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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海晚报）
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太阳好像被谁捅了一刀，在老家张家坊的田埂上洒下了红色光芒，还有种燃烧的味道。知了把嗓子拉得很细很长，就像一根根烧红的针刺进耳膜里去。这时母亲会从堂屋里拿一个绿色的玻璃瓶子出来——瓶子是大肚小口的样子，就像一件老式旗袍。瓶壁上还残留着酒标签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则已经被时间侵蚀得不成样子了。
母亲把瓶子放到井台上清洗。瓶底的污物像一块黑云一样无法被擦去，于是母亲就笑着说这叫作“老酒垢”，保留下来也无妨。井里的水很冷，但母亲的手是温热的。刷完，她甩甩手，水珠溅到晒得发烫的石板上，“刺啦”一声，冒出一缕转瞬即逝的白烟。我知道，这是母亲怕我中暑，准备帮我做“醋茶”了。
20世纪70年代初，想要喝到一杯解暑的饮品是奢侈的事儿，而老一辈制作的“醋茶”绝对是一种伟大的发明。
洗好瓶子后，母亲就用吊桶打上一桶水来，用葫芦水瓢舀了一瓢水倒进酒瓶里。然后，母亲从灶台上方拿出一只小玻璃瓶，我明白那里面就是妈妈珍藏的宝贝——糖精。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个高科技的产品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白色细碎的糖不一样。糖精虽然很便宜，但是它非常甜。只见母亲拿着一根筷子，把筷子头在舌头上蘸湿后就伸进了小玻璃瓶里，不一会儿便有五六颗亮晶晶的糖粒粘在了筷子尖儿上，然后再将筷子放入水中搅拌两下。
接着就放醋了，醋是昨天我在岸西代销店买的。母亲小心翼翼地撕下了醋瓶口上的那层红色薄纸交给我说：“你拿着它盖住自己的左眼看。”于是，我就拿起了这张红色薄纸放在左边的眼睛上，再用右手捂住右边的眼睛，这时眼前的世界全都是红色的：房子是红的，院子也是红的，就连篱笆和田里的韭菜都成了红色的一片……当然，母亲的脸蛋也是红扑扑的。我透过薄纸看到母亲把大约五分之一的醋倒入旧酒瓶中。她盖上瓶盖，用力摇晃几下后将瓶子递给了我。
我接过母亲递来的瓶子，来不及细看，仰起脖子就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半。那股滋味我到现在都还不能忘记，一开始是酸和甜两种味道各自独立存在，并且分别沿着舌头的不同部位走动，其中一种从舌尖一路流向舌根部，另一种则逆着走向咽喉；之后两者在喉部汇合，便一并流淌而下。
我喝得太快，被呛到了，就弯下身子咳嗽。母亲会一边拍着我的后背一边说：“慢慢喝，醋茶不是汽水，但它后劲大啊。”我抬起头来，见母亲的汗水沿着她的额头滑下，顺着鼻翼停在上唇，像一颗迟迟不肯坠落的露珠。
那年我才7岁，母亲36岁。30多岁的人头发里面都有了灰色，她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皱纹，但是当阳光照到她脸上的时候，我仿佛看到她年轻时的样子——那个在河边洗蓝印花布的姑娘，布匹在水面铺开，像一片被风吹散的云。
之后，我喝过很多种饮料：玻璃瓶的北冰洋、罐装的可口可乐、纸盒装的各种果汁……很腻、很酸，还有一些是添加人工香料的。但这些饮料都不能让我像从前那样，一口气喝下去一半之后，又把剩下的另一半偷偷地藏到床底下去，等到夜晚醒来之后摸黑喝上一口，然后美滋滋地继续入睡。
现在看来，醋茶的做法很简单：在井水中加入糖精、醋。但是它比任何一种调制好的饮料都更接近真实的“好喝”，因为它不欺瞒你的舌头，在舌尖上先给你一点甜蜜之后又给你一点酸涩，这样的一种滋味就非常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了。
1988年，我去北京参加《诗刊》改稿会，临行前，母亲把那个装了一大杯醋茶的绿玻璃瓶放进了我的行李箱。她说：“渴了就喝一口醋茶。”车一启动，包里装醋茶的酒瓶就会左右摇摆，发出声音来，好像妈妈隔着车窗喊我的小名。
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时发现妈妈用的是标有“农夫山泉”字样的塑料水壶。我说：“妈妈，再给我做一次醋茶吧。”母亲转头去找糖精，可糖精早被禁用了。母亲站在灶边，脊背微微驼起，仿佛被岁月压弯的小芦苇一般。她说：“现在都是用白砂糖做，白砂糖要比糖精更贵一些，但是白砂糖是真实的甜蜜。”我从她的身后抱住了她，就像抱着整个童年夏天的感觉。
之后搬家时，这只空酒瓶子从纸箱里滚出来，在碰到楼梯台阶边沿时掉下来了，碎屑满地都是。我捡起碎片，其中一块扎进我的手指头里，流出的血竟然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间穿行，家里的冰箱里总会有几瓶碳酸饮料。深夜回到家，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感觉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此时此刻有一瓶醋茶就好了。冰箱里的饮料我能喝下其中的一半，并且把剩下的那一半留在梦里吗？
今年已经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第8年了，我每次看到饮料的时候都会想起母亲。我顿悟：醋茶不只是饮料，在我心里，它就是母亲给我的一把钥匙——当生活中的苦涩使我无法呼吸的时候，只要想想那个绿色空酒瓶装满的醋茶和母亲用力摇晃瓶子的样子，就可以品出那一种先酸后甜的感觉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心情，就能在漫漫长夜里找到回家的路。
文：郝建荣
图：AI生成
编辑：黄梦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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