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浑浊的时候，最容易出大鱼，也最容易翻船。
那天下午，我蹲在厂门口的石阶上，手里攥着一张停产整改通知书，看着工人三三两两从车间走出来，心里一阵一阵发紧。
孙炎彬站在我身后，低声说彭总，谢建辉那边回话了没有。
我掏出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一个未接来电都没有。
正在这时候，街对面的梧桐树下，一个老头儿坐在马扎上，手里握着根鱼竿，面前放着一只塑料桶。
桶里没水，也没鱼。
我认得他，城郊渔具店的何富贵，我爹的老朋友。
他远远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
我走过去，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扔给我一句话，把我钉在原地。
01
断电那天上午，车间里嗡嗡的机器声就有些不对劲。孙炎彬最先察觉出来，他站在冲床旁边，耳朵侧着听了一会儿，跑到我办公室说，电压不稳。
我那时正在翻手机上的订单，没太当回事。城东工地的货催得紧，我说加个夜班赶出来，让他看着点电压。
话音还没落，车间里的声音忽然全停了。
那种安静很奇怪，像一个人说着说着话，嗓子突然被掐住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口，看到外面几个工人围在配电箱那里，一个穿灰衣服的嘴里在喊什么。
我走出去，才听见他说的是“断电了”。
我到配电箱跟前时，卢大山已经在了。
这位跟了我父亲二十多年的老车间主任，蹲在地上，把电闸翻上来又推下去，翻上来又推下去，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没说话，朝厂门口的方向努了努嘴。
我转头看过去，两个穿制服的人正从大门走进来。
领头的年纪不大，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
他走到我面前，把文件夹打开，抽出一张纸，上面盖着区环保局的公章。
他说，你们的环保设施不达标，废水处理设备老化，粉尘排放超标，从今天起停产整改，什么时候整改合格，什么时候恢复生产。
我陪着笑脸，说能不能宽限几天，手上订单压着，工人等着吃饭。他很客气，说这是上面的统一行动，他只是来执行通知的，做不了主。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这种事我见过，底下的人说了不算，要找就找上面的人。
他们走后，车间里还是安静的。
工人们三三两两站在机床旁边，没谁说话，也没谁离开。
过了好一会儿，卢大山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副旧手套，站在我面前，问，老板，厂里怎么办？
我说没事，我来想办法。
话是这么说，可回到办公室坐下，打开抽屉，看着里面那几本账和一个合同包，心里凉了半截。
厂里账上的流动资金本来就没多少，这个月的原材料是赊的，月底要付货款，年底有一笔贷款到期，这些事我平时压在心里，连张芳芳都没细说。
张芳芳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桶，里面是排骨汤。
她什么也没问，拿了一只碗，舀了一碗汤，放到桌上，又拿了一双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在碗里。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汤还烫着，胃里面暖和了一些。她说，厂里这个月光电费就要十几万，断了电，倒是省了，可省下的这点，填不上窟窿。
我没接话。
下午孙炎彬从城东工地回来，脸色不大对劲。说工地的监理已经在问货了，拖一天加一天罚金，拖过三天，人家直接换供应商。
我拿起电话，拨了谢建辉的号码，响了两声就接了。
谢建辉是区里分管工业的副主任，在饭桌上跟我称兄道弟好多年了。
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很嘈杂，像是在什么活动现场。
我简短把情况说了一遍，他那边“嗯嗯”了两声，说老彭啊，环保是大事，你那个厂子确实老旧了，趁这个时机整改整改，未必是坏事。
我说整改没问题，但能不能先复电？工人都等着吃饭呢。
他说，你放心，我帮你问问，你等我电话。然后就挂了，忙音“嘟”了一声，就没声了。
我等了一下午，没等来他的电话。
晚上回到家，张芳芳在厨房做饭，铁锅里的油烧热了，葱花倒进去滋啦一声响。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电视开着，一部年代剧，演员在屏幕上吵来吵去，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她端着菜出来，看了我一眼，说，要不，明天去找找何富贵？
我皱了一下眉头：“找他干什么？一个卖渔具的老头儿，能有什么办法。”
她放下碗，说：“你爹在世的时候，厂里遇上过不去的坎儿，都是去找他商量。你爹最后那几年，反复交代过我，说你要是把厂子搞砸了，别硬撑着，去找何叔叔。”
我没接话。我爹去世五年了，他生前确实提过这个名字，但我从来没把那个开渔具店的老头儿当回事。
第二天一早，我又打了谢建辉的电话，是他秘书接的，说谢主任在开会。我又拨了两遍，都没人接了。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往桌上一扔，坐在那里看了半天天花板。
最后我还是站了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两条烟，一瓶酒，塞进黑色塑料袋里，走出门去。
我想，我去他家门口等着，总不至于还见不着人吧。
可那天晚上，我在他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门铃按了七八遍，里面的灯亮了，又灭了，始终没开门。
我把东西放在门口，转身下楼的时候，听到身后的窗户咔哒一声响，像是被人从里面扣上了。
我走在小区的水泥路上，路灯把我影子拉得老长，心里堵着一口痰，想吐吐不出来。
手机响了。是孙炎彬，他的声音有点急：“彭总，梁毅那边的人，这两天在跟咱们厂里的老工人接触。”
我停住脚步。
梁毅，城北大地五金厂的老板，跟我做同样的产品，规模比我大得多。这几年他一直在收周边的厂子，能收的都收了，就剩我这块骨头啃不动。
我站在路灯底下，捏着手机，后半夜的风吹过来，凉飕飕的，一直吹到骨头缝里。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像一台转个不停的旧马达，一会儿想着怎么凑钱，一会儿想着梁毅的样子，一会儿又想起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
他说，志强，记住，生意场上别太信自己以为的那一套，有空多去陪陪你何叔。
我那时候觉得父亲老了，说话糊涂，现在躺在床上，那句话却像颗钉子一样，钉在后脑勺上。
02
第二天一大早，我没去厂里，开车直奔城郊。
何富贵的渔具店开在城郊老街上，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木头牌子，上面用毛笔写了“渔具”两个字。
我来过几次，都是陪父亲来的。
每次都看到何富贵坐在店门口的马扎上，手里拿着砂纸磨鱼漂，或者蹲在院子里的水缸旁摆弄他那些钓竿。
这次也不例外。
我到的时候，他正坐在门口，膝盖上摊着一张旧报纸，手边放着一把紫砂壶，壶嘴冒着热气。
看到我的车停下来，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报纸。
我走过去，叫了一声：“何叔。”
他没应，翻了一页报纸。
我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尴尬，想找个凳子坐，门口只有一只马扎。他坐在那只马扎上，没有让我坐的意思。
我说：“何叔，我厂里出事了。”
他把报纸翻了一页。
我咬了咬牙，说：“环保局把电断了，说要停产整改。我找了好几个人，都没用。我爹说，遇上过不去的坎儿，就来找你。”
他放下报纸，抬起眼，看着我。
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你爹说的？”我点头。
他站起来，把报纸叠好，放在马扎上，转身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从里面端出一只玻璃杯，里面是凉好的茶水，递给我。
自己又坐回马扎上，拆开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他抽了一口烟，说：“你爹当年开厂的时候，比你现在还难。”
我端着杯子，没喝。
他说：“你爹那时候，厂子刚起地基，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材料商的货款欠了八个月，人家堵在厂门口要钱。你爹没躲，他把人家叫到工地上，当着人家面，把新做的第一批货全给砸了，说不合格的东西不卖。然后带着那人去银行门口坐了一下午，把那家银行的行长等出来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段事。
何富贵看着远处，眼神飘了一阵，说：“你爹那个人，一辈子不会算计人，可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愿意帮他。你要说他有钱，他不算有钱。你要说他能说会道，他见了生人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但他有一点，他说出去的话，吐口唾沫就是个钉。”
他顿了顿，又说：“你是他儿子，你比他有本事，脑子活，会来事。可你这些年带厂子，我怎么觉得，路子走歪了。”
我说：“何叔，我不是来找你数落我的。我是真没办法了。”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似的，叹了口气：“那你先回去吧。电断了，又不是天塌了。正好，你也歇一歇，想想这些年做买卖，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想说什么，他又摆了摆手：“回吧，过两天再来。”
我开着车回城里，一路上心里烦躁。这算什么事？我跑了几十里路，就听了一顿数落，连句准话都没给我。可到了下午，厂里的消息更不妙了。
张芳芳打电话来，语气暗沉：“两个车间的工人，今天没来上班。”
我问是哪两个。
她报了四个名字，都是厂里的老师傅了，干了很多年的。
我挂了电话，打给卢大山。
老卢在那头沉默了半天，说：“老板，老张头跟我说，梁毅那边给他们开了双倍工资，还承诺安排宿舍，他们走了。”
我说：“他们自己走的？”
卢大山说：“老板，说白了，是厂里断了电，他们心里没底了。”
我没话说了。
挂掉电话，我坐在车里，看着前挡风玻璃上慢慢凝起的水汽。
梁毅的动作比我想象中快多了，可能早就在等这一天了，等我的墙自己先裂出缝来。
晚上到家，张芳芳在桌上摆了两个菜，一碗粥。她坐在对面，没拿筷子，看着我吃，了半天，问我：“你去找何富贵了？”
我扒了一口饭：“找了。”
“他怎么说？”
“没怎么说，让我回去歇着。”
她没说话，站起来去厨房端了一碟咸菜出来，坐下，又说：“你爹信他。”
我也信我爹，可我不信一个卖渔具的老头儿能帮我把电通了。这时候手机响了，是梁毅。我盯着屏幕看了好一会儿，接了。
梁毅的声音笑呵呵的：“老彭啊，听说你厂子停摆了？也不跟哥哥说一声，有什么事咱们商量着来嘛。”
我没吭声。他说：“明天我过去看看你？正好有点事跟你聊聊。”
我端着电话，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摇了摇，沙沙响了一排。我说好，你来。
挂了电话，张芳芳看着我。我说：“梁毅要过来。”
她沉默了一下，问：“他是不是想收购？”
我没回答，把碗里的粥一口喝干净了。这一夜睡得不安稳，梦里都是机器空转的声音，轰隆隆的响，起床一看，窗外天还没亮。
我坐在床头，看着窗外，想了一大圈。
父亲那句话，何富贵的语气，谢建辉的电话，梁毅的笑声，这些声音搅在一起，像一锅炖糊了的粥，什么味儿都尝不清楚。
天亮了。
我洗了把脸，穿上外套，去了厂里。
车间大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几台冲床一动不动，地上散着一些铁皮碎屑。
卢大山正在里面扫地，看见我进来，停了手里的扫把。
我还没开口，大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响。
我转头看去，一辆黑色越野车停在了厂门口，梁毅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夹克，脸上挂着笑，老远就冲我喊：“老彭！哥哥来看你了。”
03
梁毅在办公室里坐定，自己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没接，他也没在意，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
他说：“老彭，咱兄弟之间，我就不绕弯子了。你这个厂子加这块地，我出一千六百万，你签字，钱三天到账。只要答应，那些工人的事，哥哥帮你善后。”
我没有马上回答。
一千六百万，听着不少，可我心里清楚，光这块地皮，市价就不止两千万。
加上厂房设备，他这是趁着我断了电，把我的家底截了一半。
我说：“梁老板，你这个价，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他哈哈一笑：“老彭，你也别嫌哥哥出价低。现在你的厂子停了电，订单交不了，工人也走了几个，往后这名声传出去，谁还敢跟你订货？一千六百万，还是看在你我多年的交情上。”
我坐在椅子上，他坐在对面沙发里，两人之间隔着一张茶桌，茶壶里的水还冒着热气。他抽着烟，我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谁也不催谁。
他说：“老彭，水浑了才好摸鱼，这话你听过吧？现在这摊水，浑得很。”
我说：“浑水好摸鱼，可摸到的是鱼还是刺，得摸了才知道。”
他又笑了，把烟在烟灰缸里摁灭，站起来：“行，老彭，你说得对，那让水再混混。不过别怪哥哥没提醒你，这水要是浑得久了，鱼全都先被别人摸走了。”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扫了一眼车间里那排旧机床，说：“你这些设备，上了年头了，改环保要投进去的钱，不见得比那笔收购价少。你自己掂量。”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他走后，卢大山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梁毅开走的车，闷声说：“老板，梁毅这人不怀好心。”
我说我知道。
他搓了搓手，又说：“老张头他们几个走得，我老卢不走。”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头泛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一时也想不起该说什么好。我点点头，说：“老卢，你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了。”
我坐了一会儿，拿上车钥匙，出了门。我给何富贵打了个电话，说我想过去坐坐。他在那头顿了顿，说：“来吧，我在河边，你直接过来。”
城郊那条河离渔具店不远，河水绿汪汪的，水面上漂着几片浮萍。
我远远看到何富贵坐在河边的水泥台阶上，面前支着一根鱼竿，旁边放着一只塑料桶，桶还是空的。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他没有看我，眼光落在水面上。
他不开口，我也不说话。
河水在眼前缓缓流着，偶尔有一两条小鱼跳出水面，又落回去，呯的一声。
蹲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开口：“你不是来找我帮忙的吗？怎么不吭声了？”
我说：“何叔，我说了，你让我回去歇着。我歇了两天，火可能确实是压下来了，事情却还在那放着呢。”
他转头看着我，那眼神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不紧不慢的：“那我问你，你这些年，觉得什么叫关系？”
我说：“用得上的时候能找到人，这就是关系。”
他没接话，过了好一阵才说：“你这话，是在外头饭桌上学的，还你爹教你的？”
我没说话。他又说：“你爹没教过你这些。你爹做的，是你把别人托付的事当了自家事，别人也把他的事当自家事。那才是关系。”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又没找到话。他拎起鱼竿，换了一个饵，重新把线甩进水里：“我再问你，梁毅找你，是不是开价了？”
我点了点头：“一千六百万。”
他笑了笑，说：“你信不信，你这厂子，半年前值三千万，可今天你就算想卖，两千万都没人肯接手？”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你觉得因为断电，因为这那的。其实不是。是因为梁毅把你的厂子的处境打出去了，现在整个行业都以为你不行了。他的那一千六百万，不是你厂子值的价钱，是你撑不住跟他换的价钱。”
他这话像一根针，扎到我心口上。我捏着手里的空烟盒，愣了半天。我承认他没说错。
“你来找我，想让我帮你解决困难，可我解决不了。你要的，是你自己之前搞坏了的东西。”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抬了抬头：“何叔，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收起了鱼竿，慢慢收线。
线在夕阳下泛着细碎的金光，鱼钩上的饵早没了。
他说：“你爹当年开厂，论做生意的手段，论算计，他比不上你，也比不上梁毅。你爹能立足，全仗着一个“信”字。他说出去的话，吐出去了，就是钉在土桩上。他答应了这个月付货款，从来不会拖到下个月。”
我坐在河边，看着河水，他这些话一句一句地落下来。我想反驳什么，可那些话却像是有分量一样，压在脑子里，让我半天直不起腰来。
04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了很久。
何富贵收好鱼竿，也不催我，拎着塑料桶慢慢往回走。
走到我身后时停了一步，说：“你自己想明白了再来找我，想不明白，跟我说再多也是白搭。”
他走了。我坐在河边，头顶上的月亮升起来了，河面映着一道白白的光。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城东工地。
还在门口就看到了那个监理，以前来对接的时候热情得过火，一口一个彭总叫得亲热。
这回他看到我，脸上虽然还挂着笑，说话的语气却变了个调子：“彭老板啊，货的事，你们抓紧一些，上头的压力也大。要是再交不上，我们只能按合同走了。”
我说：“你放心，我这边很快就恢复。”
他笑了笑，那个笑让我心里觉得不着底。
从工地回来的路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之前联系过好几回的一个供应商老贾。
他说要过来坐坐，语气怪怪的。
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下午他来了，坐在我办公室里，拐弯抹角说了半天话，最后掏出一张对账单，说我这边有一笔货款已经超期了，问能不能先结一下。
我看了一下金额，二十来万，之前约定月底才付的。
我说老贾，咱们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这还没到月底呢。
他搓着手，为难道：“彭老板，外面都在传你厂子撑不住了，我这心里也不踏实。你要是实在困难，我就少要点，先结一半也行。”
我明白他的心思。
生意场上就是这样，你行情好的时候，人家追着让你欠钱，你行情不好的时候，他恨不得今天就跟你把账算清。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他那张满面愁容的脸，胸口憋着一股气，发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最后我给他签了张支票，先付一半。
他拿着支票走了，走的时候千恩万谢的，出了门连头都没回。
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来。
我坐着坐着，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冒出了何富贵的话。
他说，你这些年，全是忙活在前两层关系上。
第一层是钱上的关系，你给人家好处，人家帮你的忙，钱一断，关系就断了。
第二层是面子上的关系，人家跟你喝酒跟你笑，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等你的厂子不行了，那些笑也就没了。
这两层关系，都是断得掉的。
他还有第三层没说完，我也没来得及问。
外面的天渐渐暗下来。
孙炎彬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新买的插线板，说要在办公室接一条临时线路，好歹让电脑和手机能充电。
我摆摆手说算了，停电了人家封的就是总闸，接临时线是违规的。
他站在门口，沉默了一会儿，说：“彭总，我有个以前的同学，在邻市的环保公司做设备，他们那有现成的厂房环保改造方案，价格也不算高。要不，我去问问？”
我抬头看着他，深吸一口气：“去问吧。”
孙炎彬走后，我打开办公室角落里那只旧铁柜。
里面堆着帽子、工作服、水杯，还有一本旧相册。
我拿起相册翻了翻，有张照片是父亲当年带着我在工地上拍的，两个人站在水泥地基上，身后是半截厂房，父亲的嘴角上一个笑，很轻松，像是天大的难事到他那里都不算个事。
我把相册放回去，关上柜门，坐回椅子里。
何富贵的话，孙炎彬的话，卢大山的话，老贾的话，一圈一圈地转。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半杯，剩下的半杯放在桌角上，凉了，没喝。
周五下午，张芳芳拿着一张电话缴费单进来，说厂里的座机欠费停机了。
我拿过来看了一眼，欠费三百多块，一屁股坐在那里，突然觉得好笑。
三百块。
我彭志强在饭桌上请客，一盘菜都不止三百。
现在，连三百块都要让人上门来催。
张芳芳站在那里，眼圈有点泛红。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出口，把单子放在桌子上走了。
我坐了很长时间，把那只欠费单叠好，塞进抽屉里。
拿出手机，翻到何富贵的号码，拨了过去。
他接起电话，好像早就在等着，只说了一句：“想明白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想明白了一点点。”
“哪里有明白的？”
我说：“我这些年，确实把钱和面子，当成了关系。可这些东西，断了电，就没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何富贵的声音慢悠悠地传过来：“明天一早，来河边。我把第三层关系，说给你听。”
05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到河边的时候，何富贵已经坐在老位置上了。
鱼竿架在水边，浮漂稳稳地立在水面上，他手里拿着一只搪瓷缸，里面泡着浓茶。
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他喝了一口茶，开口了：“你以前来找我，都是带着问题来的，急着要答案，要解法。今天你不一样，你肯先坐下来等鱼上钩了。这是好事。”
我苦笑了一下，没接话。
他看着水面的浮漂，说：“第一层关系嘛，是钱和利益的关系，你花钱，人家办事，钱花完了，关系也就清了，这是最不值钱的。第二层关系，是面子和人情的关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谁也别让谁下不来台。这层呢，比第一层结实一点，可要不了命的时候看不出真假。等你真有了难处，那些敬过你酒的人，有几个肯替你挡一刀？”
他顿了顿，继续说：“第三层，是你自己心里那杆秤。”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没有看我，眼睛依然盯着水面上的浮漂：“第三层，是你做人办事靠不靠谱，许过的诺能不能兑现，答应过的话算不算数。这层关系，钱买不来，脸面换不来，得靠一件一件的事情，一年一年的日子，慢慢攒。攒下来了，你倒了霉，还有人愿意拉你一把。你要是从来没有攒过，你出了事，谁会伸手？凭什么伸手？”
我坐在河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说的每一句，拆开我都听懂了，连在一起，像面镜子，照得我十几年做生意的底子，清清楚楚地摊在太阳底下。
“你那几百个客户里，有几个是冲着你彭志强这个人来的？有几个是冲着你请的那几顿饭来的？你那些工人，梁毅出双倍工资就能挖走，你觉得是因为钱吗？是因为他们心里，你这个老板，只值那份工资。”
他讲完，收了鱼竿，说：“回去吧，自己想清楚了，再走下一步。”
我回到厂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他的那几句话反复咀嚼。
不得不承认，每一句都戳在了我心口上。
那些我请过饭喝过酒的人，那些称兄道弟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出现。
而留下的，是卢大山。
是孙炎彬。
是那几个跟了我爹二十年的老师傅。
他们不走，不是因为我还欠他们工资，而是因为，他们信我爹，也信我。
我拿起电话，想给谢建辉再打一个，想了想又放下了。
我走出办公室，站在车间门口，阳光从房顶的破洞里漏下来，照在水泥地上，一道白一道灰。
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铁锈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从小闻到大，此刻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感。
可心里还是有一道坎过不去。
何富贵的话说得有道理，但道理是道理，真到了办事情的时候，道理能当电话本用吗？
我能靠“靠谱”两个字，让那些催款的人等一等吗？
我能靠一句“说话算数”，把环保局的章批下来吗？
我投了太多东西在谢建辉他们那条路上，那些年花出去的烟酒钱、饭钱，打了水漂不说，我现在连个能帮我打电话问问的人都没有了。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听何富贵的话，把一切推倒重来。
我走进办公室，翻了翻手机通讯录，找到谢建辉的名字，咬了咬牙，按下了拨号键。这一次，他接了。
“喂，老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方便吗？”
他那边顿了一下：“老彭啊，我下午正好有空。你过来吧。”
下午三点，我到了他办公室楼下。
上了楼，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挂着那种熟悉的笑容，招呼我坐下，还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我坐在他对面，心里盘算着怎么开口。
他也没催我，坐在那里，手指头慢慢转杯子。
我清了清嗓子，决定开门见山：“老谢，我厂子这个事，我知道你有难处。我也不求你别的，就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他说：“你说，能帮的我一定帮。”
我说：“梁毅那边，我手里有些事，可能你也知道一些。我可以配合你，把梁毅的违规操作往上面递一递。只要我这边环保批复能顺利下来，以后梁毅的动静，我都可以留意着告诉你。”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谢建辉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说：“老彭，你说的这些，我可不太明白。我跟梁毅就是普通工作往来，你这话，传出去不太好吧？”
我说：“老谢，我知道你为难。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只要帮我把这个批复放下来，我保证，不会让你白帮这个忙。”
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权衡什么，然后笑了：“老彭，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人了。不过既然你开口了，我帮你看看，能推动的我尽量帮。”
他心里盘算的是另一本账，把“梁毅”两个字的份量在心里头称了又称。
我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竟然松了一口气，好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甚至觉得踏实。
我下午五点绕道去了河边，何富贵已经不在了，只有那块水泥台阶空着。
那个傍晚，我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河水发呆。
心里像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何富贵讲得对，另一个说谢建辉这回答应帮忙了。
河风吹过来，我裹了裹外套，到天黑透了才起身回去。
第二天，梁毅来了。
他来的时候没有提前打招呼，直接把我办公室的门踹开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只黑色的小东西从他手里飞过来，“啪”地砸在桌面上，是一只录音笔。
他站在那里，脸上没有笑，声音平得像一块铁：“彭志强，我就问你，这东西，是不是你干的？”
06
录音笔在桌上弹了一下，滚到杯子旁边。
梁毅站在那里，单手撑着桌角，盯着我。他说：“谢建辉昨天把这份录音发给我了。你自己听听。”
他伸手按了一下，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可以配合你，把梁毅的违规操作往上面递一递……你帮我把这个批复放下来……”
录得清清楚楚，连我那时的停顿和犹豫都录了进去。
我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当众抽了一耳光。
那天在谢建辉办公室说的话，一字不落地到了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人手里。
我坐在椅子上，后背一阵发热，又迅速变凉。
梁毅收回手，站直了身子：“老彭，我认识你八年了。我这人做事，是心狠手辣，可我从来不玩阴的。你呢，你玩到谢建辉头上了？你也不想想，他那种人，是你玩得转的吗？”
我张了张嘴，嘴里发干，一句话也挤不出来。
梁毅冷笑了一声：“谢建辉昨天跟我喝酒的时候，把这段放给我听了。他说，彭志强想拿我当投名状，换他那张批复。老彭啊老彭，我跟谢建辉这么多年，中间是怎么个关系，你能看透吗？你连谢建辉是个什么人，都没摸清楚，还想拿捏他？”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桌上的录音笔还在一圈一圈地闪着红灯。
我坐在那里，坐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太阳从当空变成了西斜，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下来。
脑子里反复出现梁毅的那张脸，谢建辉在电话里满口答应的语气，以及何富贵在河边说的那句话：“你那些关系，全是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灭了。”
我的手机响了。是张芳芳。她在那头停了两三秒，说：“我听见了。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我一句话说不出来。
她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走廊传来脚步声，推开我这扇门，张芳芳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什么，呆呆地望着我。
她没有骂我，没有哭，站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话：“老彭，你这一下，可算是把你自己的脸，送到人家手上，让人家打了个响的。”
我低着头：“我知道。”
她转身走了，脚步声下了楼梯，远了。
我在办公室里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天彻底黑下来。我站起来，把那支录音笔拿起来，关掉，装进口袋里，关了门，开车去了河边。
何富贵不在了。台阶空空的，只有风吹着水面的声音。
我知道，这一刻我该去找他。
第二天清晨，我又去了渔具店，店门关着。
门缝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在河边，等鱼。”我走到河边，何富贵坐在老位置上，鱼竿架着，浮漂一动也不动。
我没说话，在他身边坐下。坐了很久。
他开口了：“梁毅来找过你？”
我点了点头：“找过了。”
他又问：“谢建辉那头的路子，断了？”
我苦笑了一声：“断了，还被人反过来捅了一刀。”
何富贵轻轻笑了一下，也没有多说什么。他收了一下鱼线，换了个饵，又把线甩出去。浮漂在水面上颤了一下，又稳稳地立住了。
他说：“你现在，知道你那个跟头栽在哪儿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知道我拿自己不想给的东西，去换我想要的东西。被人看穿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点了点头：“这世上最不牢靠的事，就是你把手里的底牌亮给一个不值得的人看。你既没有跟谢建辉有真正过命的交情，也没有让他欠你一个非还不可的人情，你有的，只是一桩想跟他交换的买卖。买卖嘛，当然是谁给价高就卖给谁。谢建辉那边，一看梁毅出得起价，你这边的货自然就没人要了。”
他说完这句话，收了鱼竿，站了起来。
他看了看我，目光里带着一些复杂的颜色：“人这一辈子，吃过亏，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着的。梁毅今天捅了你一刀，那是他的本事，也是你的教训。你要是能从这个教训里学出点东西来，这一刀，就不算白挨。”
我坐在河边，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河面上浮漂已经跟着水纹荡到了岸边，我伸手把它捞起来，捏在手里，凉凉的。
我回到厂里，工人们围在门口，见我回来，都散开了。
卢大山跟在我后面，进了办公室，欲言又止了半天：“老板，外头传的话，我都听说了。这不是什么大事，咱们还能撑。”
我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忽然有点想落泪，但还是忍住了：“老卢，你放心，我不会让这个厂子倒在我手里。”
那天下午，我自己去了环保局的办事窗口，拿了一份整改申请表的空白表。
带着这张表，去找了几家环保设备公司，对比了价格和方案。
晚上回到家，张芳芳还没睡，坐在沙发上等我。
我进门，她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存折：“这上面是十八万，是这些年我偷偷攒的，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妈给我的体己钱。你拿去吧。”
07
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里，手里捏着那本存折。
十八万，封面上烫着金色的字，边角已经磨得有些发白了。
这笔钱，张芳芳跟了我二十多年从来没提过，现在直接放到了我手心里。
她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声音有点发闷：“我知道你厂里缺钱，能拿的都拿上了。这点不算多，好歹能把那套处理设备的定金付上。”
我攥着存折，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我彭志强混了半辈子，到头来，还要媳妇拿出压箱底的体己钱来填厂里的窟窿。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那张存折，去找了孙炎彬介绍的那家环保设备公司。
负责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三十岁上下，看了我带来的整改需求表，报了一个数。
比我想象中低一些，因为厂里的厂房结构改动不大，水电线路也基本能用。
他说：“彭老板，如果你能一次性付清首付，我们这边可以尽快安装调试。整套流程下来，大概三周。”
三周。我算了一下，三周没有电，厂里开不了工，那批订单彻底泡汤，违约金加罚金又是一笔钱。我咬了咬牙，当场签了合同，付了定金。
回到厂里，卢大山已经在等我了。
他看了看我手里的文件袋，没问什么，只说：“老板，厂房后面那堆旧料，我找人收拾了一下，能卖的卖了一些，换了几千块钱，先给他们应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现金，用橡皮筋捆着，面值有大有小，皱皱巴巴的，一看就是从他兜里一张一张攒出来的。
我看着他手里的钱，愣了好半天。
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了，在厂里干了二十年，一个月工资四千多块。
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厂里差钱，把能凑的都凑了。
我没接：“老卢，你这是干什么。”
他说：“老板，你拿着。我家里就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钱。反正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攒下什么，这几个钱先顶上，以后你手头宽裕了再还我。”
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还是没说出话来。
双手把那沓钱接过来，攥在手心里，皱巴巴的边角硌着掌心，有实打实的份量，比任何一桌饭、一瓶酒都重。
晚上，我去了何富贵的渔具店。
他坐在店门口喝茶，见我来了，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
我坐下来，把那沓钱的事跟他说了。
他听完，端起紫砂壶倒了一杯茶，递给我：“你爹当年厂里最难的时候，有个工人把自己家过年的猪都卖了，钱送到你爹手上。你爹后来发达了，给那个工人的儿子安排了工作，一直养到他退休。”
我端起茶喝了一口，烫得舌头痛。
何富贵说：“你现在明白第三层关系了。你爹当年靠的，就是这个。工人肯把过年的猪卖了拿给你爹，不是因为你爹给他们发工资，是因为他们知道你爹不会辜负他们。你这些年，车换了三辆，房子换了一套，可你回头看看，你为你那些老工人做过什么？”
我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又说：“你厂里那个卢大山，跟了你爹二十年，跟了你五年，你爹当年说过，等他老了要给他养老。你爹走了之后，你管过他没有？”
我低下了头，攥着拳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放下茶杯：“老彭啊，钱上的关系，断得掉。面子上的关系，也断得掉。可人心里的关系，断不掉。你现在回去，好好对那几个留下来的人，他们才是你翻本的底牌。”
从渔具店回来，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何富贵那句“你为他们做过什么”扎在脑子里。
我开始回忆——老张车间里那个腿脚不好还撑着干活的师傅，我记得给他发过加班费，有两回拖了一天两天。
大前年他儿子结婚，我随了礼。
可我随礼跟别人一样，都是三百。
我想起父亲处理厂里一个老员工看病钱时的干脆，再看看我自己这些年，那些钱都花到了哪里去了？
烟酒，饭局，给谢建辉送的礼，一桩桩加起来，几十万都不止。
我不安，越想越发觉得心里发虚。
第二天我叫上张芳芳，去了一趟卢大山家。
他住在城郊的老小区里，两室一厅，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客厅里摆着一台老式彩电，沙发上铺着一条旧床单。
我说：“老卢，厂里这几年苦了你了，你家里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
他愣了一下：“没什么困难，过得挺好。”
张芳芳从包里拿出一只信封，放在桌上：“老卢，这是两万块钱。你先拿着，孩子上学什么的，别太省。”
他一看，赶紧摆了摆手：“不不不，老板，老板娘，你们现在比我还难，我哪能要你们的钱。”
我说：“老卢，你存折都肯给我，我给你这点钱你反倒不肯要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搓了搓手，终于把信封收下了，嘴里念叨着：“你们有心了，有心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走了。
出了他家门，张芳芳突然伸手挽住了我的胳膊，像刚结婚那阵年轻的时候一样。
她没说话，我知道，她这是在告诉我，我这一步走对了。
我心里却很清楚，这不过是还清了第一笔账。父亲欠下的那些情，我欠下的那些情，都要一点一点地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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