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的冬天，零下四十二度，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在拉。
那天我推开家门，屋里烧得像春天。
灶上炖着一锅东北酸菜白肉，热气直往上顶。
我妈盘腿坐在炕中间，膝盖上搭着一条崭新羊毛毯，五个女人围了一桌子：一个端菜，一个抱棉被，一个拿针线，一个提药箱，还有一个蹲在炕沿下给我妈泡脚。
我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回来了？去把鞋换了，你那靴子，卡佳替你刷了三回了。”
我愣在门口，手里提着一兜子从国内带来的护膝、药膏、棉袄，一样没掏出来。
我在西伯利亚开了十二年牧场，外头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娶了五个洋媳妇。
没人知道这五个人没一个是我媳妇。
更没人知道我妈脑梗住院，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却在第三个月揣着七个存折，一个人飞到了莫斯科。
01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西伯利亚的冬夜来得早，下午三点多天就擦黑了。
我在牛棚里给一头难产的母牛接生，忙活了快两个小时，母牛总算平安生下一头小牛犊。
我满手都是血，蹲在地上一口一口喘着粗气。
牛棚外头风雪呼呼地灌，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木屋，就听见柳德米拉在牛棚外头喊：“李铁柱！你手机响了！”
我头也没抬：“谁啊？让它响去。”
柳德米拉掀开帘子走进来，手机举在手里：“是个中国的号。响好几遍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国内的号，这个点打过来，肯定不是好事。我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接过手机，声音有点发颤：“喂？”
电话那头是邻居王婶的声音：“铁柱啊，你可得赶紧回来一趟。你妈脑梗，住院了。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两回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像是有人拿大锤子照着我后脑勺抡了一家伙。
手里的手机差点没攥住。
王婶在电话那头还在说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不能再等了。
我挂了电话，站在牛棚里，风吹着棚顶的铁皮哗啦啦响。柳德米拉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问：“出什么事了？”
我把手机塞进口袋，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我妈住院了，病危。”
柳德米拉什么也没说。
她转身走出牛棚，去了木屋。
等我回到木屋的时候，她已经把我的行李箱收拾好了，大衣、毛裤、常备药、护照、现金，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面。
五个女人全站在屋里，谁也没吭声。
柳德米拉把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大家凑的。给你妈买点好的。信在里头，落款是五个人。”
我攥着那封信。
信封鼓鼓囊囊的，厚厚一沓钱。
我没打开看。
但我大概猜到了，这几年牧场虽然开始挣钱了，但大家的日子算不上宽裕。
这笔钱，不知道是从哪儿挤出来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句感激的话，嗓子眼像被堵住了似的，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们……好好看家。”
达莎往我手里塞了一兜子自己烤的黑列巴：“路上吃。”
卡佳站在门口，两只手绞在围裙上，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李叔，你……你早点回来。”
我没敢回头。我怕一回头看见她们站成一排的样子，眼泪就绷不住了。
我开着那辆破皮卡往城里折腾了四个多小时，雪大路滑，几次差点滑进沟里。
赶到机场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候机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那张回国机票，手心全是汗。
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
小时候我在县城的街上跟人打架，把人家脑袋打破了。
我妈被叫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得我抬不起头来。
然后把人家医药费赔了。
回家路上，她走在我前面，一句话不说。
进了家门，她也没骂我。
她蹲在灶台前生火做饭，做着做着，眼泪一滴一滴往锅里掉。
那时候我十五六岁，不懂事，我站在她背后，看着她肩膀一耸一耸地哭，我什么也不敢说。
那顿饭后，我妈再也没提过那件事。
她把儿子供到初中毕业，又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可惜我没出息，媳妇没娶上，还把自己混到背井离乡。
这些年我在西伯利亚拼，说白了就是想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我不敢想万一她没等到那一天，我该怎么办。
飞机上我闭着眼睛，一夜没睡着。
02
到了县城医院，已经是第三天中午了。
我在病床前看见了我妈。
她插着管子，瘦得脱了相。
我走的时候她还能高门大嗓骂我，这会儿连眼皮都抬不起来，像老了好几岁。
胡秀梅阿姨守在床边，看我来了，赶紧站起来：“铁柱，你可算回来了。”
我放下行李，走过去。
椅子很矮，我蹲在床沿边上，看见我妈搭在被子外头的那只手，干枯，发黑，青筋一根根凸着。
我轻轻握住那只手，冰凉的。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绞住了，疼得喘不上气。
胡阿姨在旁边小声跟我说：“头一天送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医生叫签字要做手术，我和你东林叔不敢签，到处找你电话。你妈清醒过来头一句话就问你有没有打回来电话。”
我鼻子一酸，抬起头，使劲眨了眨眼睛。我坐在病床边守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一直没醒，只有心电监护仪上那条线一跳一跳的。
到了傍晚，我妈终于睁开了眼睛。
她的眼珠子转了半天，才落到我脸上。
嘴皮子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我凑近她嘴边，听见她用气声说了一句：“傻小子……又瘦了。”
那句话像一把刀，捅在心口上。
但我不敢哭。
我知道我一哭我妈就难受，她一难受对病情不好。
我把脸别过去，抹了一把眼睛，转过来咧着嘴说：“瘦啥瘦，我这体格，东北虎都撞不动我。”
她没接话，闭了闭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嘴唇翕动，问我：“牧场……咋样？”
我没敢跟她说牧场正赶上大雪封山，草棚塌了，牛冻伤了，工人闹着要离职。我说：“好着呢。草料够，人手足，啥事都没有。”
她脸上露出一个很淡很淡的笑。我知道她要说什么：那就好。但她实在太累了，那点笑维持不到几秒，又沉沉睡过去了。
我守了半个月。
我妈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从不能说话到能说两个字，再到恢复成一个完整句子。
又过了些日子，她能坐起来了。
但我知道，她不光身体上有病。
她心上也有病，那是我想管也管不了的事。
她让我走。
她能开口说的第一句完整话，是：“你回去吧。”
我说：“我不走，等你好了我再走。”
她摇头，比谁都倔：“我好着呢。你走吧。”她用手推我的胳膊，巴不得我立刻消失。
不是气话，也不是嫌弃。
她是不想拖累我。
她跟我一模一样，犟脾气上来了，九头牛拉不回来。
我又赖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我给她擦身子，换衣服，端屎端尿。
她每次都别别扭扭地躲，嘴里念叨着：“行了行了，我自己来，你一个大老爷们，伺候你妈算怎么回事。”
我不理她。我四十多岁了，头一回这么长时间地陪着她，心里又酸又涩。总觉得这种日子应该是她六十五岁那年就该有的。我拖了太久。
最后还是牧场那边出了事。
柳德米拉打来电话，说有一批过冬饲料出了问题，供应商卷款跑了，工人又闹着走，让我赶紧回去想办法。
我实在拖不下去了。
我给母亲雇了王婶，又给胡阿姨塞了两千块钱，让她帮着多照应。
走的那天，我蹲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就听着里面“哗啦”一声，汤碗摔碎了。
我妈在屋里骂：“你走就走，还在门口蹲着干啥？我又不是死了！”
我站起来，推开门。
她坐在床上，别着脸不看我。
我把买的营养品一袋袋码到床头柜上，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存下来。
然后我走过去，把她露在被子外面的一截胳膊塞回被子里，说：“等我忙完，回来看你。”
她没吭声。我转身走了。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侧躺着的背影，蜷成一团，瘦得几乎要陷进床垫里去。
03
回到西伯利亚，满地烂摊子等着我收拾。
草棚塌了一大半，两百多头牛冻伤了，工人跑了三个。
剩下的人里头，有两个也是在观望。
我一回去，先把工人的拖欠工资补上了，又连夜跟柳德米拉对了一遍账。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那年冬天的饲料费、取暖费、兽药费，加起来是一笔大数目，缺口足有十几万卢布。
我哪来那么多钱？
只能借。
我在镇上的银行跑了一上午，贷款条件苛刻得吓人，利息高得离谱。
最后没办法，我给国内的几个朋友打了电话，东拼西凑，总算是把钱堵上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木屋里，炉火烧得不旺，外头的风呜呜地吹。
柳德米拉端着一碗热汤进来，放在我面前，说：“你别光顾着忙牧场的事，你妈那边咋样了？”
我说：“好多了，能下地走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她点了点头，也没再多问。
她跟我配合这么多年，这点默契还是有的。
我闷头喝汤，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我妈病倒那阵子，我守了她半个月，她从头到尾没问过一句关于“五个媳妇”的事。
她听外头传言传得满天飞，却一个字都没问过我。
我搞不懂她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日没夜地干活。
修草棚、清牛粪、喂饲料、打疫苗，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
人都说中国人在西伯利亚是铁打的，哪有什么铁打不铁打的，不过是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拼命干，拿什么还债？
拿什么养这一大家子？
五个女人也个个没闲着。
柳德米拉管账，伊莲娜管牛，达莎跑销售跑得脚底磨泡，玛丽亚一天三顿饭变着花样做，卡佳一个人顶两个人用，喂牛时手脚麻利得不像话。
牧场慢慢有了起色，我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有天晚上，我坐在木屋门口抽烟，看着远处那排亮着灯的木房子。
风把雪沫子吹得漫天飞舞，远处的牛棚里传来牛群的低鸣。
我想起我妈说的那句“你回去吧”，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来的难受。
那阵子我给国内打电话，十次有八次没人接。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问了王婶，王婶支支吾吾地说：“你妈挺好的，就是不想接电话，说你忙，别耽误你干活。”我信了这话。
我那会儿怎么也没想到，我妈不是“不想接电话”，是她根本不在家。
04
进入三月，雪还是没完没了地下。
草料又撑不住了，我每天一睁眼就愁钱，一闭眼就脑子里全是账本上的红字。
嘴上的泡烂了又好，好了又烂，手里没断过烟。
头一回，我生出一种撑不下去了的念头。
不是懒，不是怕，纯粹是觉得老天爷不给我活路。
每晚躺在硬板床上，外头风雪敲着窗户，我想着国内的妈，想着这堆破事，越想越睡不着。
我甚至想过干脆把牧场卖了，回国找个活干，再也不回来了。
可我舍不得。
这里头有我十二年的心血，还有五个跟着我吃饭的姐妹，我不能说撒手就撒手。
正当我为了草料钱焦头烂额的时候，柳德米拉又把账本摔在我面前，表情难看得吓人：“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了什么？”
我心里一紧：“咋了？”
她把账本翻开，指着上面一处：“你那年冬天汇到国内的十二笔钱，加起来够买一百头牛了。你解释解释。”
我低头一看，账目记得清清楚楚。
是几年前的冬天，牧场最遭罪的那阵子。
我确实给国内打过几笔钱，但不是十二笔，也没那么多。
我疑惑道：“你记错了吧？我哪来那么多钱。”
柳德米拉把账本往前翻了两页，指着一行字让我看：“这是我们查的账。汇款人的名字不是你，是沈桂芬。”
沈桂芬。我妈。我的手抖了一下，账本差点没拿稳。
柳德米拉继续说：“一共十二笔，跨度三年，时间全在冬天。那时候我们日子紧成那样，你妈每次都把汇过来的钱顶上了最高危的时候。我们本来不知道，后来伊莲娜去镇上取药时顺便查了汇款记录，才发现每一笔都是从中国汇来的。”
我站在那儿，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
三年，十二笔，全在冬天。
我妈一个退休工人，哪来那么多钱？
她每月退休金就那么点，加上她接零活攒的那几个钱。
三年十二笔，那得省成什么样？
她的风湿病犯了多少回，舍不得上医院，就想多省几个钱，好来贴补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我把账本放下，没说话，转身出了门。
外面风很大，雪粒子直往脸上扑，我站在雪地里，咬牙站了一会儿，眼眶一热，吸了吸鼻子，把那股劲儿压回去。
我拨我妈的电话，没有人接。
我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接。
我心里开始发慌，转头去找柳德米拉：“我妈的汇款记录呢？最后一笔是什么时候？”
柳德米拉翻了一下账本：“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正好是我妈脑梗出院之后。
我攥着手机，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妈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赶紧打电话给王婶。
王婶接了电话，有点喘：“铁柱啊。你妈……你妈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走了？上哪儿去了？”
王婶支支吾吾，半天才说了一句：“你妈说要去西伯利亚找你。”
05
我放下电话的时候就冲出了屋门。柳德米拉在后头追上来：“你上哪儿去？”
我说：“去机场。回国找人。”
她一把扯住我的袖子：“你知道她走多少天了？”
“我不知道！”我的声音都抖了，“王婶说走了小半个月了，她联系方式也没留，我妈不会俄语，她能上哪儿去？”
柳德米拉看了我好一会儿，松开手，声音沉下来：“那你也别乱。你妈不会联系你吗？”
正说着，我的手机响了。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面的声音嘈杂，夹杂着风声和汽车鸣笛声。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儿子？”
我愣住了。那声音太熟了，是我妈。她已经多年没给我打过电话。
我妈的声音含含糊糊的，但够清楚：“我到了。你不用过来接我，我认得路。”
我攥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风声呜咽，她像是在户外。我压着发抖的声音问：“你到哪儿了？”
她说：“我到镇上了。正打听去牧场咋走呢。”她顿了顿，又说：“你让人来接我一把。我走了好久，累了。”
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站在院子里的雪地上，风往脖子里灌，但那儿好像比哪儿都暖和。我咬着后槽牙，挤出一句：“你别动。我马上来。”
挂了电话，我转身冲回去拿了车钥匙，柳德米拉站在门口，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她说：“去吧。把咱妈接回来。”
我开着车往镇上跑。
几十公里的雪路，我开得飞快。
到了镇上的汽车站，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瘦小的身影，裹着一件旧棉袄，拉着一只老旧的行李箱，站在站牌底下，像个迷路的孩子似的，四下张望着。
她那件棉袄是我五年前托人捎回去的，穿得又旧又薄，领子还是翘起来的，看着都冷。
我下了车，几步走过去。她看见我了，脸上先是一愣，然后才露出一个有点不好意思的笑来：“哟，来了。等半天了。这鬼地方，咋这么冷呢。”
我什么也没说，把我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拉过她的行李箱，在手里掂了掂。
轻得不像话。
我蹲下去，把那行李箱打开了一条缝。
里头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七个存折，整整齐齐地码在衣服底下。
全取空了。
我喉咙像堵了一块大石头，发不出声来。
我妈像是猜到了我在看什么，伸手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嘀咕了一句：“看了干啥？你那几个姑娘寄过来的钱，我都没舍得花。”
我扭头看向我妈，她避开我的眼神，小声说：“路太远。火车票贵，飞机票更贵。我合计着省着点花，够用了。”
她说的“省钱”，是把老底子掏空，是在冰天雪地里找一个连地名都说不清楚的中国牧场。那一刻，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把我妈塞进副驾驶，把暖气开到最大，一路往家开。
路上，她靠着车窗，睡着了。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想着：要是现在有谁欺负我妈，我能跟他拼命。
06
车子开到牧场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雪停了，风也小了。
木屋里的灯亮着，从窗口看进去，屋里人影绰绰。
我停好车，绕到副驾驶那边，把我妈扶下来。
她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那排木屋，伸手理了理头发，又拍了拍棉袄上的褶子，跟要去串门似的。
我推开门，愣住了。
屋里烧得很暖和，灶上咕嘟咕嘟炖着什么，满屋子都是酸菜白肉混着葱姜的香味。
卡佳正往桌上端菜，看见我，“呀”了一声。
紧接着，玛丽亚从厨房探出头来，围裙上沾着面粉。
达莎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没织完的毛衣。
伊莲娜的医药箱敞着放在窗台上，里面整齐码着几瓶药。
柳德米拉坐在炕边，手里捧着本账簿，正拿笔在上面记着什么。
而我妈，就坐在炕正中间。
身上是干干净净的新棉袄，膝盖上搭着一条厚厚的羊毛毯，柳德米拉织的那条。
她正低头跟达莎说话，手边还搁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水。
她看见我站在门口，脸上没什么意外的表情，就是平平淡淡地说：“回来了？愣着干啥？去把鞋换了。你那靴子，卡佳都替你刷了三回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吐不出一个字。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靴子，确实干净得很。
再看看屋里头，灶上的火苗舔着锅底，炕烧得热乎乎的，五个人各忙各的，脸上也不见生分。
像是他们早就成了一家人，像是就瞒着我一个。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把手里的两个大包放到地上。
那是我从国内带回来的东西，保暖内衣、护膝、药膏，还有几包我妈惦记了好几年、一直没舍得让我买的软糖。
我把东西递上去，我妈伸手接过去，看也没看，就放到炕边说：“搁着吧。先吃点东西，饿了吧？”
柳德米拉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端到我面前：“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再说。”
我接过来，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端着碗，一筷子也子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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