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我背着一个双腿瘫痪的姑娘上学，风雨无阻，一天没落。
教室在三楼，她不到八十斤，我背着她，一层一层台阶上，一层一层台阶下。
后来她突然消失了，连句告别也没留下。
十几年后，我在单位当个不起眼的技术员。
那天市局来人检查，我站在队列里，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下，一个女人被人扶上轮椅，推了进来。
她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她。
都愣住了。
她低头跟身边的秘书说了一句话，那秘书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手里的文件夹差点掉在地上。
那天下午，办公室里乱糟糟的。
小王小李趴在电脑前查资料，老周抱着保温杯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上头要来检查的事。
我没太在意。
我在这单位干了快五年，基层技术员，台前幕后都用不着我出头。
直到通知文件的最后一段，我看到了一个名字。
谢又菱。
三个字，黑体，加粗，印在A4纸上，看得我眼睛发酸。
郑学军站在旁边说：“市局新提的科室负责人，听说挺年轻，这次专门下来检查业务口的工作。”
我当时没说话。
天底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可那天下午，我坐在工位上，盯着电脑屏幕发了整整半个小时呆。
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一个键也没敲下去。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十几年前的画面。
水泥楼梯。三楼。还有趴在我背上的那个姑娘。
下班回到家，我妈做了两个菜，一盘炒青菜，一碗蛋花汤。
我扒拉了两口就放下了碗。
她问我是不是单位里不顺心，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多问。
吃完饭我回了自己那间屋，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纸箱。
纸箱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我伸手擦了擦，打开盖子。
最上面是一件旧校服，蓝白相间，袖口已经磨得发白。
我把它掀开，底下压着一本数学习题册，封面卷了边，纸张泛着黄。
那是她的。
那一年她从校门口消失之后，我从她家旧门缝里塞进去的那本。
后来房东收拾屋子发现，辗转托人转交给了我。
这些年我搬过两次家，丢过几件东西，唯独这本册子一直跟着我。
我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她的字迹，钢笔写的，一笔一划，清秀端正：“陈泽洋，数学不好没关系，勤能补拙，别放弃。”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她那时候喜欢用红笔在每道错题旁边写批注，解题步骤写得清清楚楚。
我那时候数学成绩一度只有六十几分，要不是她逼着我一道题一道题地啃，我可能连职业技术学院的大门都摸不着。
可是后来，我再也没能当面跟她说一句谢谢。
我合上册子，放回箱底。躺在床上关了灯，黑暗里天花板上的裂纹影影绰绰，脑子里却翻江倒海。
那个名字。那辆轮椅。她坐在轮椅上微微侧头的表情，还有她看过来的目光。
像是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湖面，一圈一圈的涟漪，荡开了就不肯停。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
单位院子里拉了一条横幅，红底白字：“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莅临指导”。
保洁阿姨把走廊拖得能照见人影，窗台上的绿植浇了水，叶子绿油油的，被阳光一晃，亮得有些扎眼。
我坐在工位上，把桌面收拾了一下，把名牌摆正。名牌就是个亚克力架子，里面一张白纸条，打印着三个字：陈泽洋。
九点刚过，院门口响起引擎声。郑学军喊了一声：“到了到了，都出去列队。”
我跟着人群往外站，站在后排。远远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办公楼前。驾驶座先下来一个人，绕到右边，打开后门。
然后我看见一条腿伸出来，踩在地上。另一条腿，却没有跟上来。
空荡的裤管底下，露出一截金属的光泽。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猛地缩了一下。
副驾驶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绕到车尾取下一只折叠轮椅，展开，固定，然后伸手去扶车里坐着的那个人。
那个人被扶上轮椅坐着。
深灰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挽成髻，颈线干净利落。
她瘦了很多，五官比高中时长开了，眉眼之间多了一种我以前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沉和稳。
但那张脸，我就是认不错。
是谢又菱。
她被人推着轮椅往院子里来，我像做贼一样飞快地低下头。胸口那口气堵在嗓子眼，上不去也下不来。
十年了。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她。可她现在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
轮椅碾过地面，发出沙沙的细响。
她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目光扫过人群，掠过我的脸。
停顿了一下，又收了回去。
随即她转过头，跟身后的秘书低声说了什么。
那一眼短得像一眨眼。可我看见了。我看见她的手指扶在轮椅扶手上，指节微微用力，青筋隐隐凸显出来。那一下的用力，比什么话都说得明白。
队伍散开之后，领导们进了会议室。
我们这些人各回各的工位。
有人开始整理台账，有人低声讨论新来的领导。
我没插嘴，坐在那里，把一份文件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一个字都没读进去。
检查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中午。会议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走廊里不时响起脚步声。我坐在工位上，手里的笔杆子都快攥出汗来了。
快十二点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谢又菱的轮椅出现在走廊里，旁边跟着几个人。他们沿着走廊往我们在的这排办公室走过来。
我赶紧埋头看文件，假装专心致志。
轮椅的声音越来越近。到了我们办公室门口，停了一下。
我听见有人介绍：“这是业务科，主要负责……”后面的字我全听不进去了。只听见轮椅的轮子在地板上转了个向，进了门。
谢又菱的视线在每张办公桌上扫过。很平，很淡，看不出情绪。她一张一张地看过来，像在清点一个什么名单。然后，在我的桌前，停住了。
她的目光落在那个亚克力名牌上。上面印着三个字：陈泽洋。
我没有抬头。我只能感觉到她在那里停了几秒。然后她对身边的秘书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我没有听清。
秘书朝我走过来。高跟鞋敲在地板上，一下一下，像踩在我心口。
“同志，”秘书开口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整间办公室的人都听见，“谢主任请您到办公室坐坐。”
那一刻，整个办公室安静了。
记忆里的那条走廊，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十六岁那年秋天，班主任曾丽萍站在教室门口喊我名字，让我去办公室一趟。
我那时候正在操场上打篮球，一身汗，磨磨蹭蹭地跑过去。
曾丽萍坐在办公桌后面，把一摞作业本往旁边推了推，跟我说：“陈泽洋，你班有个叫谢又菱的同学，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
“她腿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曾丽萍说着，顿了一下，“她家里就一个奶奶，每天接送她上下学，两个人很吃力。我跟校长商量过了，你跟她同桌，平时搭把手，别让同学欺负她。”
我那时候才十六岁，没想太多，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第二天早读课，我把书包放在靠窗的空位上，一抬眼就看见了教室最后一排角落里的她。
她坐在轮椅上，背挺得笔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两条腿搁在轮椅踏板上，裤管下面空荡荡的。
她梳着马尾辫，露出一整张脸，五官算不上多出挑，但胜在干净。
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直直地望过来，一点不躲闪。
教室里的吵闹声很大，她安安静静地低头翻着课本，像一尾游在水底不声不响的鱼。
我那时候想，一个坐轮椅的姑娘，倒是挺清高。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不是清高，是倔。
第一节课下课，我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摇了摇头。第二节课下课，我又问她要不去操场走走。她顿了顿才说：“不用了，不方便。”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杵在那里，不知道该接什么。
她倒是没什么表情，低头继续翻手里的书，翻了两页，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补了一句：“陈泽洋，你不用特意照顾我。我不习惯。”
我说行，心里却觉得这姑娘性子硬。
真正让我开始背她上学，是一个雨天。
那是高一上学期的一个傍晚，雨下得特别大，学校门口的水淹到了脚踝。
我顶着书包往外冲，正好看见一个老奶奶推着轮椅，在校门口那段坡路上打滑。
轮子斜了一下，整个轮椅往旁边歪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一把扶住了轮椅。
车轮已经滑到坡道的边缘，再偏几厘米就要翻下去了。
老太太吓坏了，手抖得话都说不利索：“小……小伙子，谢谢你，谢谢你。”
谢又菱坐在轮椅上，脸也是白的，但声音却很稳：“奶奶，你松手，让这位同学推。”
我推着轮椅走了一段，送到校门口。
老太太的头发被雨打湿了，贴在额头上，不住地说谢谢。
我看了看停在门口的旧三轮车，又看了看谢又菱，然后说：“奶奶，以后早上我来接她吧。”
那会儿我也说不清自己怎么就说出这句话来了。
可能是我看老太太年纪大了，白头发在雨里格外扎眼。
也可能是我看出那架旧三轮车拼了半天，轮胎磨损得厉害，链条锈得不像话。
反正是话说出去了，我就认了。
从那天起，我每天五点多起床，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先骑到她家那条巷子口，然后进院子，背她下楼。
她家住在二楼，那栋楼没有电梯。
楼梯很窄，拐角处还堆着杂物。
我第一次背她下楼的时候，脚步不稳，差点在拐角处磕到墙。
谢又菱在我背上两手抓着我肩膀，没叫一声，但抓得我肩膀生疼。
我站稳之后，听见她在我耳边说：“陈泽洋，你要是嫌重，我可以少吃的。”
我被她这句话逗笑了，说：“你没多重，比书包也沉不了多少。”
那之后，这句话成了我每次背她上楼下楼的口头禅。
教室里渐渐有人传闲话了。
有些男生在背后笑我：“陈泽洋真有意思，伺候一个瘫子上学，图什么？”还有人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自己什么成绩。”
我听见了，没吭声，也没去解释。那会儿我不太会跟人吵架，就觉得他们的闲话挺没意思。我背她不是为了图什么，就是觉得该背。
一次我推她进教室，一个男生在门口挡住了道，斜着眼说：“陈泽洋，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谢又菱的轮椅在门口停住了。
她没有转头看我。
她坐在轮椅上，抬起头看着那个男生，声音不高不低，一字一顿：“你说谁脑子有毛病？你再说一遍。”
那男生被她盯得有些发怵，哼了一声，让开了。
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姑娘看着清瘦，骨子里却硬得跟石头一样。
放学之后我推着她出校门，她忽然问我：“陈泽洋，你听见他们说的话，不生气吗？”
我说：“生气管什么用？总不能把他们的嘴都缝上。”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以后他们说我，我自己的份我自己讨回来。你不用管。”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但心里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的。
日子一天一天过，我背她的路越走越顺。
从刚开始的摇摇晃晃到后来的稳当利索，闭着眼也能摸出每一级台阶的深浅。
她在我背上写作业的时候，笔尖一下一下地蹭着我的肩膀，痒痒的。
后来她跟我说话越来越多。从今天上了什么课，到昨天的试卷最后一题难不难。有一回她趴在我背上，忽然说了句：“陈泽洋，你身上有股味道。”
我一愣：“什么味道？”
她说：“洗衣粉味。你妈给你洗衣服用的那种肥皂粉。我家也有。”
我没回头，但我感觉到她的呼吸就在我后颈窝，热热的，软软的。
那三年日子过得飞快。
高一进了冬天，每天早上出门天还黑着，路灯拉出长长的影子，我冻得手指发僵。
谢又菱坐在后座上，从兜里掏出她奶奶灌的热水袋，塞进我棉袄口袋里，说：“暖一下。”
我没推，就那么揣着。
到了学校，我先把她的轮椅推到楼梯口，蹲下身，她环住我的脖子，我搭住她的腰，轻轻一提就起来了。
背稳了之后我迈上台阶。
水泥台阶一共三十七级，我数过无数遍。
上到顶之后，她在我背上说：“你今天早饭吃的什么？”
我说：“两个包子一碗粥。”
她说：“明天我让我奶奶多蒸两个，你吃一个。”
我说不要。她说不许不要。我没再犟。
高一下学期，有一天午休，我在教室最后一排补作业，谢又菱翻出书包侧袋里的一张纸条，看了一眼，又塞了回去。
那天下午放学她一句话也没说。
我推着她下楼的时候，她忽然开口：“陈泽洋，我明天不想上学了。”
我愣了一下，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爸已经半年没寄钱回来了，奶奶推她去买菜摔了一跤，胳膊现在还绑着纱布。
她说，她不想读了，反正读出来也找不到好工作，不如在家帮奶奶做点手工活，多少能挣两个钱。
我听完没说话。隔了很久，我说：“你不上学了，那你以后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她坐在轮椅上，垂着眼，不说话。
我说：“我来接你。刮风下雨我都来，不缺你一顿饭。你就好好读书。”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点红，但没掉下来。她狠狠吸了吸鼻子说：“陈泽洋，你欠我的，以后还。”
那之后，谢又菱再也没提过退学的事。
我照常每天接她送她，也照常每天背她上下楼。
她奶奶有一次硬塞给我几块钱，叫我买瓶水喝，我没要，把钱放回她手里，老太太就站在那里抹眼泪。
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成绩出来。我的数学考了六十三分，谢又菱考了一百零八分。
我看着卷子叹了口气。她用笔尖戳了戳我的胳膊：“陈泽洋，你还想不想考大学？”
我说：“想，但是分数线够不着。”
她说：“那好，从明天晚自习开始，我每天教你一个小时数学。你学不会，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没想到她是认真的。
第二天晚自习结束后，她果然没有收拾书包走人，而是从书包里掏出一本数学习题册，翻到某一页，推到我面前：“先做这几道题，做完了叫我。”
她给我讲题的时候真的很凶。一道题讲完问我懂没懂，我说懂，她不信，又出一道变式题让我当场做。做对了她才点头放我回家。
那本习题册上的红笔批注越来越多。
每一道错题旁边都有她写的解题思路和步骤，字迹工整，条理清楚。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那本册子带回家，翻到后面才发现，有几页的批注，是在我根本没有做过那些题的情况下，她提前写好的。
她是在家里，一道道提前列好了思路，第二天再教我的。
我不知道她趴在桌上写那些字要花多长时间。
她的腰有时候坐久了会疼，她从不提。
我问过一次，她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没事”，把话题岔开了。
高考前两个月的一个傍晚，谢又菱把数学习题册翻到扉页，拿起笔，写了两行字。第一行：省城师范大学。第二行：省城工业大学。
她抬起头看着我，指指第一行：“我考这个。”又指指第二行：“你考这个。”
我看着那个分数线，心里有点发虚：“差好几十分，我考不上。”
她说：“还有两个月，你跟着我学，能考上。”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她又开口，语气比刚才轻了不少：“陈泽洋，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说你能考，你就能考。”
那天晚自习她比平时多留了我半个小时，把那本习题册上的错题一道一道重新给我讲。
讲到第六道题的时候，我脑子确实有点转不过弯来了。
她看了我一眼，说：“累了就歇会儿。”
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
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地响着。
窗外夜风从没关严的窗缝里钻进来，吹动草稿纸沙沙响。
她坐在我旁边，忽然说：“陈泽洋，我爹说他今年冬天回来，要当面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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