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翻老照片，看到一张父亲年轻时骑着自行车、手腕上戴着手表的黑白照。车是凤凰牌，表是上海牌。照片泛黄了，可那车上锃亮的车铃、表盘上清晰的指针，还是能让人一眼认出来。忽然就想起老一辈常念叨的那些“牌子货”。搁现在，一块肥皂、一双球鞋、一辆自行车，真不算什么稀罕物件。可要放到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那可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得攒钱、等票、托人，才能把东西抱回家。
那时候的百货商店，柜台是木头包边的，玻璃擦得锃亮。手表安安静静躺在绒布上，自行车票郑重其事夹在信封里，缝纫机用厚木箱子罩着，脚踏板被踩得油黑发亮。有人趴柜台上瞅半天，手伸进口袋，摸出来的不是手机，是几张皱巴巴的票证和叠得整整齐齐的工资。那个年代的名牌，搁今天看不算奢侈品，可谁家要是有上一件，邻居进门都得羡慕地多看两眼。
凤凰牌自行车，得从1959年说起。那一年，“凤凰”商标正式注册。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车间里，钢管、车圈、链条一件件装配起来，一辆乌黑锃亮的自行车推出来，车把正一正，后座压一压，就跟家里添了个顶梁柱似的。那时候马路上汽车少，自行车就是全家人的腿。上班、上学、接孩子、驮煤球、带米面，样样都靠它。谁家娶媳妇，女方家里不一定先问房子多大，但“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那是少不了的。车铃一按，“叮铃铃”一响，整条弄堂都知道，这家的日子往前迈了一大步。
上海牌手表，同样金贵。1958年7月，第一批上海牌手表在上海试销。那玩意儿不是石英的，更不带电子屏，就是一块实打实要上弦、会走针的机械表。手腕子一抬，表盘露出来，时间突然就有了具体的形状。很多人这辈子头一回，把“几点几分”真真切切戴在了自己胳膊上。工厂里上班看它，火车站等个人瞄它，年轻人结婚当定情物送出去，也是它。一块表，它不光是看时间的，它把一个人的体面、一个家的殷实，稳稳当当地扣在了手腕上。
飞人牌缝纫机，那物件更沉实。老式木箱子一打开，机头沉甸甸地露出来，脚往踏板上一踩，皮带带着轮子“嗡嗡”转，针杆“哒哒哒”往下扎。布片从压脚底下慢慢送过去，一件旧衣裳能改小，一条裤腿能补好，孩子过年那件新棉袄，也是一针一线从这上头走出来的。那年代买布要布票，衣裳得省着穿，缝纫机就是家里的“第二双手”。针脚落下去，“哒哒哒”响着，日子也像是被一针一线给缝结实了。
还有北京牌黑白电视机，那更是少有的“大件儿”。1958年3月，天津无线电厂捣鼓出第一台国产电视机，就是它。屏幕不大，木头外壳，画面还是黑白的。可这东西一开机，好家伙，屋里顿时就坐满了人。小不点们蹲前排，大人站后头，窗户外面还有人探头探脑往里瞅。新闻、节目、人影儿，就从那方寸小屏幕里蹦出来，好多人头一回觉得，远处的事儿也能跑进自个儿家。这物件太稀罕了，谁家要是有那么一台，晚上门槛都能被邻里踩热乎了。
海鸥相机的那束光，也是1958年亮起来的。上海照相机厂建厂，五八-Ⅰ型相机出厂，后来就成了海鸥的前身。那时候照相可不比现在，摁快门跟玩儿似的。胶卷金贵，得省着用，姿势得摆好，快门摁下去，没得重来。一家人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爹理理中山装的领子，妈把孩子往跟前拽拽，就听师傅喊一声“别动”，“咔嚓”一下，一个春节、一场婚礼、一个毕业的日子，就全留在那小小的底片上了。那相机贵，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可它让多少普通人家，头一回有了像样的全家福。
回力球鞋，这物件亲切多了。1935年商标就注册了，到了毛主席时代，白鞋面、红标识、橡胶底，满校园、操场、巷子里到处都是。一双鞋能穿好久，鞋边开胶了拿胶水粘粘，鞋面脏了用刷子猛刷，脚丫子长得快，老大穿小了的，老二接茬儿穿。它不娇气，跑得动，跳得高，打球、上学、干点小活儿，全都能凑合。有些名牌的珍贵，不在柜台里摆着，是在皮肤上。就像蛤蜊油，冬天手背皴了，指节裂小口子，家里人就把那小蛤蜊壳撬开，里头是白花花的油膏。挖一点，抹手背上、脸蛋上、脚后跟上，油亮亮的一层，能扛风。它便宜，可管用。多少孩子不懂啥叫护肤，就记得那小贝壳，合起来“啪嗒”一声响，往抽屉角落一搁。等天一冷，娘又把它摸出来了。
灯塔肥皂，那味道也忘不了。北京日化一厂出的，家里洗衣裳、洗手、洗澡，全靠它。一块肥皂从正中间使唤，边角越洗越薄，最后薄得夹手指头缝里打滑溜，还舍不得扔。搓衣板上搓出来的全是白沫子，衣领、袖口、床单、孩子的布鞋，全靠它一点一点蹭干净。后来洗衣粉、洗衣液出来了，灯塔肥皂慢慢就瞅不见了，可那股子肥皂味儿，老北京人一闻，保准能认出来。
还有工字牌气枪，那会儿也不是啥普通玩具，后来管得严了，慢慢就从生活里退出去了。可有些老人还记着，那枪身沉甸甸的，结构简单，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工业感。拿手里，分量先到。那分量，如今更多是留在收藏柜里头了。红心牌电熨斗，则把“体面”两个字，熨进了衣裳里。1958年1月，中国头一只调温熨斗问世，红心后来就进了千家万户。衣裳洗好晾干了，铺桌上，熨斗压过去，皱褶慢慢就平了。出门前，领口平不平，裤线直不直，能看出一家人过日子的态度。
那会儿物资不富裕，可东西是真耐用。一辆自行车能骑十几年，一台缝纫机能传两代人，一块手表修修还能戴，一只相机锁柜子里，等大日子才舍得拿出来。后来市场放开了，新牌子、新技术呼呼地往里涌。黑白换彩电，胶片变数码，缝纫机从客厅退到墙角旮旯，手表也不是结婚必备了。可有人家里的凤凰车还在车棚挂着灰，飞人缝纫机还罩着旧布，翻抽屉底儿，还能翻出个空蛤蜊油壳子。那小壳子轻飘飘的，可一拿起来，冬天的冷风、搓衣板的水声、自行车的铃声、缝纫机的“哒哒”声，好像一下子就全回来了。毛主席时代柜台上的东西不算多，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工业牌子，就是从这些小物件、大家伙里，一点一点立住了脚跟。
旧木箱打开，飞人牌的踏板还在；车棚角落里，凤凰车铃轻轻一拨，还是那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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