她塞给我的那张纸头。纸头叠得方方正正，我展开来，上面是妹妹的字，一笔一画，写得用力，六个字：“哥，等我。”
我捏着那张纸，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月光照在白纸头上，那六个字泛着淡淡的青灰色。我把纸头叠好，贴肉放着，从那天开始，没离过身。
那是我十五岁那年。我十五岁那年，奶奶抱回来十六年的女娃，被她亲生父亲接走了。
06
妹妹走了以后，头一年还有消息。
谢海明打电话到村部来，说妹妹在城里念书，成绩不错。
我娘接的电话，放下听筒后抹了半天眼睛。
第二年开春，电话就再没响过。
我往谢海明留下的地址写过信。
第一封，没有回音。
第二封，没有回音。
第三封，邮递员把信封原封不动退回来，红章子一盖：“查无此地。”我不信邪，又寄。
一封一封地寄。
第七封信退回来以后，我明白了，他们搬家了。
那天傍晚，我蹲在院门口的老槐树底下，手里捏着那封退回来的信，翻来覆去地看。
风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放下。
我坐了很久，把信掖进怀里，空着两只手进了门，脸上没让家里人看出什么来。
那以后我没再提过。
我爹也没提。
奶奶也没提。
只是到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奶奶还是像往年那样，多摆一副碗筷，多盛一碗饭，放在她常坐的那个位置上。
谁都不碰那碗饭，第二天撤下来，倒进猪食桶里。
这个规矩一直保持了十六年。
1999年秋天，我在省城一处工地上绑钢筋。
有个同乡打电话来，说谢海明因病走了，他们全家搬去了外省。
继母带着妹妹和弟弟，在省城办了手续，就再没了下文。
我放下电话，一个人蹲在工地的板房里，水泥地上湿漉漉的。
我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掐灭了，又点上，又掐灭。
最后我没有抽烟。
我卷了铺盖，连夜坐大巴回了村。
到家的时候天还没亮。
奶奶还没睡醒，我在门口的水缸里舀了瓢凉水，洗了把脸，把工地的劳保手套叠好，塞到柜子底，跟我那封退回来的信放在一起。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我在村里的砖窑厂干活，起窑、码坯、出砖，一天挣二十块钱。
夏天窑温四十好几度，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
冬天冷，砖坯冻得硬邦邦，手指头裂口子，晚上回家用烧酒搓。
我不觉得苦。
我一想到妹妹在省城念书，心里反倒安稳了一些。
2008年，村里通电通了路，日子慢慢好起来。
有人劝我出去打工，说窝在村里没出息。
我说奶奶年纪大了，走不开。
奶奶那年八十三岁，耳朵有些背，走路不利索了，但脑筋还清楚，还能端起簸箕去院子里筛豆子。
她越来越喜欢坐在门口那棵槐树底下，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有一天傍晚，她忽然问我：“你妹妹，多久没来电话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劈柴，手里的斧子顿了顿。我说：“她念书忙，考大学呢。”
奶奶“噢”了一声，低下头，半晌说：“考上大学，好。”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轻得像风吹过麦穗，还没落定就散开了。
又过了几年，奶奶开始认不清人了。
有时她管我叫“大妮”，有时叫我爹叫“孩子他爷”。
可只要到了腊月二十三，她不用人提醒，自己就会走到碗柜跟前，拿出那只缺了口的小碗，盛上饭，放好在桌角。
她忘了妹妹长什么样了，但没忘了妹妹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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