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遍布20世纪战争遗留的地下爆炸物，而如今欧洲大陆的野火规模足够大、温度足够高、持续时间足够长，足以触及这些爆炸物。
7月，德国东北部米里茨国家公园发生野火，这并非一次常规的消防作业。拆弹小组不得不与消防员并肩作战，因为森林地表受到冷战时期弹药的污染。由于担心发生爆炸，消防人员无法直接接近部分火区。
不久之后，一场野火席卷了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4.2万公顷的土地。当大火烧过勒波尔日村附近的田野时，暴露出一批被遗忘的二战时期炮弹的藏匿点。至少75枚炮弹从焦土中被回收。
其中几枚炮弹在火灾中发生了爆炸，一枚炮弹击穿了一栋已疏散房屋的墙壁。当地市长马夏尔·扎尼内蒂表示，市政府完全没有记录显示那里埋有弹药。
这些事件暴露了一个明确问题的症候：欧洲遍布20世纪战争遗留的地下爆炸物，而如今欧洲大陆的野火规模足够大、温度足够高、持续时间足够长，足以触及这些爆炸物。
虽然埋藏在地下的弹药始终具有危险性，但通常它们不会受到足够干扰而不会爆炸。野火改变的是热量和压力。当爆炸填充物被加热超过临界阈值时，可能被引燃或引爆。旧弹药通常也比刚制造时更不稳定，因为数十年的腐蚀会使弹壳和引信变得更加敏感。
一场仅燃烧几分钟、烧过落叶层和表土的火灾通常温度不足以引发爆炸。但如果一场火持续燃烧数小时或数天，或者深入干燥的泥炭层并在地下阴燃较长时间，就能向地下传递足够的持续热量，直接引爆埋藏的弹药。
这种情况在2025年英国北约克郡兰代尔荒原火灾中多次发生。火焰深入深层泥炭，在六周的燃烧过程中引爆了20多枚埋藏的二战炮弹。
火灾还会暴露那些热量本不会触及的弹药。烧掉植被和表土后，埋藏在更深处的地雷和炮弹暴露出来，留在地表。这就是勒波尔日火灾团队最终从焦土中收集到75枚暴露炮弹的原因，而当地议会无人知道这些炮弹的存在。
其背后的物理原理并非野火所独有。2018年和2019年夏季，伊拉克有六个弹药库地点发生爆炸，当时气温经常攀升至45摄氏度以上。这些爆炸没有涉及火灾——仅仅是持续极端的环境高温。类似的机制也与2020年约旦一座军火库的爆炸有关。
欧洲受到两次世界大战和约四十年冷战军事活动遗留爆炸物的污染。许多弹药恰好位于如今野火燃烧的地方：那些被征用为军事用途、之后基本无人问津的森林、荒原和灌木丛地。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至今每年春季仍会产出所谓的“铁收成”——农民翻耕时翻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炮弹。在法国凡尔登附近的“红色区域”部分地区，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一个多世纪后，官方仍认定其不宜居住。
法国西南部，包括2026年发生火灾的吉伦特森林，在二战期间也曾经历激烈战斗并储存过弹药。在英国，北约克荒原等荒地在二战期间被用于坦克训练，在深层泥炭中留下了埋藏的弹药，而如今这些泥炭越来越容易燃烧。
如今在这些埋藏弹药周边地区燃烧的火灾性质已经改变。2026年袭击西班牙和法国的毁灭性野火生动地说明了欧洲日益加剧的野火危机。连续的热浪，加上降雨量偏低和土壤湿度不足，形成了极端的火灾天气条件。
气候变化是推动该地区火灾天气增加的关键因素。1981年至2025年间，南欧夏季出现极端火灾风险条件的天数翻了一番，气候变化预测表明这一趋势将持续。随着气温升高和降雨模式变化，极端野火的发生概率将继续上升。
气候并非欧洲野火活动增加的唯一因素。虽然北美和欧洲的火灾频率和强度正在急剧增加，但全球火灾活动正在减少。人口结构和土地管理实践的变化正在改变可供火灾使用的燃料量。
例如，在非洲，草原的碎片化和农业实践的变化导致了野火的减少。而欧洲则呈现相反的动态。欧洲大陆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外流使植被得以累积，形成了助长极端野火的燃料负荷。
更干燥的地面、更长的火灾季节和不断变化的土地利用方式相结合，正在将欧洲数十年的污染问题转变为现实的操作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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