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纪录片在开放共创中释放生命力（上）| 社会科学报|大众|社会科学报|纪实|网络纪录片在开放共创中释放生命力

网络纪录片已非传统纪录片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简单延伸，而是新媒介环境中纪实影像形态、生产关系和文化功能全新重组的结果。它既延续了纪录片记录现实、理解社会的使命，又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生成了更开放、更流动、更具参与性的表达方式。网络纪录片所呈现的全民共创格局，为理解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从专业主导走向大众参与、从作品传播走向生态重构提供了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观察窗口。

原文：《网络纪录片在开放共创中释放生命力》

作者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罗锋/教授江薇/博士研究生

图片 |网络

近年来，网络文学、网络微短剧、网络游戏等文艺形态蓬勃发展，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代表。相比之下，同样深度融入互联网生态的网络纪录片却鲜见被纳入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视野。事实上，从普通用户记录日常生活、乡土空间和工作场景，到专业纪录片主动拥抱网络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再到观众通过评论互动、二次创作参与内容生产，网络纪录片正在形成全民参与、协同共创的新型文艺生态。

网络纪录片：新大众文艺实践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纪录片生产主要依赖电视台、专业制作机构和职业导演完成，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和专业壁垒。作为现实的观察者和阐释者，纪录片创作者对社会生活进行选择、组织与再现，而普通公众更多作为被记录者和内容接受者而存在。这种由专业创作者主导的生产结构在较长时期内构成了纪录片生产的基本范式。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与视听平台的崛起，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短视频平台和综合视频网站逐渐成为纪实影像的重要生成与传播场域。一方面，智能手机、运动相机等轻量化影像设备的普及，使普通用户得以低成本参与现实记录；另一方面，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与社交传播机制的嵌入，打破了传统电视播出体系的渠道垄断，推动纪实影像进入更加开放、多元的公共传播空间。网络纪录片由此逐渐摆脱专业机构单向生产的模式，呈现出更加分散化、社会化的生产特征。

从新大众文艺的理论视角来看，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影像技术的更新与传播渠道的拓展，更体现在文化生产主体结构的重构。新大众文艺强调文化生产权和表达权向更广泛社会成员开放，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去专业化、全民化与共创化。在这一框架下，网络纪录片的现实建构从专业创作者主导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现实书写与意义生产。

普通用户生产出大量关于城市记录、乡村生活和职业纪实等视听作品。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指出，“现实感”是所有记忆活动的起点。立足日常经验展开叙事的视听作品，往往更能以通俗易懂、具体可感的表达方式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图景。无论是李子柒对中式田园生活的呈现，手工耿对普通劳动者创造性实践的展示，还是江寻千对非遗文化的记录，都以个体化视角展现真实而具体的社会经验，并形成广泛传播，扩展纪实表达的边界。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纪录片正在催生一种大众自我书写的表达机制。人民大众突破单纯接受者的身份定位，以创作者、传播者与批评者的多重身份参与文艺生产。这一身份转换弱化了精英文化对影像表达的单向主导，推动了新大众文艺主体“产消合一”模式的形成。越来越多的网络创作者以影像记录自身生活、职业劳动、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使纪实影像从外部观察深入到内部经验的呈现之中。这不仅拓展了纪录片的题材空间和表达方式，还改变了现实经验被看见、被叙述和被传播的路径。由此来看，网络纪录片不仅是网络视听内容的重要类型，还是新大众文艺实践的重要载体，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型提供了一份极具代表性的观察样本。

展现新大众文艺开放性、参与性和共创性

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网络纪录片的变化不仅体现为创作主体的扩展，更深层次地表现为生产机制从传统专业化线性流程转向多主体参与、平台化连接和持续性互动的协同生产范式。平台、专业创作者与普通用户在同一传播生态中交织作用，共同搭建开放性的纪实影像生产网络。

用户生成内容（UGC）是网络纪录片生产机制转型的重要基础条件。与传统纪录片强调结构完整、主题集中和叙事统一相比，在移动影像设备与平台化传播结构的支撑下，UGC纪实内容多呈现出碎片化、片段化和即时性的特征，其表达逻辑更依赖日常情境的现场捕捉与个体经验的直接呈现。此类内容虽未必具有完整的纪录片形态，却能够凭借轻量化表达迅速进入平台传播体系，并在持续更新中累积“社会可见性”。

专业纪录片生产体系也在同步调整自身的运作方式，以适应新大众文艺的传播环境。其中，微纪录片的兴起集中体现了传统纪录片创作机构对网络传播节奏和用户观看习惯的回应。它以较短时长完成主题呈现，更适合移动端观看和碎片化传播。例如，《国宝时刻》每集5分钟介绍一件国宝，《英雄回家》以10分钟篇幅讲述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历程及寻亲背后的感人故事。传播路径层面，网络纪录片依托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等进行多端分发。短视频切片、话题运营、弹幕互动和社交媒体扩散，使网络纪录片内容在不同媒介场景中被重新组织与再次传播。例如，《人间世》《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在网络平台传播过程中，依托片段化内容、情绪节点和话题讨论，迅速形成破圈效应。这些实践表明，专业机构也在借助网络平台重塑纪实表达方式，使专业生产与网络传播、大众参与之间形成新的连接关系。

在专业创作向网络化转型的基础上，网络纪录片进一步形成了PGC（专业生产）与UGC交织的协同生产范式。UGC为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生活经验和社会观察视角，使大量日常场景、地方经验和个体叙事进入公共传播空间。PGC则通过专业化叙事、结构化表达和价值提炼，对分散的纪实内容进行整合与提升。例如，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与快手联合发起的《手机里武汉新年》，使用武汉市民手机拍摄的真实影像为主要素材，将碎片化的个人随手拍升华为整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档案。纪录电影《烟火人间》也将509位创作者的887段短视频素材重新剪辑，创作出一幅讲述当代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整体性画卷。

平台在这一生产机制中发挥着组织和调度作用。算法推荐、话题机制、流量分发和互动功能，将不同主体的纪实内容纳入统一传播场域之中，使其在观看、评论、转发和再创作的过程中进行意义重组与价值再编码。平台并不只是纯粹的流量分发者，还是内容生态的主动建构者。抖音发起的“未来导演扶持计划”覆盖了综艺、故事短片和纪录片三大类型赛道。截至2025年底，获得该项目扶持的作品已累计上线超100部，播放量超30亿。小红书近期宣布升级中长视频分发机制，设立全年创作基金数千万预算，在维持UGC社区活力的同时，为更高投入、更长周期的PGC创作者提供足够回报。

网络纪录片的生产范式转换本质上是纪录片生产关系在互联网条件下的再组织。它是专业机构对网络传播逻辑的主动适应，也包含普通用户对纪实影像生产的深度参与；依靠平台机制对内容的连接和分发，也依赖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正是在这种多方参与、平台连接和持续反馈的机制中，网络纪录片突破传统纪录片相对封闭的生产框架，展现出新大众文艺所强调的开放性、参与性和共创性特征。

【本文后续将于2026年8月11日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